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期的歷史閘門開啟，「主旋律」將面對更多文化挑戰！

近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發布2018上海文化發展系列藍皮書，作為上海社會科學院60周年院慶的重要成果發布活動之一，「上海文化發展系列藍皮書（2018）」聚焦上海文學、文化、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電影產業、文化交流、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領域，權威發布上海文化發展領域的熱點和重點問題，概括、展望上海文化發展的新趨勢、新特徵。其中，《上海電影產業發展報告（2018）》聚焦2017年度中國電影產業和上海電影產業發展的最新動態和突出現象，本報刊發部分內容。

原文：《「主旋律」：認知時代的有效路徑》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孫佳山

從《戰狼2》、《建軍大業》到《紅海行動》，作為當前這一歷史階段的「主旋律」的代表作品，以高度類型化的創作手法得到了業界的認可——儘管《建軍大業》出現了「小鮮肉」演員的爭議，《戰狼2》仿照好萊塢式英雄主義式的「主角光環」的爭議。那麼，「小鮮肉」到底能否承擔起演繹那段沉甸甸的革命歷史的重任？好萊塢式的「主角光環」是否也能被成功地套用在我們的「主旋律」之中？「主旋律」能否發展成為與好萊塢大片相匹敵的中國式大片？

若想回答上述問題，首先自然離不開對我國「主旋律」發展階段的全景梳理。

「主旋律」的四個發展階段

「主旋律」的概念本身，最早是在1987年由時任廣電部電影局局長的騰進賢提出，要求「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從1987年到2017年，「主旋律」走到今天已經過去了30年，在這30年中，它大致分為4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這一階段的「主旋律」影片以《大決戰》系列、《開國大典》《渡江戰役》為代表。這類影片基本保持著對歷史相對官方和正統的敘述方式，由於當時市場化、產業化改革只是初始階段，新舊兩種體制尚未完成轉換，好萊塢等外國電影也沒有大量湧入，因此那個階段的「主旋律」影片反而都在相對封閉的市場環境中有著非常不錯的票房表現。

第二階段則是在世紀之交，既包括一系列「長征」題材等影片，也包括《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等一些具有藝術電影特徵的作品。在1997年馮小剛的《甲方乙方》，以賀歲片的樣貌打開內地電影市場的類型化探索的大幕之後，「主旋律」影片也開始逐漸向市場化靠攏。在這一階段，過去「主旋律」濃重的官方投資色彩開始淡化，「主旋律」影片在投資意義上，開始嘗試、摸索市場化的運作路徑。

而第三階段雖然僅有《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寥寥幾部代表影片，但卻表現出了足夠的癥候性。這一階段的「主旋律」不僅在資金投入意義上已經找到了非常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在內容製作上也開始在局部大膽調用好萊塢等主流大片的製作手法，試圖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其中國本土化的「嫁接」，這在「主旋律」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大轉折意義。

第四階段則從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開始，以《建軍大業》《戰狼2》為代表，包括《非凡任務》和2017年年末上映的《紅海行動》等一系列作品。今天這個階段的「主旋律」比之前任何一個階段都要複雜，從敘事結構、人物設定、衝突節奏到視覺效果層面上，都開始明顯具備了好萊塢式主流大片的基本特徵。而且，由於投資結構、出品歸屬等多層次的變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視作品與過去由國家標明文化邊界的階段相比，有了相當的自主性，對於文化邊界的「勘測」也是在商業邏輯摸索的基礎上完成的。

紮根於中國經驗的中國式大片出現

經過20多年市場化改革的洗禮，我國電影行業在歷盡沉浮之後，也已經開始有意識地依照類型化的範式，按部就班地生產商業電影。儘管近十年來的小妞電影、青春片、恐怖片等過於參差不齊，但這種有意識的類型化嘗試本身無可厚非。中國電影市場化改革的最大誤區和錯位在於，無論是1993年的電影發行體制改革，還是2002年的院線制改革，亦或2003年起一系列《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署以及更為開放的准入制度的推行，中國電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都試圖對標好萊塢大片，試圖一經市場化改革，就要立即生產出中國式大片與好萊塢相抗衡。

