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我們如何才能擺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漩渦？

圖片來源：off-guardian.org

「我們已經到了資本主義盛極而衰，走向衰落的那個點了。但衰落又預示著一個非常危險的時代。因為，資本主義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它會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為了維持帝國主義中心的優勢而變得越來越野蠻。」本文是薩米爾·阿明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的深度訪談。在採訪中，八十六歲的阿明談論了一系列廣泛的主題：全球化、壟斷資本與不平等的驚人增長；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扮演的角色；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回歸，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擺脫全球化的漩渦。

作者 |薩米爾·阿明

翻譯 | 王立秋

校對、編輯 | xd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薩米爾·阿明是今天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激進思想家之一。在過去至少五十年里，對於那些夢想有另一個更好的世界的人來說，他一直是一個偉大的靈感源泉。作為一位極富原創性、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明一直在智識上武裝我們，幫助我們理解、分析和批判今日資本主義之「過時」性，全球南北國家間的不平等，帝國主義的持續運作，和資本主義現狀支持者的意識形態，等等。

1931年，阿明出生於埃及開羅。他到巴黎政治學院求學，並於1952年獲學士學位。1957年，他以論文《欠發達的起源——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積累》(「The origins of underdevelopment—capitalist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獲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學位，並從國家數據與經濟研究中心那裡獲得一個數學統計學的文憑。

1957年到1960年，阿明一直在埃及規劃部工作，直到納賽爾政權對共產主義者的迫害使他不得不離開。從1960年到1963年，他隸屬於馬里的規劃部。1966年在法國獲得終身教職後，阿明選擇到塞內加爾的巴黎-文森斯和達喀爾教書，在那裡待了四十多年。從1980年起，阿明一直擔任第三世界論壇（Third World Forum）主任，並從1997年起，任世界另立實踐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

薩米爾·阿明

作為生活在全球南方，或者說所謂的「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阿明通過分析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欠發達的發展」，開始了他的智識探索。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歸咎於資本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下的世界經濟，以一種等級化的、不平等的、剝削的方式起作用，其中，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國家佔主導地位，這些國家以全球南方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化為代價，換取自身的發展。

對阿明來說，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總會使得全球北方的國家為了發展，而使用帝國主義機制來控制南方。「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甚至不是其最高階段。它是資本主義擴張的固有屬性」，阿明論證道。他把當代的帝國主義稱作「三巨頭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the triad），他認為，這種帝國主義，使全球南方的人民貧窮化，淪為受害者。通過這個理論命題，他也拒斥以下觀點：現在，帝國主義在世界舞台上已經沒有聲音了，而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帝國」(empire)。

作為依附理論的先驅，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阿明就極其敏銳地展示了，資源是如何從外圍國家流向北方的中心國家，而使後者變得富裕。他把對外圍國家之剩餘的剝削稱作「帝國主義租」（imperialist rent）。他相信，帝國主義對南方的剝削，為二十世紀南方的解放運動鋪平了道路。他希望同樣的事情，在二十一世紀的壟斷金融資本中會再次發生。

當代的這個壟斷金融資本階段，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根據阿明，這種金融化，是為了對抗資本主義的停滯和積累趨勢。阿明解釋說，從1971年開始，世界資本主義系統就已經進入了另一場漫長的危機，很可能也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場危機，因為在這場危機中，資本主義走進了死胡同。在他看來，在資本主義的漫長歷史中，它已經經歷過兩次漫長的危機：第一次是從1871到1945年，第二次則始於1971年，我們就生活在這個時期。他的結論和對世界的警告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社會系統」了。

正是資本主義所處的這種過時階段里的物質條件和具體情境，使社會主義成為人類的選擇。阿明宣稱，如果我們要最終走出這個「漫長的隧道」，那麼，在這個隧道出口前方必然是社會主義，這個社會旨在通過「讓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社會發展」，進而超越「資本主義固有的不平等發展的遺產」。

