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瀾」與「河床」 ——《天裂》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種歷史敘事可能優秀青年學人支持計劃·第一輯·瞿駿

最新 05-17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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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術為底色以思想為旗幟

優秀青年學人支持計劃 |第一輯·瞿駿

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舊路與新徑

開欄語：「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活躍而有創造力的青年群體，是一個時代最寶貴的財富。學術的進步，同樣依賴於青年學人不斷補充新鮮血液。《探索與爭鳴》一貫重視扶持青年學者，從本期起，本刊正式推出「優秀青年學人支持計劃」系列專輯。本計劃誠邀全國青年學者聚集「一書、一人、一領域」，入選「優秀青年學人支持計劃」的青年學者，本刊將圍繞其所申報論著涉及的學術和思想論題，廣泛延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召開學術研討會，並在《探索與爭鳴》刊物上推出專輯。編輯部希望藉此形式，鼓勵青年學人提出具有原創性、前瞻性的觀點，將學術研究和現實關懷結合，為解釋和解決中國問題提供獨到思路，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作出努力。「優秀青年學人支持計劃」第一期已於2017年12月4日舉辦，針對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瞿駿教授的新著《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中提出的話題展開研討，主題為「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舊路與新徑」。現就其內容推出專輯以饗讀者，期望廣大學者參與討論。

「波瀾」與「河床」

——《天裂》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種歷史敘事可能

沈潔 |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

沈潔副研究員

從甲午到1920年代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下文簡稱《天裂》)便是圍繞這個基本問題做「再歷史化」。「再歷史化」，很大程度就是去熟悉化。《天裂》一書，很重要的一點突破即在於視野和解釋的維度，在一個知識、觀念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中，借鑒社會學及新文化史有關印刷史、閱讀史、心態史等理論與方法，在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一種複線的歷史過程中，講述晚清民國思想轉型時代的各種聯動、流動乃至「反動」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並且在這個基礎上，講述了近代中國知識與思想、觀念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互生關係。

總體來講，這本書的研究，首先很細緻，許多新史料的開掘，包括日記、年譜、書札、報刊、小說、行路指南在內的大量地方文獻的引入，論述充滿了細節，歷史變得生動。但同時，在主題和立意上又不失宏大。把「傳統」複雜化、多元化，把中國的現代轉型去熟悉化、去單一西方化，宏富的、細節化的史料，拼貼和揭示出了知識流動與近代社會、文化變遷的紛繁錯綜的過程，也展演了制度變遷背後文化權力的爭奪與再分配、士人集體心態的轉變等情形。這是其意義之一端，也即依思想文化史路徑解釋中國現代變遷所能極大限度抵達的豐富的「歷史現場」，詳閱《天裂》想必可以領略。

而我這篇小文，想要就《天裂》提出的一些問題，換一個視角，探討另一種歷史敘事可能。不在思想、文化而在政治變動、經濟變動與社會變動的視野里看甲午至國民大革命，那麼我們有關辛亥、五四以及現代中國的描述，可能就會與此書有許多不同。轉換視角，並非落在「商榷」，而不過想在這個故事之外，再講一個故事；亦不過想說明，任何一個維度的解釋方法均有其長、亦有其短；思想史，可能恰恰因豐富而失於確鑿，因靈動而落入空疏。

思想怎樣攪動社會

《天裂》一書最主要的一個線索，就是用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來串聯中國的現代轉型。那麼這裡面有一個天然的邏輯——思想攪動社會。單從這一視角來講，對於轉型與變動的呈現，有其自足邏輯及說服力。但我們還可進一步追問，思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進入社會、甚至攪動社會？亦即思想是如何化為「行動」的?

