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氣長存——永遠的汪曾祺
文氣長存
——永遠的汪曾祺
莊嚴
汪曾祺老先生最近又「火」了。
最讓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在散文《夏天》里寫的梔子花：
凡花大都是五瓣，梔子花卻是六瓣。山歌云：「梔子花開六瓣頭。」梔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處微綠，極香，香氣簡直有點叫人受不了，我的家鄉人說是「碰鼻子香」。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的著嗎！」
此文一經朋友圈流傳開來，甚至有朋友問我：這真是汪曾祺寫的嗎？
大概我們習慣於把汪曾祺當成一個溫厚持重的老先生。「他媽的」，是市井言語，就像狗肉一樣，雖然說著痛快，吃著香，終究是上不得檯面的。
然而汪曾祺從來都不是一個正襟危坐的老學究，倘若多讀些他的文章，你會覺得，僅僅「作家」、「戲劇家」的身份，已經不能準確地概括汪曾祺的一生。如果非要說些什麼主義，他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有趣主義者」，如果一定要當個什麼「家」，他大概是一個真正的「生活家」。
1920年，汪曾祺生於江蘇高郵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然而在他的文章中，在他一生的經歷中，我們從未見到過革命青年背離封建家庭，走向新生（如巴金的《家》）的橋段。他對於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繼母，一生都懷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深情地懷念自己的父親：
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裡，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裡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只是清唱。……父親那麼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個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裡，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秋天，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緻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里點了蠟燭，灑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位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干，我夢裡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麼會摻和進來了。
汪曾祺老先生的母親去世很早，並沒有留給他什麼印象：
我的生母姓楊。楊家是本縣的大族。在我三歲時，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個人住在一間偏屋裡，和家人隔離了。她不讓人把我抱去見她。因此我對她全無印象。我只能從她的遺像（據說畫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麼樣子，另外我從父親的畫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寫的大楷，字寫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她嫁給我父親後還能每天寫一張大字，可見她還過著一種閨秀式的生活，不為柴米操心。
他同樣深情地懷念他的兩位繼母：
小學一年級時，冬天，有一天放學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褲子里了（我記得我拉的屎是熱騰騰的）。我兜著一褲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繼母（即張氏娘——筆者注）一聞，二話沒說，趕緊燒水，給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乾淨了，讓我圍著棉被坐著。接著就給我洗襯褲刷棉褲。她不但沒有說我一句，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
我已經很大了，任氏娘對我們很客氣，稱呼我是「大少爺」。我十九歲離開家鄉到昆明讀大學。1986年回鄉，這時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我這時已經六十六歲，也不是什麼「少爺」了。
我對任氏娘很尊敬。因為她伴隨我的父親度過了漫長的很艱苦的滄桑歲月。
十九歲那年，汪曾祺帶著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如願進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讀書。他報考西南聯大的初衷，絕非因為醉心學問，亦非想著光耀門楣：
我在報考申請書上填了西南聯大，只是聽說這三所大學，尤其是北大的學風是很自由的，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弔兒郎當。我就是沖著弔兒郎當來的。
我尋找什麼？
尋找瀟洒。
大學期間，汪曾祺也確實是過得「弔兒郎當」。他的兒子汪朗回憶說：
父親看雜書的習慣，早在上大學時就有了。他在聊天時說過，當時西南聯大中文系開的課，他是喜歡的上，不喜歡的就不怎麼上。像聞一多先生、沈從文先生的課，他是聽得很認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課，有時就溜號，因為覺得朱先生上課一板一眼的，不太適應。他大學肄業後，生計無著，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推薦他給朱先生當助教，朱先生不幹，說「這個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認真聽，怎麼給我當助教」。這下他可傻了眼。
如今想來，戰亂時期的大後方，日子過得也並不安寧。然而在汪曾祺關於昆明生活的文章中，似乎並沒有給人一種「凄凄慘慘戚戚」的感受。昆明美食、同學軼事和大師風采，構成了他在彩雲之南的全部記憶。
汪曾祺對昆明的美食終生不忘：
原來在正義路近金碧路的路西有一家專賣汽鍋雞。這家不知有沒有店號，進門處掛了一塊匾，上書四個大字：「培養正氣」。因此大家就徑稱這家飯館為「培養正氣」。過去昆明人一說：「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聽話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鍋雞。「培養正氣」的雞特別鮮嫩，而且屢試不爽。沒有哪一次去吃了，會說「今天的雞差點事！」所以永遠能保持質量，據說他家用的雞都是武定肥雞。雞瘦則肉柴，肥則無味。獨武定雞極肥而有味。揭蓋之後：湯清如水，而雞香撲鼻。
