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五月風暴中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

最新 05-18

1968年的5—6月，法國巴黎街頭髮生了一連串的群眾運動，史稱「五月風暴」。今年是這場大規模、影響深遠的左翼運動發生50周年，三輝的微信公眾號將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每周推送一條與「五月風暴」相關的內容，從一些細節化的歷史信息中勾勒出這場運動的一些面向，這些面向或許不是被主流積極討論的議題，又或者是主流議題的衍生品。總之，希望這些細節信息能為你理解「五月風暴」帶來助益。

今天的推送與「五月風暴」中的女權運動有關，女權意識崛起與左翼運動自然相連，於是「五月風暴」中興起轟轟烈烈的平權運動並不令人驚訝，但你是否知道這些女權運動大多數在運動後便面臨窘境，而且問題很可能出在平權人士自己身上？為何如此呢？請見下文。

為什麼五月風暴中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

文/理查德·沃林

譯/董樹寶

節選自《東風》

對於法國女權主義者來說，1970年是元年。8月26日，即美國婦女選舉權50周年紀念日，12名女權主義者提前通知媒體後就到凱旋門（Arc de Triomphe）集合，前往無名烈士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舉行示威遊行。正如電視鏡頭滾動顯示的那樣，她們從當地地鐵站出來後就打開橫幅：「每兩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人是女人」、「比士兵更加默默無聞的人：他的妻子」。12個人立即被逮捕，並被帶上了警車。積極分子加入了毛主義團體「革命萬歲！」［一個前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列）積極分子和南泰爾激進分子組成的聯合體］，並從中獲得了鼓舞。「婦女解放運動」團體就這樣誕生了。這一看似次要的事件產生了轟動性的全國影響。儘管法國確實習慣了示威遊行和抗議活動，但是它不習慣那些明確引起人們對婦女問題關注的女權主義者所發起的抗議活動。

那年秋天，時尚周刊《她》（Elle）設法組織了一場「婦女總體狀況」專題研討會，以便推動一場關於婦女議題的「文明的」、也就是非女權主義的討論。為了安全起見，小組辯論的名單十分偏重男性發言者。會議組織者發放了一份不痛不癢的調查問卷，以便獲得有關女性品味與消費習慣的信息。不久，一群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叫來了一群女孩（Les petites marguerites）來攪局。這群女孩分發了她們自己的「標新立異的」調查問卷，以這樣的問題為特點：「你化妝打扮（a）出於自我厭惡的目的？（b）看起來更少地像你自己而更多地像你期望的樣子？」另一個問題是：「誰最適合決定你生孩子的數量？（a）教皇，一個沒有孩子的人；（b）總統，一個很難有充足時間與自己的孩子相處的人；（c）醫生，一個重視胎兒的生命高於你自己生命的人；（d）你的丈夫，一個每天下班後與孩子玩幾分鐘的人；（f）你，一個懷孩子、生孩子和育孩子的人。」

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譯本

但是，最有利於提高女性議題意識的事件是經受非法墮胎的343名婦女的宣言，這篇題為「我們的子宮屬於我們！」（Our Wombs Belong to Us!）的宣言發表在1971年4月5日的《新觀察家》上，其中籤名者有波伏娃、卡特琳·德納夫（Catherine Deneuve）、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維奧萊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和讓娜·莫羅（Jeanne Moreau）。

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一部現代女性意識發展過程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她言簡意賅地駁斥了生物決定論，她在對存在主義主體性的明確肯定中宣布了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一個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逐漸成為一個女人。」大約1970年「婦女解放運動」突然出現時，波伏娃主張人人平等的女權主義似乎是溫順的、過時的。儘管她個人沒有墮過胎，但是謠言含沙射影地說她有時會允許懷孕的女人去她的公寓墮胎。

343名婦女的宣言開篇寫道：「法國每年有一百萬婦女遭受墮胎之痛。由於她們不得不忍受偷偷摸摸的情況，所以她們在危險的條件下做墮胎手術，但是這一手術在醫師的指導下是最簡單的手術之一。人們忽略了這一百萬沉默的婦女的命運。」當時墮胎在法國仍然是非法的，自「一戰」以來法國始終被停滯不前的出生率困擾不已。根據法國的刑法，墮胎是一項被判以6個月到3年監禁的犯罪。避孕在1967年得到了法律上認可，因為這一年所謂的「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過了。直到那時，提供避孕知識的醫療人員常常會遭到起訴。