阿明寫過許多關於不同主題的書，這些主題包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文化和伊斯蘭政治。1988年出版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是他的一部開創性的著作。「通過拒絕主流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狹隘而錯誤地假定了一種從希臘和羅馬的古典世界，到基督教的封建主義和歐洲資本主義系統的進步——阿明呈現了一種根本性的，對世界史的再詮釋，這種詮釋，強調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起到的至關重要的歷史作用。」

《歐洲中心主義》

《歐洲中心主義》依然是批判研究與學術中的一部經典。阿明的其他重要著作還包括《自由主義病毒》(The Liberal Virtus, 2004)，《當代資本主義的內爆》(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2013)，《世界範圍的價值規律》(The Law of World Wide Value, 2010)和《終結資本主義的危機還是終結資本主義》(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2010)。

此次在達喀爾進行的深度訪談中，八十六歲的阿明談論了一系列廣泛的主題：全球化；普遍化了的壟斷資本；不平等的驚人增長；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扮演的角色；全球化和脫鉤；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回歸；左翼的崛起；國際主義的需要；公民社會運動；當下的革命鬥爭；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當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風土；歐洲中心主義批判；依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性和意義；第三世界論壇。

您把當代的全球化定義為我們時代普遍化了的壟斷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您是如何追蹤和定位這個全球化的歷史的呢？

全球化並不新鮮。它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古老而重要的維度。你們印度人比別人更清楚這點。從十八世紀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你們一直忍受著英國人的征服和殖民。那也是全球化。雖然不是你們想要的全球化，但你們被整合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系統。殖民也是全球化的一種形式。但印度人民與之鬥爭，並重新奪回了自己的獨立，而領導人民的甚至還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領袖，而是甘地和尼赫魯那樣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領袖。成立於十九世紀末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在二十世紀展開了行動，直到1947年，你們終於重新取得獨立，但你們也為此而付出了兩個代價。

首先，印度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就是國家西部和東部的，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從印度分裂了出去。這是殖民主義者的罪行。在你們取得獨立時發生的第二件事情則是，使印度獨立的是印度的資產階級，它由國大黨領導，其中還包括工人階級盟友在內的廣泛的人民同盟。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我們又有了另一種全球化模式。我把它稱作協商的全球化（negotiated globalisation），它引出了1955年的萬隆會議。1955年，中國、印度、印尼和許多其他國家人民的代表，在印尼第一次會面了。而幾年前，印度才剛剛重獲獨立，中共也才剛剛進入北京；印尼也才剛剛從荷蘭人那裡取得獨立。

接著，我們又見證了另一種模式的全球化。今天，有這樣一種時髦的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化是美國與蘇聯間的兩極。與這個兩極性相伴的，是這兩極之間的所謂的冷戰。這種說法基本是錯的。二戰後的全球化，比如說，1945年到1980年或1900年的全球化，是我所謂的協商的全球化。不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協商，而是許多合作者之間的協商，這些合作者至少有四伙：一是美國和西歐的帝國主義聯盟及其盟友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二是蘇聯和他當時的東歐盟友。三是中國。中國儘管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但從1950年起，它就一直奉行獨立的政策了；再就是在萬隆開會的那些國家，萬隆會議創造了不結盟運動(NAM, Non-Aligned Movement，即不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任何一個結盟)。這不只是一個由亞洲國家組成的陣營，它還包括當時非洲新獨立的大多數國家。

1960-61年不結盟運動的創始成員:從左到右依次為印度的尼赫魯、迦納的恩克魯瑪、埃及的納賽爾、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南斯拉夫的鐵托

後來，葡萄牙的殖民地加入了進來，再後來，南非也加入了。古巴是唯一一個加入不結盟運動的拉美國家。我稱這第四伙國家的政權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系統，印度、納賽爾的埃及、阿爾及利亞、和許多亞非國家的政權都是這樣的狀況。因此，我們又有了一種全球化的模式，那就是一種通過四伙參與者之間協商進行的，多極的全球化（multipolar globalisation）。

