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繼龍：野性與蠻力——讀雷平陽的詩
雷平陽的詩山高水闊，氣象蕭森，放在一摞流行詩歌中，是非常出眾的。最近費卻半月時間，集中讀了他的《雲南記》《基諾山》及一組新作，一時進去出不來，怒江、無量山、哀牢山、荒村、野店、殺狗者、菩薩、司傑卓密，心神完全被搖蕩，眼前景紛沓，心頭詞亂飛，找什麼詞來概括雷氏之詩呢？慌忙中，拿來「野性與蠻力」，姑且一說。
晚明王季重說：「蓋廊廟必莊嚴，田野多散逸，與廊廟近者，文也；與田野近者，詩也。」大詩人必有野的一面，不野不足以為詩。野，才能陡然隆起，塊壘嶙峋，充滿奇情壯采。不野，隨世俯仰，不偏不斜，只能做室內花草，館中病梅。野性，首先是生命體驗的奇崛與壯闊。百年新詩，走了很多彎路，也有很多明了真確的收穫。八十年代人詩人、學者喜歡說「生命意識」「生命體驗」，這的確是促動新詩發生、演化、壯大的一個原力、一大法器。詩歌，可以和文化、歷史、政治、科學等等結合起來，走他們的路線，但必須首先植根於生命。生命是大江大河浩浩湯湯的流波，是朝陽野火赫赫焱焱的光輝，它漫無目地生髮著、耗散著，無目的中又冥冥地有著合目的性。真詩人，都會解開加諸自己身上的桎梏，收視返聽，雕空鏤虛，認識生命的本相，記錄生命的華彩，在一切思維言行中注入生命觀察的眼光。這是一個悖論，在這一過程（詩與思的過程）中，生命既成了主體，又成了對象。這自發的源與流本身就是奔突與創造，不乏尖新生奇，充滿了大苦大悲，甚至經常是混沌而莫可名狀的。和新詩史上那些大詩人一樣，雷平陽也鑿開了這生命之流，舔刀尖上的血，嘗「針尖上的蜂蜜」。對生命的省察和展示，在他那裡崔巍而遼遠了起來。「彷彿，我真的，有了一次機會，在佛塔里/走丟了，卻又活著，從其尖頂爬了出來」（《德欽縣的天空下》），這是大孤獨中體會到的生命的迷失與涅槃。「我被書卷壓著，真的挺不住了/白茫茫的心，怎麼也找不到桃花源」（《冬至》），這是直面本心的空洞與惶惑，再也找不到救贖。「坐在炸藥堆里，我想抽支煙/該走的都走了，不該滅絕的那些/正在滅絕。」（《獨處》）這彷彿是穿越了的陳子昂在炸藥堆里（幽州台上）發出的海子般的聲音（「在這個世界上秋天深了/該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由黃鐘大呂構成的輓歌，悼人，也自悼。再如這組詩中的《獨白》，可以說是自我生命衝撞、對話、融合的真實記錄。「自我」是生命之流焰的漩渦和形式。「你紛紛睡去。是的，紛紛」，「你」指向「自我」，大概是在睡前的獨白、自我安慰中突然目擊了自我的分裂，「紛紛睡去」，主體眾多，有時間長度，而且行為多而雜。「像一個石榴，像俄羅斯套娃」，眾多晶瑩多汁的籽粒、重複有又不相同的人偶組件，代表了眾多的「乾淨而又獨立的靈魂」。「我」變成了自我、本我、超我、真我、非我等等，與物交接，「方舟、冰川、火焰、鳥群/巫術、鐘錶、美學」，只要興之所至，都各自認領其主人或配角，形成夜空里星座般的存在。「我」的角色又化成「文殊菩薩」「哭泣的本體」，這樣的體驗奔涌而勞苦，最後，那個最能看得見摸得著的「肉體」——「血肉豐饒的那個你」，只想「靜靜地睡去，不接受任何讚美」。這是專註於生命體驗的詩歌，而在這種特殊的體驗中，雷平陽遇到、品嘗到了生命的衝突、酷烈、疲倦，以及大悲哀與大精彩。這是野性的詩，也是最純粹與最基礎的詩。
野性，也源於對自然、山水的無悔擁抱。雷平陽和李賀、屈原一樣是深深迷戀「山鬼」的，這是稟性，也是宿命。故鄉雲南的那片山水，就是雷平陽的世界、根系，不可能像移植花木那樣「拔出蘿蔔帶出泥」，這是我們對他很明顯的感受。「山水比德」，敏銳的雷平陽發現了這句古話，也將其當做自我命名的信言。他在微信、講座中經常呼籲保護某一條江河，不要無情開發某一片山野。他說在有生之年要用「肉身做的文字」，將「繞不開的山水、密林、寺廟、蟲鳴……」搬到紙上去，建造一片「紙上的曠野」（《〈雲南記〉自序》）。