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夢孜：對古代絲綢之路源起、演變的再考察
原標題：傅夢孜：對古代絲綢之路源起、演變的再考察
【摘要】古代絲綢之路時間跨度長，涉及範圍廣，影響巨大，相關史料甚多。本文嘗試以中國為主並以更廣的視角對古代絲綢之路進行再考察，廓清與絲綢之路有關的學術概念及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地理路徑範圍，對古代絲綢之路路線進行補充研究，並探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特殊性、陸海絲路之源起、演變，以及在不同時期出現絲路時斷時續或並存、交替的歷史時空背景。
古代絲綢之路開啟了中國與域外、甚至更廣遠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序幕與進程，絲綢之路的歷史已有數千年，對亞歐大陸各國人民交往影響十分深遠。中國首先開創絲綢貿易，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與背景。在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宏大倡議後，對古代絲綢之路相關歷史進行再考察，有助於今天對「一帶一路」問題學術研究的深入。
一、相關概念溯源
1.1作為標誌性交易媒介的絲綢
顧名思義，絲綢之路與絲綢直接相關。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絲綢作為一種紡織品，這一產品符號對中國與域外、亞歐大陸各方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如此源遠流長，以至其他任何一種產品可能都難以與之類比。
在古代，這種以桑蠶絲為主、也包括少量柞蠶絲和木薯蠶絲為主織造的紡織品發明、起源於中國。中國歷史傳說中，被譽為中華民族之母的黃帝元妃嫘祖（公元前2550年）被視為「先蠶」，即始蠶之神。《通鑒外紀》記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蠶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絲綢之於中國，遠古時期即成為國家商品之驕傲。正可謂「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很早就閃耀出了絲綢的光芒」。有學者稱，「絲綢比中國四大發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對人類的貢獻又絕不遜色於四大發明」。在有文字記錄之前，考古出土的文物資料成為「說明蠶桑絲綢的可靠依據」。大量考古發現，呈現出先前蠶桑絲綢的一些痕迹。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養蠶、取絲了。在河姆渡遺址中，人們發現了紡織工具。1926年，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考古隊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一個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遺址中，發掘半枚被刀子切割過的蠶繭。半枚蠶繭的出現，一時引起國內外學界的重視，日本考古學者對這半枚蠶繭經過「野生」、「家養」之辨後，最終還是承認它的「家養」性質。這半枚蠶繭成為當時能藉以證明絲綢起源於中國的「唯一實物憑證」。由於同時還出土了紡輪，人們推斷當時已經開始養蠶、抽絲、織綢。因此「這半枚蠶繭的出土，使中國是絲綢之源的說法獲得實證」。
1958年在浙江吳興縣湖州錢山漾和河南鄭州以西15公里的滎陽青台遺址均發現了絲織品。青台遺址最早由瑞典人T.J.阿爾納（T. J. Arla）於1922年發現，1934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郭寶均團隊對青台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又經過多次發掘，發掘出灰白色和灰褐色絲織物碎片。據稱，這是迄今為止「在北方發現的最早的蠶絲織品，儘管已經歷5500年歷史，但仍具有纖維光澤。這一發現，不僅填補了中原地區新石器時期沒有絲織品的空白，同時也將中國製造和使用絲織的年代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
錢三漾遺址同屬於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經過發掘，出土過絲帶、絲線等絲綢製品，並經研究人員測試推斷，測得其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750年，即距今已有4700多年的歷史了。此一發現，比黃帝元妃嫘祖養蠶的傳說還要早200來年。衛斯所著《中國絲織技術起始時代初探》由此明確斷定，絲綢的使用至少不遲於良渚文化。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人就開始以野生絲蛾制絲，但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瓦萊麗·漢森（Valerie Hansen）提出「中國人確實是世界上第一個製造出絲綢的民族」。其「最可靠的證據是漢字，只有中國人才會把漢字織進布里」。
絲綢因其質地手感、光澤圖案備受矚目。絲綢具有極大的實用性、舒適性，它屬奢侈品、藝術品、禮品，也是實用品。在漢代，絲綢與硬幣、糧食一樣，曾作為貨幣支付給軍隊。由於當時在遙遠的交戰之地，硬幣難以兌換，糧食易腐難以保存長久，絲綢就曾定期作為一種貨幣使用。如在中亞，絲綢就可以作為貨幣支付給寺廟的僧侶，或者作為犯戒者繳納的罰金。絲綢變成了一種與奢侈品一樣的國際貨幣。華夏各民族匯聚交融及國家統合進程，加快了絲綢紡織技術的進步與地域傳播。《釋名》、《蠶書》、《農經》、《蠶織圖》、《天工開物》等典籍均記錄並印證了中國的絲產與技術進步。絲綢的品種日益繁多，《十國春秋》等書中記載吳越對中原歷朝進貢的貢品中有綾、錦、羅、絹、綺、紗、織成等多種類，每類還可細分，織物各色各樣。
在與周邊地區的貿易中，絲綢可謂工業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貿易產品。具有五千年歷史的華夏文明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歷史，絲綢即是自遠古時代出現的標誌之一。對於絲綢的讚譽，一直與歷史相伴隨。《中華文明史話》編委會認定，絲綢「比人們熟知的中國四大發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對人類貢獻又絕不遜色於四大發明」。錦繡絲綢為中國贏得了「絲綢國」的雅譽。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發明創造，同時也與華夏文化息息相關。
中國絲綢西傳至羅馬帝國後，在貴族中備受青睞，因而促進了絲綢貿易的發展，各國使者和商旅將中國精美的絲綢源源不斷運往波斯、羅馬。中國考古發掘表明，中國古代絲綢品種繁多，色澤絢麗，織藝精巧，技藝高超，對西方的絲綢紡織技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ergilius，Publius V. Maro）的《田園詩》曾感嘆：愛底向，奧比亞人的叢林怎麼會產生細軟的羊毛?塞里斯（古稱中國——作者注）人怎麼會從他們的樹葉中抽出纖細的線!