從亞非人民的視點來看，當時，帝國主義被迫做了妥協，接受了印度和其他亞非國家的民族-民粹計劃。與南方的國家調整自己以適應全球化的需求相反，當時，反倒是帝國主義國家被迫調整自己，以適應我們的要求了。協商的全球化就是這個意思——協商發生在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陣營（包括蘇聯和中國，也包括大多數南方國家）之間。這個時期（這個時期也經常被稱作二戰後的三十年）的協商的全球化，有三個支柱：一是西方的，特別是歐洲和北美以及日本的所謂的福利國家模式，這個模式是工人階級勝利帶來的結果，具體而言，是工人階級在歐洲取得勝利（就他們和紅軍聯手擊敗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而言）帶來的結果。

二是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經驗：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和中國模式，以及，我們還可以加上越南模式和古巴模式。我們還有第三個支柱，那就是印度，尼赫魯時代的國大黨，以及特別是，在尼赫魯之後的英吉拉·甘地。那也是納賽爾的埃及的時代，也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在中東[西亞]和非洲的許多國家迅速發展的時代。

這三個支柱漸漸失去它們的進步性，並達到了它們的歷史限度，於是，它們也就逐漸崩塌了。有的崩塌是殘酷的，比如說，1991年蘇聯的解體。不僅一個國家分崩離析，分裂為十五個共和國，且這些共和國的多數還一股腦兒跑到西方，加入了歐盟和北約(NATO)；而且，西方的社會民主也失敗了。我的意思是，東方共產主義者的失敗，並不是西方的社會民主的勝利。這個失敗，也是西方社會民主的失敗，而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也隨之而變成了社會自由黨。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

現在，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的統治，和正常傳統的右翼政黨的統治沒有什麼不同了。它們都是社會自由黨了。這意味著，它們都和全球壟斷資本的政策結盟了。第三個支柱，我們的支柱，也以不同的方式崩塌了。在有的地方是政變，而在像印度那樣的地方，則是向右轉，接受了所謂的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的條件和模式。在英吉拉·甘地治下的印度就是這樣，而在她的繼任者那裡，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埃及，情況也類似。在納賽爾死後，安瓦爾·薩達特說（他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我們和那種被稱為社會主義的「鬼扯」沒有關係了，我們要回到資本主義，回到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同盟。

在毛澤東去世後，中國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走向一種新的全球化模式，但這種模式，又有一些屬於中國的特色。使中國不同於印度的，不只是維持了對中國的統治的共產黨的政治特性，還有它的經濟-社會特性。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巨大差別在於，中國搞過一次激進的革命；而印度還沒有搞過這樣的革命。

所以，我們有各種模式。而這三個系統的崩潰——即所謂的西方社會民主的失敗，蘇聯的解體，和我們的系統的崩塌——也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走向進攻，開始強力推行它的新的全球化模式，提供了條件。

這種新的全球化模式的特徵是什麼呢，它是怎麼運作的？

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抬頭，不僅與我們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或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者的失敗有關，也和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變革有關。壟斷資本主義並不新鮮。就像約翰·A.霍布森和魯道夫·希爾弗丁那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分析的那樣，壟斷資本主義始於十九世紀末。但列寧在當時得出的政治結論卻是，壟斷資本主義意味著資本主義開始露出奴態，因此，現在，我們應該考慮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所有那些社會主義革命，都發生在全球帝國主義系統的外圍。

革命最早在半外圍——「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俄國爆發，繼而又在像越南和古巴這樣的真正的外圍爆發。但西方什麼也沒有發生，美國、西歐、或日本都沒有什麼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