以《天裂》第一章清末的「排滿」為例，書中引常乃悳「武昌起義，各省響應，不到百日，清朝就終於亡了。這就是文化運動與思想革命的真力量的表現」。本書以清末排滿為開篇，亦以常氏此語為全書「題眼」，關於言論動員與觀念形態的反滿，已經有了無數的研究，不再贅述。辛亥年以清帝遜位、帝制終結為收束，排滿作為思想前提存在，營造了一種時勢。而我想要「接下去」講的是，在辛亥年，排滿又絕不僅僅作為思想革命、文化運動存在，思想與口號終而導引出行動。

「遜」與「讓」，是一個「表達與實踐」雙重迫、喊的結局。

武昌起義後，旗、漢之間的對峙歷時雖短，但於推進革命進程，卻關係重大。發生在武昌、荊州、江寧、西安等地的殺戮事件，對於上至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下至數量巨大的旗兵、旗族，均造成巨大震蕩。目睹乳嬰亦悉被殺戮的景象，革命黨人凌盛儀感嘆：「想種族革命，亦不致如是之虐!」僅舉幾例在華外國人目睹的殺戮事件，亦可證明當日排滿行動的嚴峻。

武昌起義以後，《紐約時報》刊登漢口來電：「對於平民百姓來說，這是個恐怖的夜晚。滿清官員被一家一家地屠殺，造成了大批死難者。」1911年12月5日漢口租界領事許立德在致英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信中說，「像遷入新居時習慣要殺一隻雞，用它的血塗在門柱上以保好運一樣，進入新的統治時期也必須用滿族的血塗抹衙門的門」。12月7日朱爾典致函格雷爵士，提到西安的屠殺：「滿族人被斬盡殺絕，滿族街區也被焚毀。」

據由陝西逃至漢口的日本人所談，西安的情形更加慘酷：「革命軍當日下午—時將鐘樓門攻破，一擁而入滿城，首先搶掠金錢，第二次再搶搜其他物品車馬等。至二十三日凡敲門不開者即闖入殺人，二十四日更因哥老會之主張，將十五六歲以上滿人男子全部殺死。到處發生火災，亦有放火自焚者。豪華的滿城，一夕之間變為慘淡萬分之兵燹場，全部毀滅。總計約六千之滿人，僅余少數婦孺，其餘四五千人均被殘忍的革命軍殺死。」

當然，相較於大部分地區滿城和平交接，殺戮事件不能說具全局性、典型性。但考慮到，它發生在排滿浪潮席捲全國的革命時期，造成的心理威懾無疑是巨大的。更何況，那也正是一個謠言滿天飛的年代，這種「危局」、「剿洗」的傳言尤其容易愈傳愈廣、愈傳愈甚。由革命黨、新軍「文明」對待的四川將軍玉崑，亦相信了革命軍「直入大內將王公諸老盡行殺戮」的謠言，因而「日日驚嚇不可待言」。成都滿城的光復，便由此驚懼底定。

所以說，「五族共和」雖很快取代「驅除韃虜」，但政綱和口號之外的行動其實要複雜得多。儘管黨人早就宣稱，革命宗旨在光復不在報復，殺戮也僅是小範圍內，但「剿洗」恐懼卻是無邊漫衍的。清廷退位正是發生在這樣的情境底下。隆裕太后居於深宮，信息有限，所聞所慮很大程度來自傳言。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與內閣大臣聯銜密奏，要求太后「順應民心，宣布共和」，他提醒隆裕：「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1月26日，段祺瑞等人致內閣電，說的也是「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南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1月29日，宗社黨首領良弼被炸身死，隆裕早朝時對著三位國務大臣掩面而泣：「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2月1日，隆裕在御前會議上向反對共和的皇親們說：「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利害，我們沒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

協議「五族共和」由這樣一種很不「共和」、性命攸關的局勢所造就。也就是說，「共和」陳義之所以能在辛亥年底促成和談與退位，更大程度上不在它的合法性、正當性，而在於「排滿」作為前提及行動存在，只有共和了才能停止被殺戮的恐懼。袁氏「逼宮」，人所盡知；但我們也應當看到，恐嚇清室退位的，不僅僅是袁世凱，還有革命所製造的、滿人已經無處容身的時與勢。

革命中的排滿，是歷史的具象，而非「似真亦幻」的思想運動。它非常真實而且直接推動了歷史的過程。我們通常將辛亥革命定義為一場政治革命、將「反滿」視為晚清的思想運動，但在這一百餘天的具體歷程中，「種族」議題確鑿地以威懼之力迫使旗兵放下武器，迫使皇室最後無言退位。由此，我們便不應僅以思想運動來看待清末排滿，思想因革命的催化轉換為具體的行動，成為一種「社會事實」，並因此構成時勢，再由時勢推進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攪動社會，進而導引行動，兩方合力方能推動歷史變遷。

