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驅逐與偉大的回歸：加沙抗議預示著什麼？

以色列政府關於威脅湧入以色列的「滲透者」的說辭，並沒有絲毫提及加沙作為被佔領領土的現實，也掩蓋了以色列對其進行嚴厲報復的歷史。在官方話語中缺席的是，根據國際法，以色列有責任保護其佔領下的居民。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空間，出於人口工程的原因，非猶太人口被囚禁——更直白說，為了維護以色列國家的目標。

「一律開槍，不給警告」

「不分晝夜所有時間在邊境區域進行反滲透的戰鬥，任何個人或團體，只要我們的軍隊不能從遠處識別是以色列公民還是正在試圖（滲透）進入以色列領土的人，一律開槍，不給警告。」

這是1954年以色列第五吉瓦提旅（Fifth Giv』ati Brigade，以色列國防軍精銳部隊）針對數百名巴勒斯坦難民下達的命令，後者於1948年被驅逐出家園和土地，而此時試圖回歸。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新近流離失所的人們頂著來自邊境基布茲（kibbutzim，以色列的集體農場）的地雷和子彈，並冒著以色列軍隊嚴厲報復的風險，要求收回他們的財產。正如以色列歷史學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等人已經指出的，這些報復行動包括突襲難民營和村莊，通常會殺害平民。儘管如此，難民仍然堅持他們回家的努力，而以色列堅持將這些企圖視為「滲透」。

在過去的六周里，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帶殺害了大約4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部分是手無寸鐵的平民，還有5000多名抗議者受傷。周一（5月14日），美國將大使館搬遷至耶路撒冷，暴力升級令人震驚。以色列軍隊至少又開槍打死50名巴勒斯坦人，並造成超過2400人受傷，這是當前這一輪加沙抗議活動最血腥的一天。

正如他們的祖父母，這些巴勒斯坦人長在尋求正義，和被驅逐出自己土地的補償。然而，與上世紀挨家挨戶的報復襲擊不同，今天的殺戮從遠處進行。錯綜複雜的圍欄和擴大的緩衝地帶構成了分割加沙和以色列的區域，而以色列的狙擊手躲在這一區域之外的安全地帶向巴勒斯坦示威者瞄準射擊。據國際組織的調查，這些射擊的目的包括「似乎蓄意造成改變生命的傷害」。 「凡事有個極限」（Yesh Gvul）運動公開支持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前者由拒絕在黎巴嫩戰爭中服役的以色列退伍軍人於1982年發起，而後者近日敦促這些士兵拒不服從這項明顯非法的命令。

然而射擊仍在持續。與上世紀50年代一樣，以色列官員認為，軍隊使用壓倒性的致命武力是必要的安全威懾。以色列國防部長阿維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稱抗議活動是「恐怖的遊行」，並指出軍隊不會「猶豫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來阻止他們。

「偉大的回歸之旅」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更願意將他們的遊行命名為「偉大的回歸之旅」。遊行開始於3月30日，數千人在靠近以色列過境點的地方聚集。發起日期是為了紀念1976年6名被以色列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公民，當時他們正參加反對以色列政府侵佔他們私人土地的罷工與遊行。回歸遊行計劃持續到5月15日，這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日期，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納克巴（Nakba）災難日。（2011年納克巴法案頒布後，即便是紀念這一日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也將受到處罰。）

70年前的本月，超過70萬巴勒斯坦人逃離或被迫逃離位於新生國家以色列境內的家園。這些難民以及他們的子孫都成了「滲透者」，以色列仍然決心阻止他們聲稱的回歸權利。這一權利在1949年首次得到聯合國的支持，此後每年都得到批准，成為聯合國大會歷史上一以貫之支持的權利之一。

在大規模的難民流亡中，近30萬人在加沙地帶避難，淹沒了當時大約只有8萬的沿海地區人口。他們在加沙的城市外圍建造了臨時住所，並等待關於驅逐行動的決議，這裡往往離他們最初的家園只有幾英里。今天，他們的孫輩在圍欄區域宣布一場「國家的」和「人道主義的」遊行，其中「所有年齡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各種政治和社會團體，匯聚在難民回歸和補償的普遍問題之上」。