他筆下的聯大同學更是頗有趣味：
一天，日本飛機在新校舍扔了一枚炸彈，離開水爐不遠，就在鄭智綿身邊。炸彈不大，不過炸彈帶了尖銳哨音往下落，在土地上炸了一個坑，還是挺嚇人的。然而鄭智綿照樣用湯匙攪他的冰糖蓮子，神色不動。到他吃完了蓮子，洗了漱口缸，才到彈坑旁邊看了看，撿起一個彈片（彈片還燙手），罵了一聲：「丟那媽！」
正如我們知道的，他本來也是個很有趣的人：
昆明有一個修女，又是牙醫，據說治牙很好，又收費甚低。我於是攢借了一點錢，想去找這位修女。她在一個小教堂的側門之內「懸壺」。不想到了那裡，側門緊閉，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修女因事離開昆明，休診半個月。我當時這個高興呀！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去，興盡而歸，何必見戴！我拿了這筆錢，到了小西門馬家牛肉館，要了一盤冷拼，四兩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至於聯大的諸位星光璀璨的大師們，則給汪曾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金先生（即金岳霖先生——筆者注）是個單身漢，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他（即吳宓先生——筆者注）一進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著，就馬上出門，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聯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來搬去。吳先生以身作則，聽課的男士們也急忙蜂擁出門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吳先生才開講。吳先生講課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動，很能體現「賈寶玉精神」。
唐先生（即唐蘭，字立廠（讀作「庵」）——筆者注）興趣甚廣，於學無所不窺。有一年教詞選的教授休假，他自告奮勇，開了詞選課。他的教詞選實在有點特別。他主要講《花間集》，《花間集》以下不講。其實他講詞並不講，只是打起無錫腔，把這一首詞高聲吟唱一遍，然後加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評語。
「『雙鬢隔香紅啊，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算講完了。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即聞一多先生——筆者注）點燃煙斗，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
然而在諸位大師中，對汪曾祺影響最大的，要數沈從文先生，作為沈從文「最得意的一個弟子」，汪曾祺的後半生中無數次深情回憶起與沈從文先生亦師亦友的交往，字裡行間滿溢著感念之情。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桔子抱著回來了。
他在《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我讓他過一會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隻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
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嘗試著寫過一些小說，但那終究是一個群星璀璨的大時代，他的光芒難免不被諸位大師所掩蓋。直到他六十歲那一年，才憑著一篇《受戒》大放異彩。因而如今我們經常說，汪曾祺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天才」作家。
不過，他自己恐怕未必這麼想。
只是，似乎也由不得他了。
晚年的汪曾祺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寫下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還留下了許多文學創作方面的經驗之談。他寫各地美食的文章，被吃貨們奉為「聖經」。甚至有一段時間，有海外作家來大陸交流，文聯都會安排他們到汪曾祺家裡吃飯，可見汪曾祺對「吃」的研究，絲毫不遜色於他的文章。
江青一輩子只說過一句正確的話：「小蘿蔔去皮，真是煞風景。」人民大會堂的廚師特別巴結，小蘿蔔都是削了皮的。蘿蔔去皮，吃起來不香。
汪曾祺嗜煙，這種嗜好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
我十八歲開始抽煙，今年七十一歲，從來沒有戒過，可謂老煙民矣。到了玉溪煙廠，堅定一個信念，一抽到底，決不戒煙。吸煙是有害的。有人甚至說吸一支煙，少活五分鐘。不去管它了！寫了一首五言詩：
玉溪好風日，
茲土偏宜煙。
寧減十年壽，
不忘紅塔山。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老先生對女兒說：「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然而他終於沒有等到這杯碧綠、透亮的龍井，就匆匆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不願當什麼「離休幹部」，活著，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
如果說，汪曾祺老先生的一生，還有點兒什麼可以稱得上是遺憾的，
這，應該算是一件。
最後，貼一段《受戒》中筆者最喜歡的對話：
明子告訴她，善因寺一個老和尚告訴他，寺里有意選他當沙彌尾，不過還沒有定，要等主事的和尚商議。
「什麼叫『沙彌尾』？」
「放一堂戒，要選出一個沙彌頭，一個沙彌尾。沙彌頭要老成，要會念很多經。沙彌尾要年輕，聰明，相貌好。」
「當了沙彌尾跟別的和尚有什麼不同？」
「沙彌頭，沙彌尾，將來都能當方丈。現在的方丈退居了，就當。石橋原來就是沙彌尾。」
「你當沙彌尾嗎？」
「還不一定哪。」
「你當方丈，管善因寺？管這麼大一個廟？！」
「還早吶！」
划了一氣，小英子說：「你不要當方丈！」
「好，不當。」
「你也不要當沙彌尾！」
「好，不當。」
又划了一氣，看見那一片蘆花盪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槳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邊，小聲地說：
「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說話呀！」
明子說：「嗯。」
「什麼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聲地說：「要！」
「你喊什麼！」
明子小小聲說：「要——！」
「快點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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