在中華帝國與外域漫長的交往進程中，絲綢、瓷器、茶和馬匹是流通其間的四種大規模交易產品。而「交易鏈條最長的是絲綢，處於價值頂端的也是絲綢。」，絲綢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符號，而且是有生命力的貿易符號」。這甚至就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的根本原因。
1.2古代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發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根據中國官方有文字記載、史書中記載的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發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首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凸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台。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局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代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得以出現，並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囿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視域局限，西方學者一般不情願承認亞歐大陸中央地帶創造的輝煌，不過，對有關歷史記載與遺存產生的興趣，刺激了西方冒險家或以地理考察為名、或以亞洲國家如印度政府代表身份對廣無人煙的中國西北部地區的考察，其中不乏對文物的掠奪與毀損。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里，「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其後，另一位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的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絲綢之路是路，有區域性的路線，迄今也部分有跡可循（如茶馬古道），但時下已難發現任何一條完整通達貫穿亞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箇中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歷史塵埋的掩蓋。絲綢之路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過一條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至於海上絲綢之路，即運送絲綢的海上通道。學術界流行的說法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首先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沙畹確實在他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沙畹也提到中國人（玄奘）抵印度之情況，但他並未直接說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完整概念。1956年法國印度學家讓·菲利奧軋（Jean Filliozat）則被認為是明確地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說法的學者。195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正式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提法，1974年香港學者饒宗頣在《蜀布與Cin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的《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部分專門討論了以廣州為轉口中心的海道絲路。1989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1996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專著。「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為中國學者使用。
古代中國通過從海路出口的商品和陸上絲綢之路一樣，相當一部分也是絲綢。海上絲綢之路是當時海上運輸絲綢航線的泛稱，不是僅指某一條具體的航線。對中國而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我國東南沿海，如青島、揚州、寧波、泉州、廣州等地，終點在非洲東北部埃及沿海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遠溯到千百年前」。海上絲綢之路雖然不像陸上絲綢之路那樣普遍地為人們所知，但在歷史上它卻是一條比陸上絲綢之路更重要的商業航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東西方貿易交往的重要通道。
中國最先開創的絲綢貿易自然以絲綢作為標誌性的交易產品。可以界定，絲綢之路即指中國與域外、東方與西方開展貿易的路線，源起並興盛於個人之間、部族之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實現產品互通有無及人民交往的通道網路。因為當時絲綢的昂貴、時尚與實用，成為東西方貿易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物品，因此實現貿易的路線後來被統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不只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符號，其內涵與外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擴大。
1.3古代西域及其地理範圍
西域是一個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的歷史地理概念。所謂西域，通常是對陽關、玉門關以西廣大地區的統稱。但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並且，不同歷史時期的西域所提的地理範圍也不盡相同。
