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強推「一條鞭法」沒有改變滅亡根本問題，以官商問題為例

晚明「商業思維」進入官場，官場如商場。而商業思維「以利益為第一」思想導致官場也如商場一般，為了利益而爭。

張居正以「傳統儒家」教育萬曆，而其自身又是「反儒家」的，因此，他任人為親、自身貪腐享樂問題也很嚴重。

特別是，「張居正變革」是對傳統秩序中的好的地方的重新整理，張居正對稅法、行政方面的變革沒有任何「新」，都是對從洪武到隆慶各種改革、規定的重新整理。例如行政方面就是對洪武、永樂等的重申；稅賦則是嘉靖開始的改革，特別是海瑞、龐尚鵬改革經驗的推廣。

對於過去「核心」的問題他沒有能力也不敢去改革。例如「賣爵」問題，例如官商問題。「張居正變革」的支持核心本身就是官商家族的代表，例如王崇古、張四維等等。

（1）明朝商人買官、義民現象在官商旗號下越來越嚴重

明朝中後期起，雖然商人不可科舉，但完全可以通過「掛靠」進入科舉、為官。特別是，每到自然災害或中央財政不夠花的時候，向商人、百姓出手各種功名、頭銜就成為常用手段。

商人買官、買義民稱號，其主要不是為了免除勞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後期隨著高利貸經濟的發展，官商的關係又有了新的變化，商人向官員放貸，從而緊緊地將官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學，為了應付官場越來越奢侈的消費之風，怕被別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貸商人借了三四千兩銀子，最終給後世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債務。

即使國家處於危難時期，這些人同樣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華富貴拒絕幫助政府。例如，為了抵擋李自成起義軍，崇禎要求大臣、皇親國戚、宦官捐錢。結果如何呢？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崇禎皇帝號召捐錢結果官員也就捐了幾十萬而已，可李自成一逼問，至少得了兩千萬。正如崇禎所說：假如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這可能嗎？

如果沒有外敵、沒有內亂，這種情況還不至於非常危險，但是崇禎就趕上了這個倒霉時期。而且，史上最大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也來湊熱鬧。

（2）晚明自然災害背後的官商問題

晚明自然災害的爆發雖然有17世紀大氣候的影響，但每個外部影響都是因為內部有問題。

自1638年開始，中國連續十數年發生大範圍的乾旱，其後是瘟疫，與此同時水災、地震也頻繁發生。這一切又造成了糧食危機、通貨膨脹。

在經濟發達的蘇州地區，一斤大米的價格達到了100文，在陝西某些地方一斤大米的價格高到二三百文，顯而易見，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大富之家也難以承受。崇禎年間，陝西華州故縣堡的百姓將當時的物價刻在了石頭上。

官商在進行大量窖藏白銀的同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使用去向，那就是開典當鋪。如果各位仔細觀察的話，在劉瑾、嚴嵩、徐階等高官的生意中，都有典當業。無論劉瑾、嚴嵩等奸臣庸臣，還是徐階、張居正等忠臣能臣也都一樣。

由此看出，白銀帝國下高度發達的高利貸經濟是又一大特色。很顯然，高利貸經濟使農民、中小商人的破產速度加快了。

如此，就造成官員更貪，民眾更加仇視政府，知識分子走投無路，開始投靠農民起義軍。而正是這種過於一刀切的政策，使得北方特別是西北缺銀地區的百姓，最終因為無銀而交不起稅。再加上自然災害的嚴重，農民起義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對此，張居正強推一條鞭法的做法應該對此負有一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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