美歐的「愛恨糾結」，在裂痕與和解之間循環往複！

內容簡介

如果對歐洲而言歐洲一體化是一個艱辛之旅，對美國而言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也非矢志不渝。面對大西洋對岸這場深刻改變歐洲政治面貌的革命，從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年代的積極支持、尼克松―基辛格時期的相對冷淡，到20世紀80年代對「歐洲堡壘」的擔憂，以及冷戰後對「歐洲安全與防務特性」（ESDI）的警惕以及歐洲貨幣聯盟（EMU）的疑慮，美國在支持與反對之間搖擺不定。歐盟―美國關係在裂痕與和解之間循環往複，恰如一座「搖晃的鐘擺」。

作者簡介

張茗，1972年生，先後就讀於西南師範大學（現西南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分別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和法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出版專著《從美國民主到法國革命——托克維爾其人其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導讀》（人民出版社，2013年），並在《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國際觀察》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目前主要從事國際安全、太空問題研究。

精彩書摘

「金髮姑娘困境」（Goldilocks dilemma），源自童話《金髮姑娘和三隻熊》，據傳最初可追溯到英國「湖畔詩人」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年），指凡事皆有度，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對歐盟而言，歐洲一體化是一場有著兩個前線的進程。對外它要爭取美國的支持，對內則要不斷協調各成員國在一體化方案和目標中的立場。在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虛弱的歐洲最擔心的是美國倒退回孤立主義立場拋棄歐洲，所以「拽住美國」是當務之急。而隨著歐洲的復興和壯大，歐盟需要擴大國際影響並盡量避免引起美國的戒備和反感，這並非易事。事實上，1945年之後，許多歐洲人把歐洲局部或全部統一看作是恢復——至少是部分恢復——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強勢地位的手段。歐洲一體化運動不僅反映了一些歐洲人「超越權力政治」的願望，也體現了另外一些歐洲人想在美國、蘇聯和中國等大陸國家所主導的世界中，創建一個可以讓歐洲人更有效地介入「權力政治」的單位之動機。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有人表示： 如果歐洲經濟共同體獲得成功，它將對未來的整個世界產生深刻影響。事實上，它意味著一個可以在人口、經濟資源和技術上與美國和蘇聯媲美且在文化傳統上優於二者的第三支超級力量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法國總統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1974—1981年在任）的話也傳達了這種願望： 一個反對美國的歐洲是不可想像的，一個美國庇護下的歐洲是不能接受的。我希望一個站起來的歐洲。

在後者，走得太慢不好，走得太快也不好。最初的歐洲經濟一體化是一個目的地隱晦不明的進程。歐共體成員國內部在遵循邦聯主義還是聯邦主義、超國家主義還是政府間主義問題上的爭論一直未曾平息。雖然確立一體化的最終目標在1967年就被提了出來，21世紀初的歐盟首腦尼斯會議也再次提及要思考歐盟的政治定局，但迄今為止歐盟內部在這個問題上仍未形成統一的共識，而新入盟的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彌合而是加重了這種分歧。歐洲一體化是一項「未竟的事業」，歐盟的政治定局仍是一個未知數。唯一可以斷定的是，歐盟的未來仍將是一個各成員國反覆鬥爭、談判和妥協的艱辛的歷程。也許這個過程會相當緩慢，但除非歐盟發生內部分裂，歐洲一體化趨勢發生逆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對美國而言，歐洲團結也許符合美國利益，但同時也存在培養一個平起平坐夥伴甚至競爭對手的風險。雖然在歐洲一體化的最初階段，美國「既是歐洲統一的說客，又是歐洲統一的榜樣」。美國鼓勵了歐洲一體化卻又不願正視其可能後果。隨著歐盟的成長、壯大，美國政策在忽略或藐視歐洲與呼籲美歐合作之間搖擺動搖。美國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面臨「金髮姑娘困境」，兩難抉擇愈顯艱難。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年）是這種矛盾心態的典型寫照。冷戰剛結束時，他曾警告，如果發生歐共體的政治一體化，將會誕生一個非常強大的實體，不能不被視為一個對美國利益的主要威脅。在世紀之交，他又表示，與歐洲的健康合作是防止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在世界上感到孤獨的最好方法。

雖然美國介入歐洲一體化的部分原因是出於經濟考慮，但總體上安全考慮凌駕於經濟考慮之上，美國對軍事一體化組織北約的重視遠遠超出了對經濟一體化組織的關注程度，歐洲煤鋼共同體及以後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不得不長期為吸引美國政府的關注和重視而努力。隨著歐盟的強大，美國也確實越來越重視並加強了與它的聯繫。不過隨著歐美關係中競爭面的擴大，美國對歐洲一體化的疑慮和警惕也在加深，傾向於牽制而非鼓勵歐洲一體化。美國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歐盟，但前提是其沒有能力和野心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上平起平坐，且美國對歐盟能否配合美國全球戰略的關心甚於對歐盟本身的關心。美國負責歐洲與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弗雷德（Daniel Fried， 2005—2009年在任）曾表示，美國和歐洲在同一支隊伍里打同一場比賽，但處於不同的位置。

雖然沒有一以貫之，出於三種原因，美國通常對歐洲一體化給予支持。第一，地緣政治考慮。從冷戰開始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及以後），當一半的歐洲避免了蘇聯的掌控時，美國把一個團結的歐洲視為在這一美國擁有特殊利益的地區穩定與繁榮的最好保證。第二，經濟考慮。雖然地緣政治考慮止於何處、經濟考慮始於何處難於考證，但美國對歐洲一體化是否符合美國經濟利益的疑慮常常為促進歐盟內部經濟自由將不會製造新的外部市場准入障礙的保證所緩解。第三，美國安全利益考慮。雖然美國對歐盟削減軍事開支和專註於「軟安全」頗有微詞，但總體上華盛頓對歐盟發揮安全行為體的作用表示歡迎。

在美國方面，在如何對待歐洲一體化問題上存在三派。保守派既不希望歐洲太成功也不希望它失敗。他們認為歐盟的政治一體化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繼續在歐洲發揮影響的最大挑戰，美國政策必須做出相應調整，美國應該停止其對歐洲一體化不加甄別的支持。

一個國家主權至高無上、各國能夠靈活反應的歐洲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自由派則認為美國毫不需要害怕歐洲一體化，而是要擔心其他早已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敵人和挑戰。

美國應該如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政府那樣，一如既往地支持歐洲一體化。中間派認為，無論是分裂還是無條件接受歐盟為夥伴可能都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相反，美國應該走一條介乎不合時宜且最終可能徒勞無益地削弱歐盟與接受一種主要以布魯塞爾、巴黎和柏林為重心的夥伴關係之間的中道。長遠看，除非世界其他地區發生重大變故，或者美國極其需要歐盟的戰略配合，否則美國對歐盟牽制的一面會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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