釐清西域的概念或非易事。有學者斷言，「西域的概念並不能令人很明確地接受，辭書也對其定義猶豫不決」。因為，歷史上部族的劫掠、討伐、征戰與反叛，導致斷續性的聚合離散。何況，古代西域地理範圍也是變動、開放的，正可謂「西域的歷史，再加上其他地區的歷史，都不是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各種思想、宗教、文化交融、征戰與統合，以及相互間貿易的往來充滿西域的歷史，也使得西域概念難有精準的界定。
漢代的西域，狹義上是指天山南北、蔥嶺以東，即後來西域都護統領之地。按《漢書·西域傳》所載，大致相當於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邊地區。漢書曾記載，「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從地理位置看，狹義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處於亞洲中部，英國學者斯坦因（M. A. Stein）將其稱為「亞洲的腹地」（Innermost Asia）。它四面環山，地球上幾大文明區域在此發生碰撞。不過，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並未使其與周圍世界隔離，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與周圍世界的聯繫，又得以利用自然的優勢免遭同化。絲綢之路研究所講的西域，狹義上的西域概念指的就是兩漢時期界定的範圍。
廣義上的西域則除以上地區外，還包括中亞細亞、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島，小亞細亞乃至更西的地區，事實上它是當時人們所知的整個「西方」世界。與唐代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個範圍不斷變動的地理區域。中國中央政府很早開始在新疆等廣大的西域地區設立行政管理機構，建立軍事防衛體系，漢代設西域都護、西域長史、戊已校慰等管轄西域。武帝的時候，西域內附臣服，共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慰統領監護這些國家。即「漢為置使者，校慰領附之」。而到漢哀帝、平帝時期，西域又各自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後，把西域各國王侯貶的貶、換的換，一度激起西域人的怨恨與反叛，西域與中原就斷絕了關係，並且重新被匈奴管轄役使。
隨著唐朝勢力向中亞、西亞擴展，從前漢代的西域變成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轄控之地，建立以安西大都護為核心的「安西四鎮」等一系列軍政建置，並推行郡縣制度、採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幾乎已成為唐王朝的「內地」。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平高昌，置安西四都護府於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區的軍政事務。
唐朝時的西域，具體而言是中亞的河中地區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亞、南亞地區。但西域的政治軍事功能與漢朝相同，都是作為「內地」的屏障，並在兩漢與匈奴的鬥爭、唐朝與阿拉伯人的鬥爭過程中，唐、漢各自的西域地區也確實起到了政治緩衝作用。唐朝廣義的西域概念比漢朝有所擴大，隨著當時對西方世界的進一步認識，而在漢朝廣義西域概念的基礎上繼續擴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區。
今天所言之西方，與古代西方的意義並不一致。在中國歷史上，西域並不同於西方。唐僧赴西天取經的西天，就有西方的意涵。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所具有的一種異域外邦意識的表現。即西方在那時泛指一塊代表非我族類之外來文化的神秘地方，在文學作品中可能包括與「陽」（東方）相對的「陰」（西方）的空幻世界。就地域而言，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隨著歷史步伐的演進而轉移，大致在明中以前指中亞、印度、西亞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時期指歐洲。近代以來，「西方」作為地理概念逐步淡出，政治文化內涵加重並且比較明顯地定格為歐美文化。然而，中國人觀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終具有一個共同特徵——異域文化。
西方人理解的陸上絲綢之路的心臟區域指廣義的「西部」，甚至等同於西域，或者稱之為大突厥斯坦地區。從中國甘肅的玉門關到烏茲別克西部烏滸河（Oxus），長約1000英里（約1600公里）。被天山山脈和喀喇崑崙山脈一分為二——新疆的內突厥斯坦和中亞的外突厥斯坦。而西（內）突厥本國之疆域，東起巴里坤（Barkoul）湖，西抵亞歷山大（Alexander）山。唐朝於658年至659年平西突厥後設置府州。兩個地區通過貿易和其他不同形式的交往緊密相連，人民之間的交往已有數以千年計的歷史。
二、古代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
2.1古代絲綢之路的發端
絲綢之路的形成，經歷過由點到點，由近及遠逐步連接的過程，絲綢之路的起源，則因此難有準確的時間界定。以官方記錄可查的歷史依據乃司馬遷之《史記》及《後漢書·張騫傳》等典籍，本文姑且以張騫鑿空西域開始為主要參考的時間節點，史書也有著明確的記載，即把張騫打通西域之路作為中國官方開通絲綢之路的歷史起點與標誌。
張騫出使西域，首要目的並非為了開展貿易往來，而是為了聯合月氏對抗匈奴。公元前5世紀至前2世紀初，月氏人游牧於河西走廊西部張掖至敦煌一帶。曾兩次被匈奴擊敗，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殘眾與祁連山間的羌族混居，稱為小月氏，而被迫西遷的稱為大月氏（據考證，當年從史書中消失的大月氏，所統治的區域正是在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以南等地區）。當時，匈奴趕跑了月氏，也對漢朝構成威脅。匈奴全盛時期人口有二百萬，精銳部隊有三十餘萬人至四十萬人，而漢朝人口最多時為五千萬，精銳部隊則不比匈奴多。
對於中原文明來說，匈奴的威脅是直接的。即「幾乎在他們以游牧強國的姿態在歷史中出現的同時，匈奴開始侵犯中國」。