他說，「訪問或討伐自己，得有一個貼心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基諾族人世代居住的」「雨中的基諾山」，「人、神、鬼共存的基諾」（《〈基諾山〉序》）。在將世間的「現實」變成「詩歌中的現實」的更高一個寫作階段，雷平陽仍然跋涉在他真實的、想像的山水草木中，他就是他世界中的「野物」。雷平陽深刻地意識到，而且展示出了自己和山水草木的血肉般的依存關係。「萬物緩解了我的飢餓，讓我新生/在金沙江上航行時，兩岸的山峰/用荒涼與陡峭養育我」，這些蠻荒的比人更永恆的東西像糧食一樣「養育我」，「我」的精神、靈魂，甚至肉體。及至領悟了「一根枯草」的存在和意義，「一根枯草可以詮釋我」，它生的鬱勃，死的荒涼，和不管生前死後所面臨的茫茫虛空的處境，和「我」一樣。「我」有感恩，也有無奈，「無力代替遍地的秋風發出陣陣怒吼」。不僅形同山水草木，而且信仰天地萬物，用「山水詩」的方式處理自我與世界的關係。在一個特殊的時代里，「我」過上了「身臨深淵的生活」（《山水詩》），「我」變成了另類，「流放者」「隱者」「無用之人」，但仍然固執地將峭壁上的菊花作為自己的名字，將活火山上的積雪移植到自己的腦袋中，愛著「凌空的松竹」和「破空的墜石」。然而面對「烏鴉鑿築天梯」「鳳凰接引已經幻滅的採藥人和煉丹人」——「不再模仿，不再讚美」，「想熱愛天堂一樣地熱愛著僻遠的荒野」，卻只限於靜觀和書寫，沒有變成陶淵明、謝靈運一類古典的山水田園詩人。對山水、自然的熱愛、依戀是一樣的，卻心緒更複雜，行為更怪誕。比陶謝王孟多了恐懼和悲哀。因為這片山水的邊界線正在大工業時代的機器轟鳴聲中迅速的退縮，它終將消失，這於詩人而言，幾乎就是大限的來臨。古人是不會有這樣的遭遇的。所以詩末「無心功過」「求一疊白紙，一支毛筆，山水之間/酒醉之後，盡情享受書寫的自由」，只能象徵性地享受這種書寫「山水詩」的自由，這是無奈中的自我安慰。這樣，藉助山水詩的姿態，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的處理，也是齟齬的。這裡面隱含著靈魂的大悲痛。
野性，還體現在一種強烈的「邊地文化精神」。「地方性」「地域文化精神」，這是很多評論家都注意到的特徵。雷平陽說，雲南的紅土地、深山密林里生存著二十八個少數民族，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以山水草木為家園，和花鳥魚蟲建立了兄弟姐妹般的親密關係，信仰死後有靈，萬物有靈。這些人害羞，不喜歡被觀看，不習慣暴露在鏡頭下。他們的生活就是不斷的儀典，永遠在祈禱、獻祭。這和高度統一的、以實用著稱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也和透明、理性化的現代文明相反。我們經常感到，詩人雷平陽身上有祭司、遺民的影子，一種獨有的邊地文化造就的複雜身份。他說，「在『詩歌中的現實』里，我則是哪個與神山之上的女神結了婚卻又孤獨守在人間的詩人」，這種自我想像和表述讓人想起沈從文早期小說中那些與神巫戀愛的苗族、土家族青年。雷平陽相當一部分詩作，展示了邊地人生活的語調、心理和信仰，給人神秘、蒼涼的感受。《邊疆》：「江河是上帝的目光/山造的塔，自然而然，站在兩邊/煙幕，有時垂下，有時拉開/……/我們都想生活在地上/神的庇護，給了我們足夠的身體的饑荒」，這是對邊地鄉民基本生活狀況的刻畫。但雷平陽的寫作更多的是對邊地文化正在喪失這一歷史處境的悲悼、回視和反思，情感和態度是複雜的。《末日》：「在廣州，有人問我/什麼是末日？我沒有多想/脫口而出：佤山的巫師，基諾山的/白蠟泡，雪山上的天葬師……/當他們用漢語佈道時，世界已死」，這是站在邊地民族立場上，在高度現代化的廣州做出的末日預言，預言一種世界的終結，這個世界是由熱帶雨林、佤山的巫師、高空的鷹等構成的。這一過程在《我才是自己最心疼的那個人》一類詩中有更深切的書寫，世界彷彿「只有自己一個人」，「但電鋸的聲音和汽油的味道/仍在執拗地傳來」，於是，「我」的世界裡，只剩下了「焚書煮茶」，「目睹琴弦斷於刀鋒，烈火把詩稿燒成骨灰/教堂改造成瘋人院」，「荒涼已成常態」，「多少絕唱一直沒有斷絕」，多少年來「他們熱衷於高密和掩埋」，以至於「醉倒於盛宴我仍然是餓鬼，置身火爐我還是寒冰」，靈肉分裂，在最後的葬禮上仍然只能唱頌歌。這真是筆折琴斷，津梁摧坼，「崑山玉碎鳳凰老」，一種文化走向終結時的大哀之境，讀來真有「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之感。