然而，事與願違，與好萊塢相比，我們並沒有經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好萊塢黃金時代和從1967年到1976年的新好萊塢電影的紮實的類型片積累過程，而好萊塢在這些不同階段的發展周期里，卻完成了從西部片到科幻片，這些可以處理不同族裔背景和文化經驗的成熟類型片體系、架構的搭建。

所以這種差異和差距的直接後果，就絕不僅僅是在商業類型片上的懸殊對比，在「主旋律」領域也同樣有著深刻地體現，社會上長期以來之所以對「主旋律」持有一定程度的偏見，就是因為我們的「主旋律」沒有好萊塢電影豐富的類型化經驗，人物、情節缺乏相應的感染力和信服力。不管是人物形象、情節架構、矛盾衝突、心理動機還是共情模式等，都被好萊塢純熟地運用到了自身的「主旋律」影片中。但是普通觀眾們卻只會被故事和講述故事的方式吸引，根本意識不到「主旋律」的傾向性問題。這就是我們需要補課，也一直在補課的領域。

這也是到了《建軍大業》和《戰狼2》，我們可以將它們作為歷史節點，來標識主旋律的新一輪發展周期的原因。因為儘管在《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中開始在局部採用了類型片的元素，但它們的群戲化塑造歷史人物、碎片式情節呈現、縱覽化歷史敘述的整體特徵，在商業上毫無疑問也是不成功的，這也使「主旋律」的實際傳播效果大打折扣。

的確，在我國現代歷史上「建軍」這個過程複雜而多義，凝結了幾代中國人的鮮血；但在影像化表達上，我們確實還沒有足夠豐富、多樣的經過市場化檢驗的策略和辦法。如果《建軍大業》還有講述完整歷史的負擔，《戰狼2》則更加個人化，相對輕鬆很多。《戰狼2》對於海外華人群體的直接展示和正面展現，是國產影視作品在題材上的一大突破。一方面，過去的影視作品鮮少大範圍觸碰和表現這一群體；另一方面，影片對於該群體的刻畫，也擺脫了《北京人在紐約》等過往影視作品中的壓抑感和屈辱感。這種類型、題材上的突破所依託的背景，就是改革開放近40年來國民心態的重大轉變，以及中國與世界在空間感上發生的巨大變化。《戰狼2》的出現標誌著中國電影來到了一個歷史臨界點：經過之前《湄公河行動》等影片在不同層面上的探索和積累，我們已經可以期待更多真正意義上的紮根於中國經驗的中國式大片的出現。

粉絲文化改寫時代文化娛樂消費

「主旋律」在當下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在它的傳播過程中，受到了青少年群體的廣泛關注。

眾所周知，支撐「小鮮肉」崛起的主要文化消費群體是90後、95後甚至00後等幾乎完全在互聯網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他們也在新世紀第二個10年之後，迅速佔據了電影、電視等領域的消費主體位置，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也正是由於90後、95後甚至00後等一批批年輕人不斷登上社會的舞台，為了照顧和適應他們的文化娛樂消費習慣，影視領域即便是「主旋律」的創作和拍攝、生產和傳播，也同樣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

「小鮮肉」本身並沒有原罪，他們不過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爭議的焦點在於天價片酬等問題是否是「小鮮肉」所獨有。事實上，對於我國的影視行業而言，天價片酬問題早已經是一個全行業的普遍性問題，不僅僅是90後、95後甚至00後所喜歡的「小鮮肉」，那些大媽們迷戀的「老臘肉」，同樣也都有著令人驚愕不已的天價片酬。比如在《人民的名義》中，「老戲骨」們的片酬都是「內部價」「人情價」。如果按照市場價，這部劇總成本就得接近3個億，並不是其所標榜的中小成本投入，而在他們的背後則是當前中國影視行業自身的結構性困局。

