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說禮:中國為何是禮儀之邦
作者簡介
彭林,男,1949年10月15日出生於江蘇無錫市。中共黨員。198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26國學網禮樂高級顧問。主要從事先秦史等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偏愛經學,尤其注重對儒家經典《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以及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研究。
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中國是禮儀之邦,古代文化是禮樂文化。因此,說到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說到禮。但是,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什麼樣的位置,意見並不統一。在某些通史類著作中,禮往往被理解為典章制度而放在從屬的位置,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1983年7月,著名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向美國學者鄧爾麟談及中國文化的特點以及中西文化的區別,認為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鄧氏認為錢穆先生所論十分精彩,是為之上了」一堂中國文化課」。
中國文化是由中國士人在許多世紀中培養起來的,而中國的士人是相當具有世界性的。與歐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國士人不管來自何方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
在西方人看來,文化與區域相連,各地的風俗和語言就標誌著各種文化。但對中國人來說,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謂鄉俗、風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區。要理解這一區別必須理解」禮」這個概念。
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正因為西語中沒有」禮」這個概念,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響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
如果你要了解中國各地的風俗,你就會發現各地的風俗差異很大。即使在無錫縣,盪口的風俗也與我在戰後任教的榮鄉不同。國家的這一端與那一端的差別就更大了。
然而,無論在哪兒,」禮」是一樣的。」禮」是一個家庭的準則,管理著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和外事。同樣,」禮」也是一個政府的準則,統轄著一切內務和外交,比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徵兵、簽訂和約和繼承權位等等。要理解中國文化非如此不可,因為中國文化不同於風俗習慣。
中國文化還有一個西方文化沒有的概念,那就是」族」。你可以說是家。在家裡」禮」得到傳播,但我們一定要區分」家庭」和」家族」。通過家族,社會關係準則從家庭成員延伸到親戚。只有」禮」被遵守時,包括雙方家庭所有親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換言之,當」禮」被延伸的時候,家族就形成了,」禮」的適用範圍再擴大就成了」民族」。
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係準則。當實踐與」禮」不同之時,便要歸咎於當地的風俗或經濟,它們才是被改變的對象。(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錢先生最後對鄧氏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
通觀古代典籍,可以發現儒家對禮的概念與功用的論述,往往因具體的語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層次。
首先,禮是人類自別於禽獸的標誌。
人是從動物界脫胎而來的,人與動物有共性,也有區別。人與動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這是人們常常思考的問題。《禮記·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知自別於禽獸。」
作者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不是語言的有無,而是禮。證明之一是動物沒有婚禮,所以」父子聚麀」,」麀」是雌鹿,即父子合用同一個性配偶,所以永遠是禽獸。而人懂得同姓不能通婚的道理,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禮,所以人類能夠不斷進化。唐人孔穎達說:」人能有禮,然後可異於禽獸也。
人類最初的進食習慣也與動物無別。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有些人的飲食習慣依然保留著明顯的動物性。在儒家制定的食禮中,有些與抑制人的動物性進食習慣有關。
《札記·曲禮》:」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吒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母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
取飯時不要把飯摶成團,不要把手中的余飯放回食器,喝湯時不要傾流不止,上菜時舌頭不要在口中作聲,不要把骨頭啃得有響聲,不要把咬過的魚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給狗,不要專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揚去飯的熱氣,吃黍時不要用錯餐具(要用匕,不可用筷子),吃羹時不要連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調主人已調好味的羹,不要當別人面剔牙,不要重調主人已調好味的肉醬。
如此等等,可謂詳盡之極。即使是吃飯,人也應該在舉手投足之際顯示出自己的修養,」知自別於禽獸」。這正是食禮中所隱含的禮義。
其次,禮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這是更高一個層次的區別,是指族群與族群,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區別。相傳孔子作《春秋》,以為萬世龜鑒。後人對於孔子為什麼作要《春秋》有很多討論。
韓愈在他的名著《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他認為,一部《春秋》,講的無非是嚴夷夏之別。而夷夏之別無非是一個」禮」字。
當時王綱界紐,周邊文化相對落後的民族乘機進攻中原。在此過程中,有些諸侯國不能保持既有的先進文化,反而被蠻風陋俗所化。對於這樣的諸侯國,只配把它當夷狄看待,因為它已經失去中原先進文明的資格。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中原文明,為之所化,則不妨將它們與中原的諸侯同等對待。
