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誹心謗」何以成罪？

閑來無事扯七卦之二十七——

面對「腹誹」指控，顏異百口莫辯▲

漢武一朝為了統一思想，鉗制輿論，強化中央集權，不僅恢復了他爺爺漢文帝已經廢除了的「誹謗罪」，而且創造出了可怕的「腹誹罪」。

第一個因「腹誹」而被處死的是大司農（管理財政）顏異。

元狩四年（前119年），苦於國庫空虛的漢武帝與御史大夫（管監察執法）張湯設計出一個妙招——發行「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就是用白鹿皮做成貨幣，一張皮幣欽定價值四十萬錢（大概相當於當時一個千戶侯兩年的賦稅收入）。

如此一來，諸侯要盡朝覲義務，必需花巨資從朝廷購買白鹿皮。鹿皮從中央到地方再回到中央這麼轉一圈，資金卻從地方嘩啦啦流到了皇帝手裡。

漢武帝之所以要用這種下三濫的辦法撈錢，關鍵是當時國庫出現了嚴重錢荒。本來，他接手父親漢景帝的皇權時，朝廷富得流油，錢幣、糧食陳陳相因，堆積如山。但連年伐四夷、開漕運、徙災民、修宮室、求神仙……每一大手筆都是化錢的無底洞，加之武帝是一個「不經濟」的人，「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十個八個」（呂思勉語）。到了他執政的中後期，家底已經掏光，連前線的餉錢也經常發不出。

發行「白鹿皮幣」只是武帝眾多斂財手段中的一個小舉。但中央與諸侯爭利，難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要出未央宮，除了以恢復傳統文化的名義進行輿論引導外，還需要行政官員的積極擁護和大力配合。於是武帝找到顏異徵求意見。

史書上關於顏異的記載很少，據說他是復聖顏回的後代，而且能夠從小小的濟南亭長（大約相當於鄉鎮派出所所長）一步步上升至九卿高位，由此可以推測他平時應該是一位「學霸」級人物。只可惜關鍵時刻審題不清，一生的悲劇由此鑄成。

武帝對顏異回答的反應是「不悅」。作為以「領天下谷錢，供國之常用」為職責的大司農，在國家困難時期對今上的苦心不能深刻領會，又怎能指望你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大刀闊斧，為今上分憂？

比武帝更不高興的是御史大夫張湯。這鍋「湯」對皇上是順心順意包治百病的心靈雞湯，對政敵卻是無孔不入觸之成灰的鐵水。作為白鹿皮幣政策的力挺者和武帝的得力打手，所有絆腳石都不可容忍，何況他對顏異早就看不順眼。

領導一打瞌睡，就有人送來枕頭。恰在此時，有人告發顏異，皇上順便將案件交張湯查辦。經查，原來是顏異有一次與客人聊天，客人談起某法令剛頒發的時候存在一些弊端，顏異聽了沒有回答，只是撇了撇嘴唇。

抓住了把柄，張湯如獲至寶，馬上將判決結果稟奏皇上：顏異身居九卿高位，聽說有人議論法令存在弊端，沒有及時向皇上報告，而在心裡抵觸政令（「不入言而腹誹」），依照法律應該處死。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顏異成為歷史上因「腹誹罪」而被處死的第一人。

張湯以「腹誹罪」處死了顏異▲

不過，如果有人認為以「腹誹」殺人僅僅是張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麼就低估了這位法學天才的水平。實際上，在顏異之死的十四年前，魏其侯竇嬰（曾任丞相）與武安侯田蚡（時任丞相）在東朝廷辯的時候，田蚡就當庭指控竇嬰「腹誹而心謗」。

當時田蚡面對竇嬰對他貪贓枉法的揭露，振振有詞地反駁：我不就是喜歡聲色犬馬，生活腐化一點嗎，哪像你魏其侯天天與一些豪傑壯士勾勾搭搭，腹誹而心謗，觀天象，查地圖，我倒要問問你究竟有些什麼圖謀？

後來竇嬰被斬首示眾，主因是他「矯詔」。但從田蚡的指控可見，「腹誹罪」在武帝朝其來有自，並非張湯無中生有，無稽之談；而且「腹誹」往往和謀反聯繫在一起，比貪贓枉法嚴重得多。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治國思想體現在司法方面則是開啟了春秋決獄的審判方式。所謂「春秋決獄」，就是根據以《春秋》為代表的一些儒家經典來審判案件。儒家講求仁愛孝悌，推崇君君臣臣，強調正心誠意，所以「春秋決獄」的核心是「論心定罪」，用董仲舒的話說即「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就是審案判決不僅要查清事實，還應按當事人的主觀動機、意圖、願望來確定其是否有罪及量刑的輕重。

這是「腹誹罪」的理論依據。

應該說，「論心定罪」有其合理性，比如過失殺人和故意殺人就不能混為一談。但「心」畢竟是一種複雜的主觀意識，難以實證，特別是在集權和專制統治下，「論心」往往變成了「誅心」，成為權力剷除異己和政敵相互攻訐的借口。何況漢武帝的所謂「獨尊儒術」，實際上是「外儒內法」，他使用的那些酷吏，都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高手，與「仁義禮智信」恰恰是反其道行之。

正因如此，顏異「腹誹罪」先例一開，「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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