就壟斷資本而言，它也不新鮮，而且，它跨越了多個階段。壟斷資本的第一個階段，是從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這個時期，有半個多世紀長。在這個時期，壟斷資本在特徵上，是民族的。當時有英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德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法帝國主義，等等。而且他們不止在征服和制伏外圍，互相之間也在內鬥。它們之間的鬥爭導致了兩次世界戰爭。

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埃及第二任總統

不同之處在於，在二戰後，逐漸而突然地，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西方的壟斷資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把它稱作普遍化的壟斷資本階段。此時，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這時壟斷資本取得了足夠大的成功，以至於它使其他所有形式的社會生產，都成為了它的外包，這意味著，通過人類活動生產出來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壟斷資本以帝國主義租的形式給吸收了，而且這件事情也發生在我們的國家。在這種新的全球化中，我們的國家也受到了成為帝國主義的外包商的邀請。

在印度顯然也一樣。以班加羅爾市為例。它是作為壟斷資本（不僅是英國和美國的壟斷資本，還有歐洲、日本等地的壟斷資本）的最有前景的外包區而發展起來的。

這種全球化對南方國家提出了什麼挑戰？

今天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尋找替代選項，並為之而奮鬥。我們必須走出這種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必須被限制。在更早的時候，它是對印度和其他國家的，殖民的全球化（colonial globalisation）。在我們取得勝利之後，在印度人民，和中國及其他地方的人民取得勝利之後，我們才有了協商的全球化（negotiated globalisation）。現在，我們又回到了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全球化（liberal globalisation），這種全球化是，由大國，即美國、歐洲和日本單方面來決定的全球化。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不要去接受這種模式的全球化，也不要對這種全球化心存幻想。對非洲國家來說，這種在全球化意味著對它們的民族資源——石油、天然氣、礦藏、和可耕種土地——的掠奪。對印度來說，就像對拉美和南亞的許多國家來說一樣，這種全球化又採取了其他的形式。這些形式包括，利用我們廉價的人力，轉移我們國家創造的價值，以此來獲取帝國主義系統的壟斷租。這才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寫過，由於資本主義已經窮途末路，我們面前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滅絕主義（socialism or exterminism）。您也寫到過，資本主義已經過時了。您是在說，資本主義的終結已經近在眼前了嗎？是什麼使資本主義變成一個過時的社會系統的呢？

現在，資本主義陷入了一場結構性的危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資本主義的發達中心，即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增長率，落到了過去三十年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它們一直沒有恢復過來。這意味著危機一年又一年地在持續，甚至還有所加重。而那種說法——我們正在走出危機，因為德國或別的地方的增長率從1.2上升到了1.3——簡直搞笑。

這是一場系統性的危機。這是一場L型危機。資本主義危機的正常類型是U型危機，這種危機意味著，同樣的合理性——導致蕭條的那種合理性——在微小的結構調整後，也能把增長帶回來。L型危機則意味著，系統沒法走出蕭條了。它意味著，必須（整個兒地）改變系統。人們需要做的，不只是微小的結構變革了。它意味著，我們已經到了資本主義盛極而衰，走向衰落的那個點了。但衰落又預示著一個非常危險的時代。因為，資本主義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它會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為了維持帝國主義中心的優勢而變得越來越野蠻。而這就是問題的根源。我不知道人們在說「戰爭的危險前所未有地大」的時候，到底是在說什麼。戰爭在1991年，在蘇聯倒台之後，就立刻開始——從伊拉克戰爭開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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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內戰形勢

歐洲也有戰爭，隨南斯拉夫解體而來的戰爭。而如今，在我看來，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系統本身已經開始內爆了。你不僅可以在緊縮政策的負面結果中看到這點。不僅對人民來說負面，甚至對資本主義來說也是負面的：因為這樣的政策，也沒能把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增長帶回來。它們根本就於事無補。同時，你也可以在許許多多像英國退出歐盟那樣的，根本就不是在回應真正的挑戰的政治回應中看到這點。你可以在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看到這點，你還可以在越來越多的此類回應中看到這點。你還可以在東歐的超反動的沙文主義政府那裡看到這點。

