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聰：我愛平凡人

畫家周思聰走得太早。一九九六年走的時候，她才五十七歲。

人已去，惟有欣賞她的畫，讀她的文字。

我愛水墨畫，變幻無窮的黑白常令我沈醉。

——周思聰

曾經為之傾倒的形式，拿來卻成了桎梏，因為那不是自己心靈的頓悟，而是別人的靈光。

——周思聰

兒童做畫，畫心中所想，而非眼中所觀。孩子不可能熱衷於解剖，透視，素描關係這些技巧的搬弄，而是情感馳騁，隨心所欲，「萬物皆備於我」。這正是藝術家們夢寐以求的境界。

——周思聰

畫讓人看後應能使人神遊，這是成功的。但是不能為了情趣而人為地去編造，只能是自己感受中的生活情趣。

——周思聰

生活的感受要通過自己的語言講出來，不要通過看別人的作品來啟發自己的感受，不然往往是不痛不癢。要有真實地感受。

——周思聰

「繪畫的功能不僅僅使人賞心悅目。人生充滿了苦難，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靈，產生強烈的表現慾望。它不容我裝腔作勢，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實實訴說出來。」

——周思聰

那周思聰到底是一位怎樣的藝術家？

「有才氣，繪畫很獨特，拿起筆畫出來的就是不一樣。」郎紹君說周思聰的才氣是盧沉自己都承認的：「盧沉比較理性，他一再說，就繪畫才能論不如周思聰。不過，他讀書思考，在思想觀念上對周思聰有一定影響。」

聊到周思聰個人性格時，盧沉認為周思聰外表柔弱，但內里卻有一種骨氣。郎紹君則這樣形容：「盧沉直率熱情，十分健談，非常關注思潮與理論，周思聰話不多，聲音輕輕的，但有實在的見解和態度。她曾說，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多說話都能彼此了解，是真朋友。我比較注意他們的畫，他們比較注意我的文章。」