雷平陽給我們的，是野性十足的「力之美」！山間靜靜潛行之後躍起的紋豹，目光深沉、緩緩走向雲煙的大象，寧靜中潛藏的力，火山般瞬間爆發的力，或者谷底的瀾滄江將山頂的石子一一吸下去的力，等等。魯迅評詩，喜歡偏於力的詩，「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去除政治因素，這樣的說法適用於雷平陽。雷平陽有一種茫漠的「陰剛之力」，他仍然是清新剛健的，一洗流行詩風的頹靡浮華。當下，我們有太多的詩人忘掉了自己身處其中的文化，忘掉了時代歷史，只鑽進自我的象牙塔里絮絮叨叨地書寫著一己的小情緒、小想法、小格局。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美之為物有二種：一曰優美，二曰壯美。」雷平陽有壯闊之美，他不是「無我」，而是「有我」，這個「我」從天地中崩出，充滿蠻荒之力，猶似出世的孫悟空，攜風雷之勢直攪出個天翻地也覆。「禮失求諸野」，由野，產生了力，力之美。
有一段時間，不少學者、評論家指責雷平陽是懷舊性的、後視性的「鄉村詩人」，缺乏前瞻性。現在看來，此類批評敏感而片面。一方面，在一種文明走向黃昏，被後起的文明摧毀、替代之際，對千百年來生於斯沒於斯的文明的依戀、悲悼和回顧本身就沒有意義了嗎？孔子、屈原、杜甫、魯迅，乃至但丁、曼德爾施塔姆等等，在更大的意義上，都是絕望的悲悼主義者。似乎文明史上，更有意義的行為大多是對前一文明的懷戀和反顧。諸多承前啟後的經典之作，比如《論語》《紅樓夢》《神曲》，都是這一文化行為的產物。而且，後起的文明，因為其勢不可擋後來居上，就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嗎？沈從文、海子、昌耀當時也遭遇過同樣的指責和拷問，他們的處境幾乎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從詩藝的實際情況來看，雷平陽也並非一味懷舊、沉於古老的想像，他不是一個消極浪漫主義者。從《雲南記》到《基諾山》，再到當下的寫作，他有濃烈的「現代性」質素，甚至可以說是當下漢語詩壇為數不多的真正的「現代主義者」。《殺狗的過程》《場景》《訪隱者不遇》《白衣寨》《獅子頭》調用而且內化了敘事、反諷、戲仿、身體性等當代詩歌觀念和方法，他不像很多詩人偏於一途，他寫得更綜合，渾厚廣大，生氣瀰漫。他不僅站在山林里寫邊地傳奇，而且站在城市的褶皺里里寫日常生活、當代場景，二者相互駁詰，構成了巨大的張力。甚至可以說他是站在文明的邊界上，發出更悠遠、冷靜、深刻的聲音的。他給了我們一種反思現代文明的視角。雷平陽不僅有「反現代的現代性」，而且有「超越現代性」的可能。
（本文刊於《草堂》詩刊201805期）
程繼龍，生於1984年，陝西隴縣人。文學博士，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現任教於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致力於中國現當代詩學研究。在《外國文學研究》《蘭州大學學報》《光明日報》《文藝報》《詩刊》《詩探索》等刊物發表論文四十篇。在《延河》《作品》《詩潮》《中西詩歌》等發表作品多篇。出版詩學專著《打開詩的果殼》，編著《追尋隱沒的詩神：朱英誕詩歌研究文選》等。《星星詩歌》理論版「詩人地標」欄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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