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紀念，迅速遺忘

又是一年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電視、微博、微信將那場大地震的影像與報導一遍遍地回放與重複，地震中的新聞人物也被各路新聞媒體競相追逐，接受各式各樣的採訪，以紀念之名。

施先生無奈地握著已逝兒子的手被相機永恆定格，隨後這張照片還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為全世界熟悉。如果沒有那一天，他的兒子已經是24歲的大小伙了。媒體總是讓他回憶照片定格的時刻，又讓他描述當時的心情，甚至還要煽情地問他現在想對兒子說什麼？在沉默後，他說「那是夢話，還是活在現實中吧」。再現實一點，我相信他壓根不願意在每年的5.12都被找尋出來，挖掘其刻意塵封的傷口，一次又一次對公眾回憶他人生中那最不堪的一天。

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19歲的士兵從伊拉克戰場召回美國被作為國家英雄參與者巡迴宣傳。在伊拉克與當地反對武裝交戰的那一天，是他第一次面對了血淋淋的戰爭與同伴的死亡，人生最糟糕（terrible）的一天卻被反覆提及與宣揚，對這個德州男孩來說實在是一種莫大的折磨，他更希望那一天根本就沒有來過。

母親幾十年來一直深陷失子的痛苦，我素為謀面的弟弟僅過百日就因意外早夭。我曾深恨母親對生死過於執著，且不肯遺忘。有一段時間我會向她轉述一些幼兒意外身亡的新聞實例與數據，希望加固她脆弱的心靈、理性面對死亡。直到有一天，她向我回憶她看到那孩子的最後一面是裹著小被子臉朝里呼呼睡著……剎那間，我忽然意識到了自己的愚蠢，我那些自以為是的行為不過是讓她一次次重新回顧內心的傷痕。對於這個小六歲的弟弟，我當時並不知曉，後來從大人們隱晦的交談中才得知。最初是好奇親戚口中「像極了我」的男版「我」究竟是什麼樣子？後來漸長，更多的是為了因其亡故帶來的家庭矛盾而煩惱不已。即使我與他是姐弟，我也觸摸不到一個母親失子之痛的下限，我常常希望她一覺醒來，就能把關於「那個孩子」的記憶全部抹煞。

金庸在失去長子後，反省自己以前寫張三丰見徒弟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以及謝遜聽聞誼子張無忌死時的傷心都太膚淺了，不及真實苦痛的十分之一。

汶川地震中那麼多的孩子逝去，是天災還是人禍，於其父母而言，都沒有追究的意義了。如果可以，他們希望那一天沒有來過；如果不可以，他們至少希望假裝遺忘，永不要再被喚起關於「人生最糟糕一天」的所有記憶。

《三塊廣告牌中》中兒子嘲諷式地責怪固執的母親，在每天回家的路上樹三塊巨大的追兇廣告牌，其實是在提醒他不要遺忘姐姐臨死前的痛苦。

相比紀念，他們更需要遺忘，迅速地遺忘，再永遠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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