周思是一個讓老天都嫉妒的才女，所以從年輕時她就很勞苦。都說有才的人都是孤獨的，甚至連老天都會嫉妒。

為了更真切地了解這位偉大而具悲憫色彩的藝術家，下面給大家獻上周思聰先生的自白：

我的經歷簡單而幸運，說來話短。

我出生在

北方鄉鎮一個舊式的大家庭里。

記得

生著白鬍子的祖父

是鎮里一所小學的校長，

我四歲時曾被白鬍子牽著

混到那所小學裡念過書。

三歲時與姑姑合影

生著黑鬍子的外祖父

是同一鎮里的一位草藥郎中，

他很受鄉里敬重，

閑暇時常寫詩作畫，

我童年時最大的樂趣莫過於跟母親去姥姥家，

坐在黑鬍子膝下玩耍，

我對畫畫的愛戀大約就是從姥姥家開始的。

全家合影

日本人投降那年，

我們全家遷居北京，

我在北京讀完了小學中學和大學，

並一直居住到現在，

也差不多算是北京人了。

在小學時，

張怡貞先生是我的美術老師，

她和藹而嚴格，

是她給予我繪畫啟蒙教育。

少年時代與同學合影

讀初中時，

偶然見到雜誌上刊登的德國人凱綏？

珂勒惠支的畫，

受到極大震撼。

她成了我最崇拜的第一位畫家。

柯勒惠支作品

讀完初中，

我興高采烈去報考中央美術學院附中，

沒料想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

致使我失去了那次機會。

但我的固執

終於勝過了父親的權威，

第二年我便成為美院附中的學生。

老校長丁井文先生

對我們這些孩子關懷備至，

年輕的老師們都極平易而負責，

我在附中接受了嚴格的素描基礎訓練，

度過了難忘的三年。

學生時期

一九五八年，

極左的年代，

我們附中畢業的四十名同學中

被美院錄取的只有少數幾名，

出乎意料，

我竟是其中的幸運兒。

與李可染合影

在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五年的學生生活中，

有幸受到我所敬仰的

山水畫大師李可染先生、

人物畫大師蔣兆和先生，

葉淺予先生、劉凌倉先生、

花鳥畫大師李苦禪先生、

郭味蕖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老師的諄諄教誨，

使我一生受益不盡。

一九六三年美院畢業，

我被分到北京畫院做了專業畫家。

然而緊接著的十年浩劫

卻使我同其他人一樣被迫停止業務實踐。

結婚照

一九六九年我與盧沉結婚，

志同道合。

我們有一子一女，

日子儘管緊迫，然而和諧、默契。

一九七三年重新開始創作。

展出的作品有

《長白青松》、《山區新路》等。

周思聰《長白青松》

周思聰《山區新路》

一九七六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後，

我心情一直不能平靜，

一九七八年深入邢台地震災區，

完成水墨畫《人民和總理》。

一九七九年此畫獲全國美展一等獎。

周思聰《人民與總理》

一九八O年赴吉林省遼源礦區，

開始大型組畫《礦工圖》的創作。

一九八一年到涼山彝族地區寫生，

之後創作了十數幅高原風情畫。

礦工組畫

一九八四年應日本著名畫家

丸木位里、赤松俊子之邀赴日，

在東京上野美術館展出《礦工圖》等作品。

在上野美術館 1984年

於日本赤松俊子家中 1984年

一九八五年以後，

因患病，

創作活動長期受阻，

期間帶病完成部分小幅作品。

自傳到此便傳完了。

人說沒有坎坷經歷的人，

其作品便沒有深度，

看來此話正應驗在我身上。

畫了三十多年畫，

始知自己天資平平。

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順其自然吧。

我只願人們看到一個真實的我。

謹以此平凡的畫集獻給我敬愛的師長。

一九九O年九月

看完周先生的自傳，發現她對自己的生活描寫竟如此風輕雲淡、樸實無華，也許在生命的尾聲，她早已歸於平淡了吧！事實上，真是的生活帶給她要悲慘刻骨銘心得多。

從早年間，周思聰的父親生病需要照顧，盧沉的母親也跟他們一起生活，善於藝術研究的盧沉對家裡的事情並不在行，兩個孩子還很小，家庭大小事務都由周思聰一人承擔，她總是無論冬夏在冬天院子里用冷水洗衣服，這也似乎是她後期得類風濕病的原因之一。隨著盧沉患肝炎，周思聰開始負擔起了更為艱辛的家庭和精神負擔。但是話語不多的周思聰面對生活中的一切都很少有表露，不久之後周思聰得類風濕關節炎。這是《礦工圖》沒有完成的最直接原因。

周思聰給好友馬文蔚的信中有這樣幾個片段：「盧沉因病不能畫，我的壓力很大。這畫要表現一種力，需要有男人的氣概，我感到自己還缺少這力量。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我曾經是那麼希望著，共同完成。他毫無道理的冷漠，傷了我的心。」

《周思聰與友人書》書影

盧沉退出創作，周思聰病情加重，《礦工圖》最終還是沒有繼續下去。郎紹君說：「類風濕是一種不可逆的疾病，無休止的疼痛，關節變形，傷口難以癒合；不斷的住院、治療，無法解脫的煩腦，組畫就擱置了。

嚴格說，她的風濕病痛，有一段是時好時不好，不是完全沒有接續畫的可能。我問過她，除了病痛，還有沒別的原因？她說：就感覺自己力度不夠。

朱嘉凡《周思聰在礦工中間》

《心欲靜，憂未歇》一文中說：這『力度』不是尺幅和筆墨形式方面的，大約是心理上的。作品挽救的歷史苦難及其驚心動魄性，需要畫家巨大的意志與承受力量。周思聰太多柔腸，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難以忍受從自己筆端流湍出那麼深廣的痛苦。她認可我的這一推想。實際上，她放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時候，除了身體與心理，還有家庭負擔的壓力，以及藝術上的另一種追求。」

《礦工圖——同胞、漢奸和狗》周思聰

《礦工圖——同胞、漢奸和狗》局部

從文革時期到《礦山圖》，周思聰的人物畫創作一直承載著藝術家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但當她到了彝族地區之後，她說：「在那裡我看到的、感到的和原來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覺得那裡地球轉的特別慢，人們自生自滅，像植物一樣，他們沒有文化，但人與人之間卻很乾凈，比較原始，這就很入畫。」