韓愈認為,春秋亂世,本質上是文明與野蠻的鬥爭,即」禮」者與」非禮」者,誰統治誰的鬥爭。而歷史的進步,往往是在文明戰勝野蠻之後。如果我們再讀《左傳》,對書中觸目皆是的」禮也」、還是」非禮也」的史評就覺得十分自然了。
第三,禮是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孔子在回答魯哀公」君子何貴乎天道」之問時說:」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籠照大地,哺育萬物,是人類的生命之源。它晝夜交替,寒往暑來,具有不可逆轉的力量。
儒家看到了天地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為孔子的天道觀。宇宙永存,自然法則不可改變,是天然合理的。人類社會要與天地同在,就必須」因陰陽之大順」,順應自然規律,仿效自然法則才能生存。
治國、修身之道只有與天道一致,才是萬世之道,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儒家認為禮就是天道在人類社會的運用,儒家在禮的設計上,處處依仿自然,使之處處與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據。
《禮記·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事,協於分藝。」《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了趙簡子與子大叔的大段對話。子大叔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他詳細地說到禮如何」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以象天明,以從四時」,是仿照自然法則而制定的,」故能協於天地之性」,所以是」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
《禮記·樂記》:」禮者,天地之序也。」《左傳》文公十五年,季文子云:」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傳》成公十六年,申叔時云:」禮以順時。」
第四,禮是統治秩序。古代中國在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以及並列關係的處理原則,都用」禮」的形式來體現。如天子對於各諸侯國,要定期進行視察,以便了解下情,稱為」巡守禮」,《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所以說,朝覲之禮是要明君臣之義。至於諸侯之間,則要定期聘問,以聯絡感情。這些禮制對於維繫一個幅員遼闊的王國,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禮是國家典制。國家典禮都是按照以人法天的原則制定的。天子與北極天帝相對應,天乙所居在紫薇垣,則天子所居稱紫禁城。《周禮》設計出一套理想官制,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徵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轄六十職,共計三百六十職,象徵天地三百六十度。
隋唐以後,這套制度成為歷朝的官制模式。稱職官制度為職官禮,稱軍政制度為軍禮,甚至連營造法式,也因品階官爵高下而異,處處包含等級制度,所以也是處處為禮。
第六,禮是社會一切活動的準則。儒家認為人的活動,應該符合於」德」,要體現仁、義、文、行、忠、信的要求,為此,根據德的行為要求,制定為一套規範,也稱之為禮。如婚禮應該如何舉行,喪服應該如何穿著,對父母應該如何服侍,對尊長如何稱呼等等。
儒家將倫理道德歸納為一系列準則,認為是社會活動中最合理的原則,《禮記·仲尼燕居》說:」禮也者,理也。《禮記·樂記》說:」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禮又是為政者不可須臾或離的大經大法,《左傳》隱公十一年:」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也。」《左傳》僖公十一年:」禮,國之干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叔向云:」禮,政之輿也。」《左傳》昭公十五年,叔向云:」禮,王之大經也。」
禮又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左傳》成公十三年,孟獻子云:」禮,身之干也。」在社會生活中,禮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標準,是諸事之本,《禮記·曲禮》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
道德為萬事之本,仁義為群行之大,人要施行行道德仁義四事,不用禮則無由得成。要通過教人師法、訓說義理,來端正其鄉風民俗,不得其禮就不能備具。爭訟之事,不用禮則難以決斷。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等等的上下、先後之位,也必須根據禮才能確定。從師學習仕官與六藝之事,沒有禮就不能親近。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只有用禮,才有威嚴可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也只有依禮而行才能誠敬。
第七,禮是人際交往的方式。人與人交往,如何稱乎對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如何宴飲等等,都有禮的規定。行為合於禮,是有教養的表現,反之則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在雙方並未見面,用書信交流時,也有特殊的禮貌用語。
禮的內涵是如此豐富,因此,儘管中國是禮儀之邦,但是沒有人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的方法給」禮」下一個定義。已故著名禮學家錢玄先生說,禮的」範圍之廣,與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禮學實際上就是」上古文化史之學」。(《三禮辭典·自序》)這是非常精到的看法。
儘管」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但是要用簡明扼要的文字給禮下一個定義,卻絕非易事,因為它的內涵實在是太過豐富,難以包容。
已故著名禮學家錢玄先生在《三禮辭典自序》中說:」今試以《儀禮》、《周禮》及大小戴《禮記》所涉及之內容觀之,則天子侯國建制、疆域劃分、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役財用、冠昏喪祭、服飾膳食、宮室車馬、農商醫卜、天文律歷、工藝製作,可謂應有盡有,無所不包。其範圍之廣,與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
錢先生的看法很有見地。」文化」一詞,究竟如何下定義,據說迄今已有不下兩百種說法,無法定於一說。中國的」禮」,實際上是儒家文化體系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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