技術、經濟與制度變遷

清末新軍訓練照

晚清到民國的現代轉型中，思想與文化變動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根本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看到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性，比如書中討論到的會議、宣傳這些動員方式，從晚清到共和國的類同及延續。從思想史的視野來看，類同和延續是很重要的，但仍然有一個「進一步」追問的問題——帝制到共和轉型，觀念與思想，是浮現在表層的東西，那麼表層底下的基底與紋理呢？

中國的現代轉型，最根本的變化，是中國在此過程中開始步入工業化的時代。工業時代真正改變了中國。這種改變，不僅僅是經濟史領域所討論的工廠、貿易、資本這些很具體的東西，還在於它與整個民國國體建構之間巨大的關聯性。羅志田先生給杜亞泉《辛亥前十年中國政治通覽》寫的導言，批評今天的多數研究者仍沿襲「無學部則教育必衰，無農工商部則實業不振」的思路。他認為把晚清新設各部視為正面的舉措來論述是錯的。新政期間政府舉措過多，才是導致亡清的弊病。

從發掘杜亞泉為代表的民國學術與時政觀察的沉穩派、發掘中國思想史上更深刻的歷史內容這個角度出發的，這個論斷，其論述邏輯並不錯。但如果我們從工業化和經濟史的、制度史的角度來看，這就構成了思想史研究者很難彌補的一個缺憾。制度不可能如思想那樣，從正或反、好或壞處考慮，而應當考慮，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制度與改革。以農工商部的設立為例，並非清廷主動、主觀要改制，要實施新政；而是因為經濟體的發展，工商稅已遠超農業稅的現實處境，凡此等等，必得設立新的管理部門與制度。於是才有了農工商部、度支部的設立。繼而，從北洋到南京政府時段的民國，工業化對建構國家體制的影響，更是多方面、多維度的。

上海是非常典型的，從商業都市到現代工業大都市，幾個大工業區及工業資本的崛起，對民國政府的塑造和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上至時代精神，下至政治體制，可能都需要從經濟變動、社會變動等事實處著眼，將思想與「存在」結合才能夠把轉型講清楚。

工業化所連帶的便是城市化問題。費孝通講「鄉土中國」，這個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為什麼會提出「鄉土中國」這個概念？就是因為出現了一個城市中國。晚清開始，中國漸漸變成了二元社會，城市與鄉村的分裂，成為巨大的、最難跨越的一個問題。所有的資本和精英都集中到城市，農村凋敝。這是造成民國史上許多大大小小問題的一個起點。

比如說，在思想史領域，有關於社會史的論戰，密切關聯的便是當日中國的農村問題；在學術領域，有「眼光向下的革命」；至社會改造領域，出現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有鄉村建設派，都是因為城市化之後，中國面臨切峻的農村問題。這個問題集中到最後怎麼解決，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革命。這也就構成了民國史上最根本的一個問題——革命。城市化、工業化聯接起來看，可以看到，資本為中國帶來的，不是隨財富增加而來的社會穩定，而是革命。從根本上講，是資本造就了革命。資源不斷地向城市集中，造成了整個中國的分裂。這是一個悖論，可能也為思考這段歷史提供了更多空間，以及更多的分析路徑與可能性。

《天裂》書中花了許多篇幅討論晚清到五四的啟蒙圖景、共和觀念，講上海對江浙讀書人的輻射，士子們、新青年讀到什麼、思想如何發生變化。這依然是一個思想與文化為表、經濟與社會為里的問題。我所關心的可能更多在於，他們是怎麼讀到的，換言之，上海為什麼可以對江浙造成輻射；觀念與思想發生轉變的經濟、社會、階級背景是什麼？上海之所以在這個「重塑地方」的權勢結構中佔據高位，取決於印刷資本主義所締造的一個出版盛世。