因此，我們沒法討論如何預防戰爭，因為戰爭和越來越混亂的處境，是刻在這個衰敗系統的邏輯里的。

不斷擴大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最重要、也最令人驚恐的現象之一，是歷史上前所未有過的不平等的迅速擴大。像托馬斯·皮凱蒂等人那樣的經濟學家已經從經驗的角度，記錄過它的程度了。皮凱蒂說，普遍的財產稅或累進稅，可以制衡這種不平等。您認為在資本主義中，這個方案可行么？

他們提供的數據是正確的，或者說，至少是你可以找到的最好數據了。但他們在呈現出了一些癥狀來反映公認的事實（過去50年來不平等增長迅速）後，提供的分析仍然很薄弱。不平等到處都在擴大這個事實，是需要加以解釋的。它是由什麼獨一無二的原因引起的嗎？對所有國家來說，不平等擴大的模式都是一樣的嗎？如果說不平等有不同的模式的話，那麼為什麼會這樣？比如說，《世界不平等報告》[1]沒有區分伴隨著全民（或幾乎全民）收入增長的不平等的擴大，和伴隨著多數人貧困化的不平等的擴大。而我認為，這個區分是至關重要的。

托馬斯·皮凱蒂

在這方面，拿中國來和印度作比較是很有意義的。在中國，收入的增長，幾乎是一個對全體人民來說的現實，哪怕增長在一些人那裡要比在另一些人那裡（後者是多數）幅度更高。

因此，在中國，不平等的擴大是與貧困的減輕相伴發生的。但對印度、巴西和幾乎其他所有南方國家來說，就不是這樣了。在這些國家，增長（而且在一些場合下，還是相當高的增長）只給少數人（從像赤道幾內亞那樣的國家的百分之一的少數，到像印度那樣的國家的百分之二十的少數）帶來了好處。但這個增長並沒有給已經貧困化的多數人帶來任何好處。在這些方面，一些指數是不足以反映這個差異的，比如說，基尼係數就不太管用。中國和印度可能有著相同的基尼係數，但表面上相同的現象（不平等擴大）的社會意義，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這個團隊給出的政策建議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說是天真的。累進稅制當然在哪裡都是好事。但只要總的經濟政策不變，它的效果就是有限的。如果在採取累進稅制的同時，你繼續執行允許資本自由運作的、所謂的「自由主義」政策，那麼，累進稅制是不會多大作用的。而且，它還會被為壟斷資本服務的統治者認為是「不可能的」並因此而遭到拒絕。

對於規定最低工資這一舉措來說也一樣。最低工資當然是好事，但事實證明，只要自由主義的總體經濟政策不變，它也不會有多大效果。工資會受通脹影響而明漲實降。這是自由主義者反對通過立法來規定最低工資的論證。更平等的教育權和健康權，也必須是任何立法系統的目標。而且，它也是任何嚴肅的「擺脫困境」的嘗試的先決條件。但這樣的選擇意味著要加大公共支出，而自由主義則認為，這樣的增支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如果沒有得到工業化、和現代化家庭農業方面的系統政策的支持，提供「更好的工作」就只是一句空話而已。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說有所嘗試，但這樣的嘗試，在印度卻是沒有的。

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削減公共債務是必要的。而報告的作者們也支持這個看法。然而，公共債務的增長也是需要被解釋的：它是什麼政策的結果？我認為，這個增長，是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它甚至是有意造成的結果，因為它給過剩的資本提供了金融投資的機會。