在秦朝統一六國前，匈奴佔據著南至陰山、北至貝加爾湖的廣大地區。他們「逐水草而居，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上抗擊匈奴，驅逐匈奴北退七百餘里，同時移民屯邊，修築萬里長城，有效抵擋了匈奴南侵。但秦朝政權的崩潰使匈奴重新南向，侵入河套地區。漢朝開國之後，匈奴重新成為漢王朝政權揮之不去的陰影。經過「勵精圖治、思臻盛業」後，漢朝國力迅速上升，到武帝時期，漢匈對抗在即。當時投降漢朝的匈奴士兵告知，匈奴擊敗月氏後，以月氏王的頭骨做飲器，遠遷的月氏對匈奴的怨恨無以復加，而漢朝成立起至武帝時，以「和親換和平」的數量也是巨大的。對於匈奴這一共同的外部威脅，「無與共擊之」的月氏與「欲事滅胡」的漢朝具有古代結盟的客觀條件。這是張騫應募出使西域之首要使命。
張騫公元前138年首赴西域，因受困於匈奴十餘歲並未完成其軍事使命。第二次出使內外環境則已然不同，打通經貿路線的國家需求也上升到首位。到公元前119年，經過衛青、霍去病的多次征戰，漢朝與匈奴長達10年的系列戰爭以匈奴徹底失敗和被驅逐為結局，強大的匈奴被漢族同化近一半，消滅的也約近一半，其餘則遠遁西去。漢朝控制了甘肅走廊和西至帕米爾高原之外的範圍。西方史學者認為，這「開創了一個新世界，中國打開了跨越大陸網路的門戶，絲綢之路由此誕生」。
漢武帝除意欲通西域（大宛、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康居諸國）外，還期望「廣地萬里，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於是令張騫於蜀郡和犍為郡組織人員探索開通身毒的道路，四路人馬皆各行一二千里，但「為當地部族阻滯」，「終莫得通」。不過了解到「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即東印度阿薩姆地方的古國迦摩縷波。
古代中國以官方力量大規模開闢的絲綢之路發端於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當時歐洲處於羅馬帝國統治時期。到唐代（公元618年—907年）進入興盛時期，當時，中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可謂是世界之都，長安大街上世界各國人口隨處可見。印度的僧侶、波斯和中亞的官員、商人、來自美索布達米亞的突厥人、阿拉伯人等。佛教、道教寺廟，伊斯蘭教清真寺、摩尼教（Manichean）、聶斯脫利教（Nestorian）教堂遍及長安。在一個以農業文明為主的時代，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達到新的水平，近東和中東城市都可看到中國的商品，中國與外域的貿易佔中國經濟的5%左右。
漢武帝「北擊匈奴，將其逐回漠北」，消除了漢朝中國北部長期存在的安全威脅，此外，漢武帝還揮師南方，即「南定兩粵及西南夷，置官設治，東征朝鮮，開置四郡。其威加海內，教通四海。」到西元220年漢朝滅亡，那時從印度洋到紅海的海道已通，於是對羅馬帝國的絲綢貿易遂一天一天地改趨于海道。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至少起始於西漢。
古代海上絲綢貿易的興起，在時間上亦難有準確的界定。中國沿海與外域的貿易可能在秦朝以前即已存在。青島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北線的起航點。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尚未統一，但包括今天中國境內各地之間的海上貿易、與外域之間的貿易即已存在。山東半島的齊國首先開闢「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開創了古代中國北方地區對外域貿易的先河。到漢代，《漢書地理志》就有漢武帝派使臣從南海航行海外各國的記載。一般認定，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發展於唐宋、到元明時期達到高峰，但在明朝中後期實行海禁政策並為清朝所沿襲而出現轉變。
青島、泉州、寧波、揚州和廣州等中國沿海城市作為海上貿易的港口地位歷史悠久。而自古及今，廣州作為港口城市的地位一直十分突出。廣州地處南海之濱，海岸線綿長曲折，峽灣良港眾多。憑藉便利的水陸交通、先進的造船技術、豐饒的特產資源和發達的手工業，廣東自漢代以來就是中外海上貿易的樞紐和東西方文明交匯的中心、中國走向世界的門戶。而其中，漢代的徐聞港、合浦港、唐代的扶胥港、明清的黃埔港、見證了廣東兩千多年海上貿易的輝煌。漢代的樓船、唐宋的木蘭舟、明清的廣船，承載著廣東人走向東南亞、非洲、歐美等地，譜寫了廣東成為世界海洋貿易圈東方中心的傳奇。
中國歷史學界也有意見認為，海上絲綢之路由阿拉伯人所開闢。考慮到陸上絲綢之路的艱辛與成本，以及阿拉伯世界當時擁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技術，有學者認為，阿拉伯人率先航海到了中國的廣州、泉州、寧波和揚州等城市。但是，海上絲綢之路很難說是由哪一國或哪一地區的人民開闢。它同樣經歷過由點到點、由近及遠、以及在造船、航海技術不斷進步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過程。鄭和下西洋無論就其規模、距離、範圍、交易物品等方面來看，都已達到古代中國航海貿易的盛極時期，也擴大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路徑範圍。因為，即使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一次能派出一支有317艘船隻，28000人的龐大艦隊出洋兩年之久，也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級壯舉了，它顯示了極高的技術、產業和管理水平。
2.2古代絲綢之路主要路線
對古代絲綢之路路線的研究，國內外已有豐碩成果。如前所述，這種貿易路線並非單一、通達的大道，而是呈網路狀分布。本節之研究不再重複既有成果，不再按朝代做長程式表述，而是參考國內外一些研究及個人實地考察，僅從總體上勾勒古代絲綢之路路線大致格局，或者就某一具體路線之分叉作一說明。以利於為今天觀察「一帶一路」提供某種可能的歷史參考。古代絲綢之路總體上大致出現陸上三條，海上兩條的格局。這些路線開通後，在不同朝代也基本固定下來。
陸上絲綢之路三條：一是亞洲—中亞—歐洲通道。張騫鑿空西域，「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開通了一條由東向西構成古代絲綢之路的主要路線。這條路線由古代長安向西經河西走廊至玉門、新疆、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南亞、西亞，抵地中海東岸。大體幹線總長7000多公里，中國境內達4000多公里。這段路線又分南北兩道。北道從長安出發，經咸陽、長武、平涼、靖遠、古浪至武威；南道從長安出發，經咸陽、興平、寶雞、隴西至青海的民和往北過大通河，越祁連山，在張掖與北道匯合。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走的是南道。