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下，它的生產、傳播所面臨的具體商業風險和挑戰，並不是我們坐而論道就能夠體會的。所以，「主旋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它的很多特徵還要深入挖掘，越來越多的「小鮮肉」出現在「主旋律」中，是新的粉絲文化消費形態的產物。

當前粉絲文化下的愛豆與傳統明星的一個巨大鴻溝在於：前者建立在當代粉絲文化的土壤之上，這種新的文化經驗不在任何過往的理論闡釋範疇中。比如去年年末，TFBOYS成員相繼慶生之時，他們的慶生視頻竟然被粉絲們集體籌資付費，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巨幕上播放——而那裡正是前幾年官方出資播放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的地方——這足以讓上幾代人都驚掉下巴。

粉絲們的「驚人手筆」，遠不止「承包」紐約時代廣場的大銀幕這一樁。在偶像生日當天包地鐵、包飛機都是近兩年的尋常事。更多粉絲為偶像承擔起了宣傳、公益等活動。王嘉爾的粉絲集體為他購買某知名視頻網站的廣告；鹿晗的粉絲則在《重返20歲》上映期間在影院包場，請養老院的老人免費觀影；黃子韜與經紀公司解約後一度面臨形象危機，其粉絲主動以他的名義向埃博拉疫病區捐款，還籌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幫助他重塑形象。

在這種全新的粉絲文化中的粉絲們，他們非常清楚如何讓自己的愛豆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為明星的象徵資本。他們在相當主動地參與塑造、建構愛豆的形象。我們千萬不要輕視這種從傳統明星到愛豆的文化躍遷，它已經深度影響到影視領域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比如，以前的電影觀眾觀看古月那些特型演員扮演的毛澤東等偉人，毫無疑問必須要演得像才能符合他們的觀看預期。而現在由「小鮮肉」們參演的《建軍大業》，粉絲的愛豆經過粉絲們的長期共同努力，也開始參與到了這個國家的主流話語建構，也開始進入到了國家的主流社會，這既是粉絲的愛豆的成功，也是粉絲的集體成功。

正是這種我們不太好理解的、上述文化躍遷完成後的新一代年輕群體的文化價值代入感，開始在改寫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娛樂消費，電影自然也不會例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小鮮肉」們即便確實演得不好也還有市場的深層次原因。粉絲文化的影響，也絕不僅僅局限在文化娛樂領域，也正在向經濟、政治等多重領域持續擴散。這確實很悖論，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文化挑戰。

「主旋律」還有更多文化挑戰

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普通國民和中資機構的腳步和身影逐漸深入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公民和中資機構的海外合法權益的保護也越發顯得必要。偵破湄公河慘案、利比亞撤僑、葉門撤僑等等，這些不能忘卻的過往，深刻地展示了我國發展中的強勁國家實力。正是在這樣的大時代語境下，以此類事件為故事背景，製作《戰狼2》《紅海行動》等當代「主旋律」電影開始成為這兩年中國電影的一個新趨勢。

我們相信，未來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會越來越多。但在拍攝涉外題材的影視劇時還應更加註重對相關細節的把控，畢竟這其中會涉及其他國家的民族、宗教、主權等重大問題。美國等世界強國在《007》《碟中諜》《諜影重重》等系列影片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處理相關問題的文化經驗和影視技巧，這也保證了它們在長時間經久不衰的同時，又規避了相關的風險和爭議。在這一點上，我們還缺乏相關的經驗和技巧。

因此，整體性地審視這一波「主旋律」爆紅背後的成因、邏輯，已成為了這個時代文藝領域議事日程上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認知我們這個時代的一條曲徑通幽的有效路徑。因為無論如何，這一文化周期的歷史閘門已經開啟，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來自一個長周期的文化挑戰。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7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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