托馬斯·皮凱蒂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

第三，合作完成這個研究計劃的人，全部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正如他們的其他作品（我碰巧知道他們寫過什麼）所示的那樣。這意味著，他們不會質疑下面這兩個我認為是絕對性的問題：1）他們相信儘可能不受政治干涉管制的市場的功效；2）他們相信，除允許資本儘可能自由地從一個國家流到另一個國家的，開放的全球化模式外，我們別無其他選擇。而在他們看來，資本的自由流動，是全球發展的前提，也是貧困國家最終趕上更發達的國家的前提條件。

他們最多只能算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型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強烈地相信，窮國可以通過使自己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甚至是強化自己對這個系統的融入，而「趕上」更發達的國家。然而，五個世紀以來的不平等不斷持續和深化的歷史，如果說教會了我們什麼的話，那至少是，我們應該質疑這個假設。

那麼，為了阻止這種令人驚恐的，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上，您的建議是什麼？

我認為，確切來說，自由主義會譴責一切提出促進真正發展（也就是說，一種使所有人受益的發展）的現實政策的嘗試。一切以「擺脫困境」為目標的社會（政權和人民）都不可能避免1)進入一個漫長的過程來建設一個儘可能以民眾要求為中心的現代的、完整的工業系統；2)現代化家庭農業、確保糧食主權；3)通過堅持貫徹非自由主義的政策，來計劃聯合上述兩個目標。這意味著，要逐漸踏上通往社會主義的長路。

這樣的政策意味著，一方面要調控市場，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全球化，也即，為走向另一種模式的全球化、儘可能地降低霸權們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鬥爭。而這些，恰恰是報告的作者們無法想像的。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創造消除貧困，和最終縮小不平等的條件。在缺乏這樣一種對自由主義的激進批判的情況下，談論貧困和不平等，只會是華而不實和一廂情願的。那個報告也沒有超越這樣的華而不實和一廂情願。

一般認為，在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國家的退卻，退出所有的福利措施和惠民措施。您認為是這樣嗎？國家是在退卻呢，還是在和金融資本勾結？在新自由主義中，國家是怎樣發揮它的功能的？

現實是，甚至在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也需要國家機器。它們馴服了國家，讓國家來為它們排他的利益服務。你可以在川普使用美國政府的方式中看到這點。你也可以在像英國、法國和德國那樣的所謂的民族共識國家中看到這點。所以，說市場的力量已經取代了國家，那是在胡扯。

脫鉤的選項

如何擺脫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危機，是一個重要問題。您指出，與全球化脫鉤，是一切替代性的經濟政策的基本支柱和動機。我們怎樣才能擺脫全球化的漩渦呢？如果我們（哪個經濟體）膽敢脫鉤，那麼顯然，資本就會從那個經濟體流出。我們怎樣才能面對這個威脅呢？對於一個敢於和新自由主義脫鉤的國家，您的實踐建議是什麼？

如你所知，脫鉤是一個口號。我是把它當作一個口號來使用的。脫鉤的實際問題，永遠是相對的。你不可能完全脫鉤，或者說百分之百地脫鉤。但一個像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那樣的大國，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脫鉤的，是可以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七十地脫鉤的。蘇聯和毛時代的中國也是百分之八九十地脫鉤，而不是完全脫鉤。就算脫鉤，它們也會和西方國家和其他國家貿易。脫鉤的意思不是說，要你忘記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搬到月球上去生活。那是誰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那麼做也不合理性。脫鉤的意思只是，強迫帝國主義去接受你的條件，或這些條件中的一部分。而當世界銀行談論調整的時候，那個調整永遠是單邊的。

英吉拉·甘地

就你們國家的情況而言，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印度正在調整自己，以適應美國的要求。但印度也可以選擇不調整自己，不去適應帝國主義的道路。尼赫魯在他自己的時代試圖做的就是這個。英吉拉·甘地也在這個嘗試上取得了成功。但莫迪領導的印度政府做的，就不是這個了。所以，你們要回歸脫鉤。你們也可以做到這點。你們已經有脫鉤的空間了。當然，非洲或中美的小國，或亞洲的一些區域，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脫鉤上，面臨著更大的困難。