對中亞伊斯蘭世界或波斯而言，從陸路到達中國，有三條路可供選擇：克什米爾（經喀喇昆崙山口）之路、于闐之路和準噶爾（蒙兀兒斯坦）。前兩條路擁有水源和草場之地。至於穿越察合台汗國的準噶爾之路，最為通暢。異密帖木兒（瘸子帖木兒）就是決定由那裡入侵中國。為此，他令人在那裡每隔一程都築一城，為使各城有人居住，便向各城派遣數千士兵，以便在那裡負責耕種周圍的土地和把收穫的糧食貯藏於堡塞中，以備進犯中國之戰爭所需，但帖木兒尚未發動對中國的進攻即死去，其進犯中國的戰爭企圖也畫上休止符戛然而止。
二是北方道。在古代亞歐絲綢之路的北方，由黑海經伏爾加河流域、中亞北部，直通南西伯利亞，又有橫貫歐亞大陸的東西方大通道，這條路由亞洲草原民族開通，它甚至早於張騫打通的路線。因沿途多有毛皮往來流通，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稱之為「毛皮路」。而從中國東北西北抵達烏蘭巴托，與北方絲綢之路相連通的道路也稱草原之路。明朝實行海禁政策後，北方通道重要性再度顯現。中原商人深入俄、蒙乃至歐洲腹地。口外蒙古地區以及中俄邊境的商業貿易得到空前擴張，其區域社會經濟為主的蒙古地區逐漸融入全國大市場之中，而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的繁榮則進一步形成以恰克圖為中心的國際性市場。出現實質上與草原絲綢之路相連接的「北路貿易」，即在地理位置上形成與南方沿海貿易相對稱的貿易往來，具體包括以中原地區漢族人為主體所展開的往返於口內外漢蒙民族貿易以及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的兩種力量。
三是西南道。漢武帝派張騫打通西域後，隨即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打通西南。今天的印度古稱身毒、天竺。「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的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他們「修浮屠道，不殺伐」。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漢武帝打通西域後，派遣使者抵達安息......身毒。只是因為在昆明受阻，雖通使數次，但作為一條商貿通道一時「竟不得通」。南越被征服後，經山蜀郡往來的西南夷各國都很震驚，紛紛請求漢朝派官員前去統轄。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漢武帝時代從四川經雲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史稱「蜀身毒道」。它從成都出發，分「五尺道」和「零關道」兩條路線進入雲南，在大理會合後又踏上「博南古道往緬甸而去，直達印度，最終可通向中亞、西亞的阿富汗等地，並延伸到更遠的歐洲。季羨林先生推測「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必輸入印度」。
從路線圖來看，西南道，無論從地形地理、地質、氣候、水文、海拔、路線、開拓歷史與延續等方面而言，堪稱最複雜的古代絲綢之路之一。它發源於古代西南邊疆人民的茶馬互市，大約形成於公元六世紀後期，興於唐宋，盛於明清，到二戰時最為興盛。茶馬古道分為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到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抵達西亞、西非紅海海岸。
茶馬古道不只是西南有，但最有名的應屬西南道。以茶、鹽為主要交易媒介的滇藏以天賜茶鄉普洱為中心，形成一個相似於「羊」字形的網路路線。以古代普洱府為中心，主要從五個方向向外延伸，葉脈千萬里。它們像一條條帶縈繞在祖國大江南北的崇山峻岭中，傳輸著豐富的物品、精神和思想，被後人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
以普洱府（寧洱）為中心的茶馬古道的具體路線或南下經那柯里進入寮國，或從西南經景洪—勐海—瀾滄等地進入緬甸；或北經景谷、鎮沅、景東、南澗、大理、麗江、迪慶往西北進入拉薩，自此進入印度、尼泊爾；或往東北方向經墨江、玉溪、昆明、曲靖、成都西安抵北京，或在沅江往西經建水、蒙自到廣州再南下抵香港；或從東南經江城抵越南。因為迄今仍無法考證古代商人在通往滇緬的崎嶇山道上最初歲月里究竟走了多久，也許是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一般認定，大約到公元六世紀，才終於形成了這條非同尋常的西南絲路。這是典型的內陸農業文明通向世界的孔道，雖然它與海洋文明的航行是如此不同，但它畢竟展示了古蜀文明的輝煌和開放。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
一是從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出發，經南海、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洋，臨波斯灣，最遠抵達非洲東岸。到唐代中期，因戰亂頻仍，陸上絲綢之路不斷受到干擾而趨於衰落，海上絲綢之路受到重視甚至出現盛況空前的局面。「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句，即可視作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盛況的恢宏寫照。除中國與南洋貿易往來外，以官方力量組織所進行的鄭和七下西洋，經行數十個國家，遠及東非及赤道以南非洲。因為每次出訪使命不盡相同，故船隊每次壘發為數支，由此形成多點交叉、多線出航的海上複雜的交通貿易網路。鄭和龐大的艦隊七次下西洋，更是成就了古代中國以官方力量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性輝煌。
除上述三個方向之外，中國東北方向延伸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稱東海路，也是古代絲綢之路所及的路線。遠在張騫開通西域之前，這條路即已開闢。周武王時期（公元前1112年），中國養蠶、繅絲、織綢技術或通過陸路或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至於日本，傳說中就有秦始皇派徐福率數千人東渡日本求取長生不老之葯之說，徐福到日本後因傳播養蠶技術，日本後人尊奉徐福為「蠶神」。日本古籍記載，西漢哀帝年間，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傳到日本，到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
二是太平洋航線。到明朝中後期起，地理大發現及造船航海技術的歷史性進步，自漳州月港經馬尼拉橫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的太平洋新航線得以開闢，該航線後來被稱為「太平洋絲綢之路」。