五月風暴中巴黎街頭的警察隊伍

法國女權主義出現在一個令人陶醉而又令人困惑的時刻。法國此時正值左傾主義的高峰期。男性左派分子擔心的是，女權主義者通過獨立探究婦女議題會減損階級鬥爭的更大利益。法國女權主義者自身就展示了多種多樣的政治忠誠。許多人開始成為左翼積極分子，至於她們會怎樣將其馬克思主義的介入與其新近獲得的女權主義信仰協調一致，她們是不確定的。其中一些人通過簡單宣布男人是資產階級、女人是無產階級來解決這個問題。由於很多男性激進分子對她們的動機和目標仍然不甚了解，更別說明顯的不同情了，所以「婦女解放運動」積極分子不久就做出決定——不準男人參加她們的聚會。「從什麼時候開始被壓迫者必須從他們的壓迫者那裡要求造反的許可呢？」她們以極具修辭色彩的語氣質問道。

主流的女權主義者探究權利導向的議題——優良的兒童保健、男女同工同酬、墮胎權利，而「婦女解放運動」積極分子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重新審查有關女性身份的基本問題的方式，也就是說一把從質上改變她們整個女性氣質和女性特質的鑰匙。在笨拙地拋棄資產階級平等主義的女權主義的過程中，她們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媽咪的女權主義！」（Down with Mommy』s feminism!）傳統的女權主義試圖讓女人融入社會，而「婦女解放運動」在與時代精神一致的前提下試圖「分解」社會及其佔主導地位的實踐、價值和習俗。

一位評論者描繪了這個時代的氛圍，茲述如下：

在這些集會中，與其說是秩序與透明度佔了優勢，倒不如說是混亂與好心情佔了上風……在「婦女解放運動」的集會上，沒有人完全知道正在進行著什麼。這種鬆散的安排，是一種對男性主導的政治集會的嚴格程序的反抗，遭到了毀譽參半的評價。一些女人覺得這種安排令人精神煥發，其他一些人則覺得令人懊惱不已。一個女人坦率地寫道：「每次我參加會員大會，我想知道我正在那裡做什麼。」但是另一個女人寫道：「這種聚會太好了，令人精神煥發。你不知道正在進行著什麼，你確實什麼也看不到……但是依然有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熱鬧、歡樂。」

波伏娃與薩特

「婦女解放運動」創造性地擾亂了一個原本古板的法國社會，因此根深蒂固的家長慣習和假設很快就失去了它們的自明性。傳統習俗受到了一系列全新的女權主義術語和概念的挑戰。「加油站」（Gazolines）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吵吵鬧鬧的易裝癖者的小團體。另一個因媒體報道而名聲鵲起的團體是「紅色女同性戀」（Gouines rouges），她們在1971年五一勞動節遊行期間特別惹人注目。一本主導性的女權主義刊物被稱為「怒火中燒！」（Le Torchon br?le!），副標題是「一本月經雜誌」（Un JournalMenstruel），這個副標題是在玩弄「每月一次的」（mensuel）這一法語詞。受民粹主義信條的啟發，《怒火中燒！》成為「革命萬歲！」團體的支派。一位成員解釋說：「沒有慾望去製作優美的報刊雜誌，而是避免劃分哪些是能夠閱讀的人和哪些是不能閱讀的人，並激勵女人們去寫作，不管她們認為她們能夠寫作與否。」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風靡一時，或者有關於母親身份是對女人自主權的否定（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暗示的），或者有關於女人最終的滿足感（如女權主義很快就宣布的某些「差異」的張力）。

出於同樣的原因，通過追求獨立自主的議程，「婦女解放運動」在左傾主義的中心創造了一個無法修復的裂口，由此促進了左傾主義的死亡。在將「個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主張推向新的極端後，「婦女解放運動」經常玩弄一種病態的派系自戀。這場運動的主導性理論家克里斯蒂娜·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在《女人的時代》（Le Temps desFemmes）上斷言：「我們沒有慾望去為我們的鄰居鬥爭，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激進分子過去曾花時間為工人或移民等群體的利益而鬥爭。而我們談論我們自己。」不久，不僅「婦女解放運動」拒絕與男性同志合作，而且它也拒絕聯合與其競爭的女權主義團體。這種發展只不過又一次表明，要保持左翼事業和政治派系的脆弱的後五月同盟將是多麼的困難。

「婦女解放運動」的政治活動公然變成反知識的，一種「感覺的政治」（politicsoffeeling）（「以直覺的方式進行思考」）戰勝了「理智的政治」（politics oftheintellect）——如今貶稱為「大男子主義的」（masculinist）和「菲勒斯中心的」（phallocentric）政治。最終結果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焦點自相矛盾地呈現為一種明顯的非政治特點。外部世界對她們來說不再有意義。在她們的討論中，激進分子似乎不能超越他們自己的群體動力和個人感覺的界限。正如一位觀察者所指出的那樣，「政治貶值了，溶解在女性個體的相關問題的無限表達之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溶解在『婦女解放運動』特定成員的相關問題之中。」這樣「婦女解放運動」完成了從「歷史的」唯物主義向「歇斯底里的」唯物主義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