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圖為他的遇害現場。

「有時一篇報道的點擊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報道才是有影響力的報道。」

你殺得死記者，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

採訪並文 / 崔瑩

編輯 / 陳默

今年4月初，美國調查記者與編輯協會（IRE）公布了2017年度IRE大獎的獲獎名單。IRE大獎是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獎，與普利策獎齊名。

IRE金獎是該協會頒發的調查性報道最高榮譽。今年獲得該獎的作品，是《紐約時報》關於好萊塢著名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道，以及關於烏克蘭記者帕威爾死亡事件的紀錄片《謀殺記者帕威爾》。

獲得本屆IRE「犯罪報道特別獎」的，是BuzzFeed關於巨富斯考特·楊死亡的調查報道。Buzzfeed用兩年時間調查此案，揭示這與俄羅斯勢力在英國本土執行的暗殺行動有關。

IRE創建於1975年，總部位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是世界上最大、創立最早的調查記者組織，擁有5500多名會員。從1979年開始，IRE每年都會評選優秀的調查報道作品。不僅如此，IRE還為調查記者提供培訓、資源和社區支持，並保護調查記者的權利。

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是IRE的執行總監。他曾任基普林格公共事務新聞項目總監，以及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電訊報》調查報道主編。近日，穀雨對道格·哈迪克斯進行了電話採訪，了解IRE大獎的評選情況，以及美國調查報道的行業現狀。

IRE執行總監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

如何衡量一篇報道是否有影響力？在採訪過程中，道格·哈迪克斯表示，他們的標準，是它是否改變立法、懲治違法者、促進社會變革。

而點擊量，並不在此列，因為「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

換言之，一篇調查報道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能影響真正有影響力的精英，進而改變社會。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把流量與記者的收入和考評掛鉤的方式，在美國極其少見。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會導致記者都去報道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而這對新聞業來說，「太不幸了」。

以下為採訪內容。

  有影響力的報道是促進社會變革的報道

穀雨：IRE大獎和普利策獎的獲獎作品有時會有重合，這兩個獎項存在哪些差異呢？

道格·哈迪克斯：IRE的所有獎項都和調查性報道有關，而普利策獎包括其他種類。

在調查報道的評選上，普利策獎遵循的某些標準和IRE獎有些類似，但我們會更多地考慮報道的影響力。

穀雨：那麼，你們如何衡量報道的影響力呢？

道格·哈迪克斯：影響力包括報道是否促進法律的改變，是否讓某些人被繩之於法，是否促進了社會變革，等等。

穀雨：今年，IRE的一個金獎被頒給了《紐約時報》的韋恩斯坦性騷擾報道，你認為這系列報道的可貴之處在哪裡？

道格·哈迪克斯：《紐約時報》揭露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道，是引發「#Me Too」大規模反性騷擾運動的最基本的報道，也是「看門狗」新聞的傑出範例。

這些報道影響了很多人，給沉默的無權者提供了發聲的機會，讓強權者對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在改變人們對性騷擾的態度方面，它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這場運動影響深遠，韋恩斯坦、美國著名訪談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以及一些政治人物，都被揭露有性騷擾行為。

《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報道。

穀雨：IRE 的另一個金獎被頒給了「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OCCRP和其合作夥伴Slidstvo.Info，因為它們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里梅特遇害的紀錄片。評獎時，你們是怎麼考慮的？

道格·哈迪克斯：我們的評委都認為，這個獎項真正體現了IRE的精神。

1976年6月，《亞利桑那共和報》調查記者唐·博爾斯在車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難和他正在調查的黑手黨有關。事件發生後，三十多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趕來。他們團結在一起，決定繼續完成博爾斯的調查報道。

OCCRP和Slidstvo.Info共同製作了調查烏克蘭記者帕威爾·謝里梅特遇害的記錄片。

謝里梅特的經歷和博爾斯的經歷非常相似，它們都表明：你殺得死記者，但你殺不死這個故事。對烏克蘭記者如此深入地調查、如此執著於將壞人繩之於法的行為，我們非常驚嘆。

  報道本身比點擊量更重要

穀雨：你已經擔任IRE執行總監兩年了，在這兩年里，美國調查報道界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我認為是數據新聞日趨成熟。有些記者通過編碼、軟體等複雜技術，對數據進行分析和可視化加工，這催生了很多之前無法做到的報道。

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是，《亞特蘭大憲政報》對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者對病人進行性侵的調查。這涉及成千上萬件案例，以及10萬多頁法庭文件。他們使用軟體來分析這些材料，總結出了共性。

今年IRE數據新聞獎的獲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論壇報》，他們對處方葯進行了複雜的分析，分析它們如何將患者置於危險境地。

另一個數據新聞獎的獲得者是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他們查看了全美的破產數據，發現了種族歧視的存在——申請破產的黑人，和申請破產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在報道《對美國黑人而言，破產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兒》中使用大量數據。

還有一個獲獎者，調查的是外國人，特別是中東人在美國找房、租房時是否受歧視，它也涉及大量的數據分析。

穀雨：美國新聞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錯誤信息和欺騙行為，不僅是調查報道記者，所有記者都面臨如何識別真偽信息的挑戰。

2017年8月，颶風哈維登陸美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休斯頓當地機場被水淹的圖片，後來被指是假照片。

這些虛假信息，有的來自白宮和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一些報道令他們感到尷尬，或讓總統和他的政府顯得腐敗無能，他們於是故意詆毀合法的新聞媒體，將很多真實報道斷定為虛假的。特朗普政府還常把虛假消息作為宣傳工具，誤導公眾。這種現象正向地方一級政府蔓延。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新聞媒體需要與之對抗。對抗方式包括讓信息透明、共享數據，以及說明故事來源等，以便讓讀者了解真相。