太平洋絲路代表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自福建彰州月港起航的中國商船運載著絲綢、瓷器等商品前往菲律賓馬尼拉，隨後，這些中國商品與從日本起運的漆器、東南亞和印度出產的香料一同被大帆船運抵駛向墨西哥阿卡普爾科。1565年6月，西班牙「聖·巴布洛」號大帆船滿載從福建月港運來的生絲、絲綢、瓷器和香料等物品，從馬尼拉出發，歷時6個月最後抵達墨西哥南海岸的阿卡普爾科，開啟了連接亞洲和美洲的「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貿易時代，1575年，廣州到拉美航線的開通，使最早始於漢代的官方海上絲路達到了最高峰。太平洋絲綢之路一直持續到1815年結束，歷時250年。這條路主要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但它的開通大大延伸甚至改變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傳統路徑與地理範圍，更廣遠地擴大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路線，「意味著中國絲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外傳，幾乎遍及全世界」。
2.3海上絲綢之路的特殊性
而相對於陸上絲綢之路而言，海上絲綢之路有其特殊性，海上航路本來就一直存在，需要的只是海上運載工具及港口等基礎設施的支撐，當然也需要政策的允許與支持。在公海，由於存在領土主權與海洋管轄權益重疊，以及需要經過地理位置重要、且穿行可能面臨各種風險的海峽，海上航行通過權的取得較之於陸上更為複雜。海上貿易缺乏陸上貿易通道設關建卡的監管，導致其線路可能出現巨大的變異性。
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在不同時期幾乎可以以某種形式得以存續。明（鄭和下西洋之後）、清（至康熙）時期，即使官方推行「海禁」政策，海上區域性的自發貿易仍然是存在的，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之後，當時中國東部沿海與域外不法商人的走私貿易幾乎就沒有完全中斷過。
一些歷史學家甚至斷定，如果我們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尤其將海上貿易史看做是連貫性的，而不是因朝代更替而發生的話，那麼，無論秦漢，還是唐宋，中國的海商們，都已經是國際性大商人了。因為商貿史未必與政治史同步，商業利益每每是跨越朝代、跨越國界和海洋的。這就是說，如果不按朝代劃分歷史，古代的海上貿易從出現開始，就一直是存在著的，有些是以政府力量開展的，有些則是自發性商業活動。概言之，這種關係到人們經濟、文化生活的國際、區際貿易具有某種自發性和延續性。當然，這種缺乏政府支持的貿易所面臨的風險也是巨大的。海盜、惡劣天氣、技術條件、貿易規模等因素，可能使貿易效益變得不如今天那麼突出，也由於缺乏擔保與保險等信用支持，一些海上貿易的安全與收益甚至沒有任何保證。
三、古代絲綢之路斷續的歷史時空背景
一種社會現象之產生與發展包括出現中斷，有其歷史原因。古代絲綢之路自出現開始、進而在長達數千年歷史進程中時續時斷，學界對其原因的分析仍是零星的，階段性的。從歷史長程看，對這一現象進行的分析因時期不同而又互不相同，也可能因不同的陸海條件變化而不同。總體而言，儘管有各種各樣的通商理由貫穿歷史的長過程，但其出現斷續的歷史時空背景是有跡可循的，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3.1古代絲綢之路開通的背景
首先是中央集權政治推動。封建社會能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王朝，使國家得以統一，國內市場得益日趨成熟，是開展貿易的重要政治前提與保證。漢代開闢絲綢之路也是這種條件下的必然產物。即「漢興，海內統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當然，在古代，要真正打通亞洲國家之間的規模性貿易通道仍需政府所為。這種情況的例外也有，它是自發的、自然形成的，但可能難以形成大規模的貿易。因為互有需要，中國周邊地區自發性的貿易與人員往來也是頻繁發生的。古代國家之間由於沒有嚴格管控的邊界，因為地理因素難以與中原開展貿易的雲南就出現以「自然狀態形成」的自然貿易區，而不必出於統治者的有意為之。洱海地區的商人已經把生意做到洛江、保山、騰衝之外的緬甸一帶，而保山、騰衝等地的商人往東南亞和南亞的方向上應該比他們走得更遠。如古代印度文明與華夏文明「在文化、特產等多個方面都具有多方面的互補關係」，雲南所處的地理方位，契合古代中印兩國交往的前沿地帶。因此，「在很早的時期即具有商業活動並逐步積澱為商業傳統」。應該說，「至遲不晚於西漢時期已經有商人來往於滇川之間，其足跡遠至古代印度。」
徹底打通國家間的貿易通道，仍需要政府為之。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派張騫自蜀至夜郎，謀通身毒......但為昆明所阻。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發動巴蜀兵征戰亦未徹底開通。
至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中國軍政勢力始達滇西邊隅，設置水昌郡，乃得與緬甸、印度直接交往。」如果說，張騫通西域之首要目的是聯外抗匈（奴），而在雲南，所進行的征戰則是為了打通西南域，以利與域外交流。
自張騫開通西域後，從此及後的中央王朝在西域地區紛紛設立行政管理機構，建立軍事要塞，護衛著中華帝國及與域外的交往。漢代就曾設立西域都護、西域長史、戊已校慰等管轄西域。唐代以安西大都護為核心的「安西四鎮」等一系列軍政建置，是中央政府治理西域的重要舉措，其中尤以西域都護府、安西大都護府最為重要。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平高昌，置安西四都護府於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區的軍政事務。貞觀二十二年，唐平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城修築城堡，對於保護中西陸路交通、鞏固西北邊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4年，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世界遺產時，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做項目評估時稱：正是由於強大的中央王朝的存在，有力保障了絲綢之路的通暢。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東西方交流一直得以維繫。
以國家力量開通的古代絲綢之路，有時有著明顯的政治或軍事目的，但軍事與貿易之目的往往互輔。即軍事目的支撐貿易發展。因為貿易的擴展更需要得到軍事或安全上的必要支撐，以維護貿易路線的通暢和利益的保障。到約1755年之際，清朝乾隆大帝大舉討伐，全部塔里木盆地同北邊的準噶爾最後又直接歸入中國統治之下。像漢唐一樣，原屬純粹防禦的政策，結果使中國擴展到廣大的中亞，以及帕米爾和阿爾泰山地方一帶。這有益於貿易往來。