但如果我們再造不結盟運動的氛圍，如果我們再造亞、非、拉美國家間的政治團結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是少數了。我們將代表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類。而且，在幾十年後，我們還將代表不止百分八十五的人類。所以，我們也不是那麼地弱小。我們可以脫鉤，我們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脫鉤——根據我們的規模，也根據我們另立的政治陣營，這個陣營將取代今天把控我們國家的核心帝國主義陣營。

許多人有這樣的感覺，那就是，一開始的殖民主義和後來的全球化，以及外圍第三世界經濟體和世界市場的整合，有助於這些社會的現代化。前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感謝英國把鐵路和其他東西引進了印度。今天，甚至像斯拉沃熱·齊澤克那樣的人物也害怕，脫鉤可能會在這些社會引發封建回潮。在您看來，現代性替代路徑是什麼呢？這些社會能在現代化的同時，不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嗎？

在辛格先生感謝英國人把鐵路和其他東西引進印度的時候，他只說出了現實的非常小、非常短的一部分。在引進這些東西的同時，英國人也摧毀了印度的工業，而印度的工業，在當時是比英國更先進的。但它被摧毀了。同時，英國的殖民政權，還把那些有政治權力的人，變成了經濟力量。

前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

之前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為印度各王邦從小農社群和其他社群那裡收取供金和稅收的柴明達爾[2]，在英國人的統治下，變成了新的地主。東部的孟加拉省、西北部的旁遮普省和印西、北的大地主階級就是這樣形成的。他們也搶佔土地。辛格先生應該記得，英國人不但引進了鐵路，還引進了各種形式的殘忍、破壞和壓迫。

我們需要弄清楚是哪種現代性。是資本主義的現代性，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二者都是現代性。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現代性，簡單地說全球整合帶來了現代性。也許，它給印度帶來了手機，但它也讓百分之八十的印度人陷入了貧困，這可不是什麼小事。所以，我們必須限定現代性。我們想要什麼？當然，我們想要現代性。我們也應該理解，脫鉤不是要回到舊印度，回到殖民時代的印度。脫鉤將帶來一種新的現代性模式，在印度如此，在其他地方也一樣。

在您的論文《當代資本主義中法西斯主義的回歸》中，您論證道，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為當前世界中法西斯主義的回歸創造了充分的條件。從世界不同地區各種右翼力量的崛起來看，這點是顯而易見的。您指的，是經典法西斯主義的重複嗎？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系統是不可持續的。它創造了大量的抵抗，南方的英勇的抵抗，中國也試圖和它玩一玩。它也為美國、日本和歐洲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問題。因此，它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不可持續，所以，它就把目光投向了法西斯主義，用法西斯主義來回應它日益顯著的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法西斯會在西方重新出現。它也被輸出到了我們國家。以伊斯蘭為名的恐怖主義，就是地方法西斯主義的一種形式。今天，在印度也有印度教的反應。這也是一種法西斯主義。

儘管印度是一個大多數人民信仰印度教的國家，但它也平等地接受那些不信印度教的人。但現在，印度的新政權——我稱之為半軟性的法西斯主義(semi-soft fascism)，即不是對什麼人都軟的法西斯主義——卻可以並且將越來越強硬地對待自己的人民。在伊斯蘭世界的幾乎所有國家，從巴基斯坦，到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其他國家，情況也都一樣。現在，這種法西斯主義也正滲透到其他許多國家。

注釋：

[1] 2018年，由托馬斯·皮凱蒂，加布里埃爾·祖克曼，伊曼紐爾·賽斯，盧卡斯·謝爾，法昆多·阿爾瓦雷多撰寫；

[2]印度的一種土地制度。即政府通過中間人柴明達爾向農民徵收田賦的制度。

http://www.frontline.in/other/there-is-a-structural-crisis-of-capitalism/article10107168.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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