穀雨：在你看來，一篇優秀的調查報道應該是什麼樣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時候，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運營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為，記者要能提出質疑，揭露腐敗，挖掘真相，告知公眾。關於這些內容的報道，就是優秀的調查報道。它們關注受害者，調查污染企業和醫療事故。它們表明：某個組織依然有改善和進步的空間。

穀雨：報道的點擊量與報道的質量、專業水準不一定成正比，有時甚至可能相反。在評選時，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們如何取捨？

道格·哈迪克斯：報道的點擊量是很重要，但我認為報道本身更重要。

有時一篇報道的點擊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小眾，決定了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報道才是有影響力的報道。

點擊量高，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一篇好報道。美國有很多小報和八卦雜誌，比如《世界新聞周報》《國家詢問者》，它們經常刊載虛假的故事和名人新聞，銷量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高。儘管如此，我還是寧願選擇讀者少、點擊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為，引起立法者和公眾關注並帶來改革的報道。

穀雨：美國記者的收入，是否會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掛鉤，或者在考評時，被作為重要的參考係數來考慮？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國，這樣的做法極其少見。很多記者和新聞采編室會對讀者進行跟蹤調查，了解他們對不同報道的興趣，但記者的收入，和單篇文章的具體流量沒有直接聯繫。

穀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標準，可能會給新聞業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道格·哈迪克斯：這樣的做法太不幸了，會導致記者都去報道那些僅僅以「通俗、受歡迎」為前提的新聞。

有的新聞雖然點擊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眾的新聞，比如關於政府、商業、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聞相比，要次要得多。

  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機構

穀雨：美國的新聞機構是否會越來越多地考慮報道的性價比，考慮削減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過去10年-15年的時間裡，美國媒體的采編人員大幅減少，目前美國記者的人數是10-15年前記者人數的一半。這些削減對新聞業造成了很多傷害，但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有令人驚嘆的調查報道陸續誕生。

我最擔心的，是這些削減對中小型媒體的影響——因為采編人數驟減，它們越來越沒有能力做調查性報道。因為調查性報道需要更多的時間，需要記者採訪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參加一次政府會議就能寫出來的。

穀雨：美國調查報道記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麼範圍內？他們如果轉行，一般會去哪些領域？

道格·哈迪克斯：這取決於他們在哪裡工作。新聞界的人員削減，並不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

通常來說，記者所在的媒體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個記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調查性報道，但如果他在一家規模較小的報社工作，就不會獲得和《華盛頓郵報》記者同樣的薪水。

此外，美國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差異很大，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舊金山的生活成本較高，記者在那裡掙10萬美元，大概類似於在哥倫布、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納波利斯這樣的地方掙5、6萬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離開媒體的記者去了非營利新聞機構：有些記者去大學教書，特別是那些非常優秀的調查報道記者，他們很容易被大學聘為教授；有些記者會成為自由職業者，他們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會寫書；也有記者轉行成為公關，因為兩個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國的公關人數和記者的數量相等。

穀雨：近些年迅速發展的非營利新聞機構和小型數字新聞媒體，在從事調查報道上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美國已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聞機構，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非營利新聞研究所（INN）。它們在美國各地完成了很多優秀的調查報道。

很多媒體的觀念是，要竭力報道所有領域的新聞，包括社會新聞、法制新聞、娛樂新聞……而非營利新聞機構只需要選擇幾個重要的故事進行調查。不必報道某個社區的所有領域，的確是它們的優勢。

它們的劣勢是很難建立自己的聲譽，很難獲得大量受眾。如果傳統媒體和這些非營利新聞機構合作，可以共贏。

穀雨：你認為，未來調查報道最好的運作模式應該是什麼？最好的資金來源是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我就會向全世界宣布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覺得他們沒必要為新聞掏錢。他們習慣了在網上看免費新聞。對新聞機構而言，這就成了災難，因為製作新聞並非是免費的，做調查報道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來埋單，這也是人們正在尋求答案的問題。

有人建議創建更多的基金會來支持調查報道，將調查報道變成一種公共產品，為大眾服務。我希望這樣的建議獲得更多的共識。

穀雨：你對調查報道的未來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道格·哈迪克斯：在國家層面，《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全國性媒體，將會有更有力的調查報道。它們甚至增加了對調查性報道的投入，它們的調查報道會繼續存活，而且會活得更好。

但我對美國地方一級的調查性報道狀況感到擔憂。在很多社區，誰在關注當地的校董事會？誰在監督市長？誰在質疑州立法者和官員？誰在確保稅款被合理使用？最近這些年，來自社區的調查報道越來越少。

讓我感到樂觀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國性媒體和地方媒體之間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信息聚集在一起，聯合做調查報道，這是調查報道的希望。

穀雨：在新聞業不景氣的情況下，想進入調查報道領域的美國年輕人還多嗎？哪類人比較受歡迎？

道格·哈迪克斯：儘管報紙和地方電視台都面臨商業模式的挑戰，依然有大量年輕人投身於新聞業，特別是那些用4年時間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的本科生。優秀的年輕記者暑假會在新聞機構實習，獲得課堂之外的實踐經驗。

現在，美國新聞界對具有數據分析能力的年輕記者趨之若鶩。

穀雨：在你看來，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體，必須要堅持什麼？

道格·哈迪克斯：對一家值得尊敬的新聞媒體而言，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產出質量高、讀者和受眾信任的內容。如果做不到準確和堅持，任何媒體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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