白吉爾在她的名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年）》中曾指出，「資本主義既不是市場大量增加的結果，也不在於其整體化的程度，而是將機械化引入一個極其商品化的社會」，機械化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基礎。芮哲非研究上海的印刷業，就是在這個起點上展開的，他指出：機械化為中國印刷資本主義提供了物質基礎，印刷業完成商業化、世俗化、民間化並轉型為一種非人工的、「由機器帶來的產業」之後，印刷資本主義才真正到來。文化進步背後是印刷技術以及物質因素，印刷機器與技術的演變對印刷業有重要影響：《馬關條約》之後的10年間，印刷機製造業成功完成了從維修機械到生產機械的跨越。

到1894年為止，儘管石印商在投資額和僱工數量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印刷業和出版業在上海的經濟活動中仍只佔一小部分。據《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的統計，除《申報》外，報紙和凸版印刷業的投資額只佔輕工業總投資額的10%左右，包括《申報》在內的報紙印刷廠只僱傭了650名工人，另外五六家外資出版社僱傭了220名工人，1894年，從事凸版印刷業的870名工人只佔上海中外資輕重工業總人數的1%。

而在隨後的1895年、1905年、1911年和1919年，歷次政治與教育變革之後，鉛印業和其他凸版印刷業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印刷商與出版商為了應對新的市場而裝備了大量的新型機器。芮哲非的研究在技術史和產業史的視角中，為當前流行的書籍史研究範式重新定位：「只有關注到上海的工業製造史之後，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上海現代書籍史才能被完整地書寫。」

書籍不僅是思想的載體，書籍史因思想史的遷折而遷折；它同時也是技術、機器、產業革命與工業化的產物，把這種物質的力量和物質的基礎糅進對書籍史、思想史的理解，這樣的歷史是更切實的，我們能在更廣闊的範圍內觸摸社會變遷的深層脈搏。

「珠光寶氣」與「亭台樓閣」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楊國強先生討論清學的一篇文章里，有一個很厲害的概括，他說，清學，滿眼的珠光寶氣，卻看不見亭台樓閣。我附會一句，思想的、文化的、觀念的，現在流行謂為「風」的那些東西，可以差強比附為「珠光寶氣」，我們論述、描畫它，用來串聯歷史，使我們對於歷史的敘事更細密，具備了溫涼與呼吸，歷史過程便不易刻板化，而是流動起來了。然而，用什麼來串起這些「珠光寶氣」，那隻能靠「亭台樓閣」，也就是孕育思想和文化的經濟與社會。

我做近現代中國的反迷信運動研究，很清楚看到思想層面的強制介入、「反對迷信」甚囂塵上，可是，激情的批判者根本沒有弄清他們意圖毀滅的對象究竟是什麼。「迷信」看似是一個思想層面的東西，但信仰、儀式實則與生活方式緊密聯結，在經濟結構與實際生活未獲根本改變的情形下，「啟蒙」好、「現代」也好，都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這意味著，思想啟蒙在民眾世界中的根本性缺失：祠神崇拜，禮俗與禁，是作為普通中國人的深層思維習慣並具備實際的功能而存在於生活世界和心靈秩序中的。倘若不能從實際的、經濟的根本處改變農人生活，破除迷信只能作為一個口號而存在，而「未完成的現代」對農村舊有社會組織的破壞，使這些新的制度建構實際又變成了一種「新的壓迫」。

1930年代的一個社會學家將此概括為陷農人於「舊的掙扎與新的壓迫」間。我們講近代中國的中西衝突、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如果從社會史的視角去理解，便是新的制度結構想要植入鄉村，它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組織，但因其不完善，又不足以完成替代，於是便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失調。包括破除迷信在內的，近現代中國的諸多思想運動在民眾世界、鄉村社會遭遇的種種困境，大多緣於此。在社會的、經濟的結構中，體察思想運動的脈絡與流變，從「察言觀行」到「循名課實」，這樣的做法大概更周全。再比如《天裂》一書中著重描繪的新文化運動。

思想層面的新與舊、中與西，是一個層面的問題；這些思想的淵源、社會基礎，則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有關「新文化」的經濟背景，伍啟元寫於1933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一書中，曾將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潮與現實的社會經濟一一對應，進行研究，這為我們回看五四新思潮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很獨特的視角。

