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誥：發端中國憲政，惜無制約而亡

原標題：大明律誥：發端中國憲政，惜無制約而亡

大明開國，貧民出身、曾飽受壓迫的朱元璋非常重視法律之功能，認為「建國之初，當先立綱紀」，並認為「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大明律》即是朱元璋一生中「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的經驗總結，是經過他「凡七謄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

史載《大明律》於吳元年（1367年）著手草創，洪武六年（1373年）修訂損益，二十二年編成，至洪武三十年正式頒行。同時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攝其要略，附載於《大明律》，於洪武三十年五月編成，名《大明律誥》。朱元璋於是年告諭群臣曰：

「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既久；然而犯者猶重，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攝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令悉除之。除謀逆並《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後皇太孫朱允炆曾請更定五條，元璋採納；接著又請「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元璋曾諭太孫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你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即為此理。」《大明律》在中國古代法典編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義，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典，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中國古代法律制定的優良傳統，是中國明代以前各個朝代法典文獻編纂的歷史總結，而且還開啟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源流。《大明律》在明代實施的過程中，雖然不斷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擾，但始終未能影響其正統法典地位。由於朱元璋嚴禁嗣君「變亂成法」，《大明律》重頒後，終明之世未再修訂。有變通之處，則發布詔令或制定條例，輔律而行。

《大明律》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它雖然以《唐律》為藍本，但在形式上，結構更為合理，文字更為簡明；在內容上，經濟、軍事、行政、訴訟方面的立法更為充實；在定罪判刑上，體現了「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原則，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定罪較輕；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定罪較重。其律文結構和量刑原則對《大清律》有較大影響。另外，為把《大明律》貫徹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朱元璋還彙集官民「犯罪」事例來解釋律條。這與今日世界通用之「以案例定罪」相當。而且，《大明律》頒行後對日本和朝鮮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是當時東方世界先進法文化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不失為一部獨具特色而又十分先進的重要法典。

竊以為，大明朱氏王朝，所以能在昏君迭出、代代孱弱、皇帝常數年不朝之形勢下，能夠延綿不絕近三百年，多倚仗《大明律》之功。其中可見「憲政」之早期實踐經驗和其背後的巨大力量。中國數千年之王朝皇權實踐，因有《大明律》的出現而幾近於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中國之民主實踐亦於此時有所抬頭。然甚為惋惜之處，朱元璋制大明律之目的，唯以法製為御民之手段，非以法制保障民主公平；唯以法制統民治民，非以法制約束最高皇權，而遊離於民主法制之外的中央皇權，最後成為法制精神的最大破壞者；是以有明一朝最終不免亡於宦官干政、民亂四起和外敵入侵，朱元璋泉下有知，能不悔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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