《礦工圖——人間地獄》 周思聰

《礦工圖——人間地獄》局部 周思聰

在給友人的信中，周思聰談到她對人的審美標準：

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多麼美。比如一個通身區[黢]黑的礦工，他以為自己的醜陋的。殊不知他是那麼美，令你驚異。我也常在街頭觀察過一些時令女郎，穿一半件洋貨什麼的，或是臉盤略有點標緻什麼的，於是盛氣凌人、自命不凡起來。一看便知是個草包，從裡面浸透出醜態。這當然不屬於我所欣賞的「平凡的人」之列。在我尊敬的畫家之中，李可染是德高望重的，然而他卻是極平常的人。激動起來，結結巴巴說不出話像個孩子，對許多事常顯出驚奇「怎麼會這樣？」，有了高興事，一遍一遍說給人聽。所以他是個常人，是個自然人，至少本質是如此。「我愛平凡的人」這句話，也可以說成「我厭惡自命不凡的人」。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周思聰性格里還有一種敏感的一面，尤其是對人生悲哀的的情感特別敏感，她需要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一種相對寧靜、平和的心態，不想再激烈的宣洩，再承載過於沉重的社會主題了。所以她所感受到的彝族是安靜、質樸、沒有任何激烈的矛盾、時間甚至是靜止的，這與大部分去到彝族地區的人們感受到的並不相同，周思聰的關注點在彝族人普通、真實又勞苦的生活，所以周思聰的感情是細膩的，她也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風情，在她筆下的彝族婦女平靜、憂淡，卻也總是辛苦的背負著重擔。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1981年

「她從大涼山歸來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刻畫了兩個在背柴途中歇息的彝族婦女，題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正是她的感受和想像——沒有爭鬥和混亂，只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簡樸生活。

周思聰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女子，她們貧窮，勤勞，淡然、樸素。畫她們的筆線和色調也是恬淡抒情的。」郎紹君曾經撰文說這件作品還延續著《礦工圖》的濃重陳郁，卻沒有了《礦工圖》的解列和悲愴，「畫中兩位在途中喘息的彝族婦女，臉上雕刻著滄桑、眼神卻木然、漠然。」

周思聰在訪談錄里說：「我到了那裡就有一種共鳴，好像在上一個世紀的夢中曾經想見，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融洽。」

郎紹君認為：「這些作品筆墨風格已經不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麼凝重，空間也變得開闊起來；人物精神的『淡』則依舊：無論她們在做什麼，都像無所謂，無所注意似的，但又很自然，沒有一絲牽強。我曾注意到在這些作品中較多出現的婦女形象。她們『多孤獨一人，或在秋雨里、或在雪夜中，或在草地上，身處空闊的原野，雲天低垂，塵路漫漫，獨立移步，艱難而無怨』。」

郎紹君說「80年代中期，中央美院國畫系開人體課，請周思聰去授課。她和學生一起作畫，用圓珠筆勾畫了一批巴掌大小人體畫，這批人體的特點就是『變形』。課堂上畫人體，一般都是為了解決結構、色彩、光線等技術性問題，但周思聰看到和追求的不只是這些，她關注的是生命蒼桑在體形上留下的痕迹。這樣，在寫實性追求的同時，她適當用了一些誇張手法，把那種蒼桑感突顯出來。

這批小畫傳到各地，不自覺的顛覆了人體畫單純的技術目的，以及單純的唯美追求，人們竟相摹仿，對當時方興未艾的人體繪畫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周思聰畫的人體，有生動的肉體，更有深層的精神追求。

隨著病情的加重，周思聰後來已經不太容易繼續進行人物畫創作。荷花，是她80年代後期開始，集中於病重之後的90年代創作的。

「多年的病痛，不斷的住院、打針、治療，朋友們幫助她到新加坡、美國治療，也未能明顯好轉。久不離病榻，她渴望重返大自然。

在帥府院的家裡，在北京第六醫院的病房裡，我都見過她用變了形的指關節把筆畫荷，畫風雨小屋，山水小景。物質生命的困境迫使她尋求精神生命的寄託。

周思聰殘荷

筆力和氣勢不夠，就追求墨色和韻味，花少葉多，晴少雨多，沒有『紅蓮沉醉白蓮酣』的盛景，不乏『月白風清欲墜時』的憂寂。浮萍淡如淚痕，殘荷恍似亂雲，折落紛披，仍透著生機。寂寞中不乏熱情，愁思中又交織著喜悅。前人畫荷多『出污泥而不染』的隱喻，周思聰畫荷則直抒心曲，深情動人。」郎紹君說荷花從另一個方面突顯出她的傑出繪畫才能。

周思聰殘荷

「周老師那時身體的狀態，所承受的痛苦，對她是一種精神升華，她跟我說過，說都想通了，一切隨緣。」這就是王明明為周思聰所總結的「歸於平淡」，他說周思聰最後一批荷花用一個字形容就是「無」，技法上減到了不能再減，就像是一種解脫和精神的蛻變，周思聰並不信佛，卻像是到了佛學中的最高境界，畫中的空靈恰好與她的精神是巧合的。

「從對命運的抗爭，到後來的無奈，再到最後的解脫，這是周老師精神上的領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放掉，順其自然。」對於周思聰晚年的藝術道路，王明明這樣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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