伍啟元認為：「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完全是受社會變遷的推進：直覺主義代表了封建殘餘的最後掙扎，實驗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理論的展開，辯證法的唯物論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抬頭，東方文化論代表了中國幼弱的資本主義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另求出路。」

民國初期農村

他進而分析，直覺主義不過是一種玄學的思想，它很明顯是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帝制崩潰，中國的封建勢力早已幻滅，因此，這種「反動的思潮」失去了社會的基礎，必然「不打而自倒」了。實驗主義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基礎的一種哲學，它的特徵是注重實際的效果，這種「實利主義」完全是美國資產階級的精神的表現；同時，實驗主義是一種改良的主義，不贊同革命的突變，暗示社會應當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漸進改變，而不應以階級鬥爭求社會的變革。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中心，它是農工革命唯一的哲學根據，這種哲學代表了勞動階級，它隨著社會主義而來臨中國。

當日中國的現狀是，資本主義在大陸上的發展，因受了無產階級的猛力攻擊和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性，其弱點一天一天地暴露出來。尤其是歐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受了根本的動搖，資產階級更不能不另求出路，而有求助於「東方精神文明」的主張。中國幼弱的資本主義因受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三面夾攻，遂亦不能不另求出路，而趨向於本身自有的文化，這就推進了東方文化的論調。

他有一整套的分析，都是關於新的思潮發生必定是社會組織變動的反映，亦即社會的經濟構造發生了蛻變。伍啟元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脫開了就思想而論思想的窠臼，從更深層的經濟與結構變遷的角度解釋文化與觀念的變動。

他的分析無疑受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史觀的影響，但與1949年以後「資產階級軟弱性」這樣的「經典分析」迥然有別。他著眼於何種思想產生於何種階級，而不是何種思想代表了哪個階級。新文化運動承續著晚清以降向西方看的潮流，提倡西洋文化，甚至於「全盤西化」口號的提出，一是出於救亡圖存的需要，二也是體現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各種變化。

再比如，「社會主義」這個辭彙，不同的人群在使用的時候，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目標，用胡適的話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大家都談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這需要做區分。

而知識界的社會主義熱潮在當日亦並不孤立，不純粹是一個思想性的東西；將西方視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象徵，而將蘇俄的社會主義視為自由、正義與人道主義的化身，在1920年代以後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當時的報章雜誌上，有許多有關於此的「民意調查」，可以看到，民眾對社會主義、俄國、列寧已顯示出極大興趣，對美國、威爾遜卻明顯不再熱衷。這就是一個所謂「一般思想界」以及社會基礎、經濟背景的問題。

從思想和社會的變動這個點出發，我想到的一個關鍵詞——「再造」。帝制崩塌，共和建立，從辛亥到五四，段祺瑞說「再造共和」，胡適說「再造文明」。可以看到，這個過程裡面，實際上構築的是一個「再造統一」的趨勢。再語義轉折一次，也就意味著，在尋找一種秩序。所以，「再造」成為很重要的關鍵詞，開始形成民國自身的一種特徵，也在各個方面，都有發散、影響與表現。自北洋時代始，文化上，中國開始走向一個融匯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活力和無限可能性的時代。

梁啟超、楊度、康有為、章士釗、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這麼多不同的人眾聲喧嘩，表達截然相反的政治理想，也為我們現在思考那個時代的人所面臨的歷史處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這是真正意義上古今中西的融匯。唐德剛說，晚清民國是中國歷史的三峽，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的轉型時代。以前通常我們講民國，從北洋到南京政府，一直到1949年，整個民國就是「打來打去」，各種亂局。

這裡面，包括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一直亂；第二，更重要的，這種「亂」和「變」，是怎麼塑造那個時代的，又是怎麼塑造那個時代的人的。要之，那個時代的人，直面的問題與我們不同。在這個亂和變的過程中，還有許多沉澱下來的規則、心理、行為的公共信條。這也是「再造」的一個序列。《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做歷史研究，一向也是主張於此，從波瀾處著手。但本文以具體、細碎的問題所提起的這些維度，想表達的不過是，觀瀾之外，還要看到河床。把隱蔽在表層的這些基底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淵源、起落，才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