其次，互惠性的經濟利益驅動。西域的開通固有聯合外力牽制匈奴的本意，但經濟原因是原始的，是人們生活交往的必須，對域外文明而言也有同樣的需要。張騫所至的大宛就是如此。經過張騫的介紹，域外之國得以知道還有大漢統治的這樣一個東方大國，他們對通商交往遂心嚮往之。即「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而「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多屬奇物」。漢朝也同樣有需求。而大規模的貿易勞師動眾，非國家力量難以通達。顯然，西域貿易路線的開通本非漢朝一廂情願，仍然可以通過互通有無而互利。斯坦因也認為：「為著中國國內出產發達的利益起見，最要緊的是利用這新開的道路以為中國的製造品，特別貴重的絲織物，求得新的市場。漢武帝所發動的向西發展大運動，於政治目的而外，還與貿易有關的經濟價值在內。」張騫鑿空西域本為軍事目的，但其附生的經濟意涵相伴相隨，何況此後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完全是為了開展包括經濟、文化等在內的相互交往。當然，政府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的。斯坦因進而所言：在歷史上，為著貿易的利益和文化交通的和平侵略而需要政治力量和軍事行動以為維護，那是數見不鮮的。用國旗來保護貿易並不是稀見的事。中國經營中亞政策的開始，即決定了他們為著貿易的利益起見，其於「俄屬突厥斯坦」一帶廣大肥沃的地方，看得比塔里木盆地散漫而又比較狹小的幾處沙漠田更為重要。即使中國歷史上長城的修建，除軍事防禦功能外，也有安息民生、便利經濟與貿易之目的。當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將匈奴人逐出牧草地以後，立刻在推行前進政策的通道上建立了軍事根據地。《漢書》說在同時展長中國古代的長城，開始向西建造一道城牆。目的自然是為著要保護向塔里木盆地擴展的貿易和政治發展而辟的大道。
僅以張騫通西域來探討絲綢之路的目的也是片面的。中國遠古文化本來並不是一直排斥商業往來的。中國最早的商業行為「肇始於神農氏而成於黃帝時期」。有學者總結，商湯感於夏朝滅亡的前朝之鑒，實行「不驚農市」的國策。可見商朝開始實行農商並舉，把商業作為與農業同樣重要的政務。到距今四五千年的黃帝時期，百工已成，各司其職，社會分工開始系統化。於是就有黃帝造車以利交通，隸首定數以利計算，倉頡造字以利交流，螺祖養蠶以利紡織，胡曹制衣以利服飾，赤將造傢具以利日用，共鼓、化狄造舟楫以利水運等發明。
古代以官方力量開闢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就是最為突出的例子。其經濟原因也是有所考慮的。鄭和曾向明仁宗進言：「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于海，危險也來自海上......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於擴大經商，制服異域。」顯然這一見解實際上就是一種以軍事力量為後盾，以海上貿易為手段的早期海權論述。至於鄭和開展的貿易到底是赤字還是盈餘，由於鄭和逝於第七次下西洋之後，大多相關檔案被付之一炷，而無從考證。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史學界的認識不盡一致，即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多重的，如確立明朝永樂盛世之威、尋找建文帝、麥加朝聖和開展貿易。有學者認為主要目的是政治方面的。即「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威制萬方」，「宣德化而柔遠人」，以實現封建的「大一統」。但是，鄭和下西洋體現了明成祖繼位後當時朝廷對外政策的開放性、進取性與和平取向，對鞏固中外之間的懷柔——進貢體制、保持周邊地區的穩定、維護海上通道的安全有著直接的作用，因而具有加強中國海洋安全的功效。這些目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再次，國內交通設施的完善與延伸。絲綢之路的開通與國內交通的發展密切相關。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為便利國家統一與經濟發展，往往重視開山辟道，加強相互聯通。在中國歷史上，秦皇漢武朝代就創造了輝煌盛世，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實現思想文化的真正統一，始於秦漢時期。除經濟發展外，也建立與完善了縱橫交錯、相對發達的國內交通運輸網路，「交通事業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逐步建立完備的交通系統，成為秦漢王朝存在與發展的強大支柱。」而這一點，對於開闢並拓展為便利中外交流的古代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當然，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闢動因是多方面的，宗教的力量、文化的相互聯繫，語言的傳播都會加強相互的聯繫與往來。以語言為例，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圍，由於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傳播，在今天還有四種這樣的語言：柏柏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而對於為「歐亞草原」所中隔的東西兩大文化系統來說，「這一大片無水的海洋便成了彼此之間交通的天然媒介」。海洋和草原的相似之處可以從它們作為傳播語言的工具的職能來說明。
3.2古絲綢之路受到干擾或中斷的歷史背景
相互交往本是人類社會屬性的突出表現。古代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同樣符合人類交往的社會屬性，只是，在以千年記的歷史長河中，古代絲綢之路在不同時期依然出現過時續時斷的情況。何以如此?
首先，戰爭與政變，統一與分裂割據，往往是造成此一局面最直接的原因。從更大範圍來看，公元八世紀中葉前後的「中亞和東部大草原的叛亂、起義與革命，在歐亞大陸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使相互的聯通發生改變。」中國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亂」，就成為中國西北陸上絲綢之路衰落的重要時間節點，也標誌著從漢代以來絲綢之路繁榮的終結。到明朝永樂之後，中國在西北方向採取守勢，退入嘉峪關自保，陸上絲綢之路徹底衰落。當然，這期間還有「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阻斷了東西方的交通」，也是「陸上絲綢之路不再像以前那樣通暢」的原因之一。
其次，政治體制的局限、安全關注與政策傾向也導致古代絲綢之路的中斷。以農業文明為主的中國封建體制強調的立國之本，偏移了遠古時代對商業交往的寬容，國土的拓展，利益的不平衡，使統治者對商業往來存在著固有的排斥性。農業的興盛使糧價降低，可能導致大商人囤積居奇，以在荒年出售謀利，這就侵害了農戶利益，即穀賤傷農，又可能在歉收之年造成社會動蕩。漢代政論家賈誼甚至痛斥棄農經商、奢靡淫穢為天下之大殘、大賊，提議朝廷要重農抑商，成為漢景帝重本抑末的思想來源。明清實行海禁政策，導致海上絲綢之路的中斷，也是這一封建中央集權體制的思想使然。這一政策出發點是為了維護沿海安全和國家政權穩定，但「本質上卻是重農抑商政策在海洋方向的體現，是為了限制沿海居民，阻隔內外交往以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基本秩序。」
至於陸、海絲綢之路的選擇問題，因為陸上方向的安全始終是統治者優先考慮和重點關注的。明朝建國過程中依靠水軍的河湖戰鬥起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正是這一點，使稱帝後的朱元璋對水軍和航海經濟反而心存芥蒂。因為他太熟悉水軍，所以才更不放心。甚至認為他們是法令、秩序以及長治久安的威脅。何況航海經濟是一個活躍的部門，對於中央集權而言很難控制。這也是明朝後來實行海禁政策從而導致海上絲綢之路難以持續的理由。因為，從國家安全戰略考慮，北部蒙古的威脅使明政府不得不心存忌憚，在戰略選擇上陸上就成為封建王朝的主要安全應對方向。因此，海洋安全雖然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長期以來，在國家安全體系中只佔據次要位置或從屬地位。發展海上交通和貿易只是作為陸地經濟的補充。總體而言，以農業文明為主的封建體制往往帶有閉關自守性質，無論陸上還是海上對外貿易都難以得到持續的鼓勵與支持。「過分依靠對外經濟活動常常被認為是造成政權羸弱、易受外國擺布和影響的原因之一，因此被中國的許多統治者所抑制。」鄭和下西洋被政府中止後，中國實行閉關守國的「海禁」，不僅使官方為主推動的海上絲綢之路陷入停滯，也「使中國失去了一次成為海洋大國的最好機遇。」
再次，沒有互利的經濟原因使既有絲綢之路難以為繼。中國自古即為世界經濟大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起來極為富裕且技術發達。中國生產和擁有一切，它絲毫不需要與胡人從事交易。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在想到用鴉片來交納茶葉和瓷器價款之前就發現了這一事實。」雖然，這一貿易在漢代出於對西域汗血馬的需求以備與匈奴交戰變得十分必要，但以備戰形式展開的貿易在和平時期需要互惠才有動力。
到唐朝時，中外交流十分廣泛，絲綢之路的貿易交流也獲得前所未有的動力。美國《金錢》雜誌借鑒世界貨幣價值研究網包括斯坦福大學古代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設計的一種方法，比較個人財富所佔當時全球經濟總值的比例，也可以作為說明。根據這一統計發現，到唐朝武則天時期，巔峰財富值佔全球GDP的22.7%。在武則天統治的15年內，唐朝的邊界遠達中亞，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絲綢之路海岸線與西方國家的茶葉和絲綢貿易令國民經濟欣欣向榮。武則天的財富也居全球歷史上最富的十個女人之首。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鄭和下西洋只進行了七次。開展這種航行的意圖繁雜，但經濟上最終證明無利可圖可以說是這一以官方為主展開的中外交流中斷的重要原因。儘管難有官方準確統計，有學者估計，從洪武到成化年間（1368年—1487年）的100多年裡，大明共產白銀3000萬兩，而鄭和七下西洋的財政撥款加在一起是700萬兩。國家財政幾乎要被七下西洋搞崩潰了。由於「缺乏內在的經濟動因，且經濟成本過大，勞師動眾，鄭和之後大規模的官方海外遠征活動便告停止，永樂時期顯現的對外積極進取性也為海禁政策所窒息」一些學者甚至概括性地指出，我國歷史上官方對外活動都不重視經濟效益。沒有互惠的貿易顯然是難以為繼的。
最後，陸海或技術替代效應導致絲綢之路變更，或至少使所交易的產品變得不那麼必要。地理大發現個、後陸路運輸變得不如海路，陸、海貿易本來相輔相成，但海路成本低，運量大，遠非陸上絲綢之路依靠的一兩個駝隊可比。麥金德甚至一針見血地指出：「海洋上的機動性，是大陸心臟地帶馬和駱駝的機動性的天然敵手。」因此，在某一歷史時段，陸上絲綢之路因為突然出現替代效應面臨的後果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即「不要認為絲綢之路在18世紀是驟然間消失的，完全是因為葡萄牙人發現了海路。」西方船隊的競爭使得香料之路最終超過絲綢之路。換言之，一直到17世紀，尚沒有應該放棄陸路的任何經濟或政治原因。在此之前，海路還會因為新航線的發現而出現格局性的變化。如在15世紀末，在地中海地區，隨著地理大發現而來的西方力量初登美洲大陸以及環非洲航路的開闢，歐洲大西洋強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就比地中海國家獲得了更廣闊的地理進出空間。連接歐洲和地中海的強國（如拜占庭、威尼斯以及後來的奧斯曼帝國）的財富和戰爭槓桿作用被那些貿易轉移至大西洋所削弱。而且事實上，葡萄牙人經常封鎖紅海和波斯灣，流向亞歷山大港和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貿易（主要是香料）備受干擾。地中海和亞洲的聯繫受到威脅，從威尼斯到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各個貿易城市也隨之逐步衰落。當然，這其中充斥著世界地緣政治力量變化的因素，這就是新的大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崛起所帶來的變化。
同樣，技術進步與傳播也形成絲綢之路的被替代效應。絲綢之力以產品交易為媒介。隨著絲綢之路貿易的擴展，養蠶技術的傳播，在古代即有絲綢生產本土化的情況，使通過絲綢之路交易的重要性降低。特別是近代產業技術革命的出現，使原來絲綢之路交易的傳統產品出現巨大的改變，有些甚至被徹底地替代。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在促使絲綢之路遭到遺棄的主要因素中，應提到近代技術工業的誕生和發展，這種工業以代用品取代了來自中國的傳統產品。例如，過去波斯人前往中國採購的最古老的產品之一是麝香，這種產品的交易可能持續了18個世紀，而最後卻由以石油副產品為基礎的合成麝香所取代。銅鏡、鑄鐵火爐和飯鍋的情況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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