自2007年以來一直統治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如今已經加入了這場民眾運動的浪潮。它的領導人發表講話，鼓勵加沙人加入遊行隊伍，而其政府當局提供包括巴士和帳篷在內的服務以支持抗議活動。哈馬斯在加沙面臨自身的挑戰，主要是經濟停滯和人道主義苦難。哈馬斯希望能從這一非暴力抗議中獲得回報——儘管它所做的努力有可能劫持抗議活動，並破壞迄今為止真正的草根動員。為了強調它對這場運動的參與，哈馬斯暫時接受了對民眾抵抗的戰術承諾，而不是推行其官方的武裝鬥爭政策。哈馬斯領導人葉海亞·森沃爾（Yahya Sinwar）最近表示，抗議者將是非武裝的，並強調哈馬斯並不尋求發動與以色列的新戰爭。儘管有一些武裝戰士試圖破壞圍欄的孤立個案，但哈馬斯的軍事克制顯而易見。在撰寫本文時，儘管以色列一再肆意濫用武力，卻沒有火箭炮從加沙地帶射出。

「回歸」遊行的故事深植於加沙地帶的歷史與當前的困境。加沙地帶佔了歷史上巴勒斯坦土地的不到1.3%，但由於地理上接近以色列、難民的不安以及人口的密度，加沙對以色列而言是極其麻煩的一小塊土地。它一直是抵抗運動的溫床，孕育著國家領導人、武裝運動和民眾起義。根據法國歷史學家讓-皮埃爾·菲柳（Jean-Pierre Filiu）所描繪的，自1948年以來，以色列在這片沿海飛地發動了不下12次全面戰爭，造成了數千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1956年，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old）在致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信中猛烈抨擊了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策略，他寫道：「你相信報復將避免未來的敵對行動，而我相信它們將引發未來的敵對行動。」

非猶太人口被囚禁的異常空間

問題不僅僅在於加沙人民的反抗。這片土地給以色列帶來了另一個同樣難以解決的挑戰：人口。1967年，加沙地帶屬於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西岸和戈蘭高地的更廣大地區的一部分，因而受到以色列的直接控制。以色列的佔領最初是直接的軍事統治，將180萬巴勒斯坦人安置在加沙地帶，而在此只有4000名猶太人。將如此眾多的非猶太人納入以色列管轄範圍內，其中包括約旦河西岸，威脅說讓少數的猶太人統治非猶太的多數人口。

1987年，加沙爆發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後不久，以色列開始採取措施來糾正這一問題，並開始將加沙地帶與其他領土分開。正如以色列資深記者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曾詳細報道的那樣，嚴格的過境申請和詳盡的許可證制度已經到位。這些措施在1993年以色列與巴解組織簽署《奧斯陸協議》的和平進程啟動的背景下反而擴大了。

儘管整個20世紀90年代進行了無數輪談判，但以色列逐漸重塑了其佔領架構。在血腥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的三年後，以色列總理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在2003年以安全為借口正式宣布將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分離政策正規化——「脫離」—— 同時加強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以色列對加沙的佔領從直接殖民快速過渡到外部控制體系。

2006年，在巴解組織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法塔赫輸掉了加沙選舉，繼之而起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拒絕承認以色列國家，並致力於武裝抵抗，這似乎證實了沙龍的安全措施只是單邊行為。兩個組織之間的鬥爭最終爆發，哈馬斯在2007年接管了加沙地帶——儘管幾個月前美國和以色列的干涉就來了，措施包括支持法塔赫破壞民選黨派、武裝法塔赫以及抽掉民選的哈馬斯政府的資金。哈馬斯奪取政權為以色列隔離和封鎖加沙地帶的政策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以色列的反應從加緊加沙地帶的控制轉變為徹底的封鎖，切斷該地帶與外部的聯繫，努力製造一個孤立的哈馬斯控制領土。

然而，沙龍的重構並沒有改變佔領的基本事實。以色列的政客可能希望新政策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加沙的200萬巴勒斯坦居民不再處於以色列的管轄之下，從而解決了他們的人口困境。但是，所有國際組織都一致認為加沙地帶仍處於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今天，以色列政府控制著加沙的人口登記，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政府從未放棄完全控制。政府領土活動協調處（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縮寫COGAT）是以色列國防部內的一個行政單位，它「實施政府在朱迪亞（Judea，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區）、撒瑪利亞（Samaria）和加沙地帶的民事政策」。正如其網站上所表明，這包括「在被佔領領土內實施人道主義援助計劃」。對於加沙人而言，COGAT是一個精確控制著飛地所有商品和人員進出的實體，包括計算避免大規模饑荒所需的卡路里。

以色列政府關於威脅湧入以色列的「滲透者」的說辭，並沒有絲毫提及加沙作為被佔領領土的現實，也掩蓋了以色列對其進行嚴厲報復的歷史。在官方話語中缺席的是，根據國際法，以色列有責任保護其佔領下的居民。此外，也沒有人承認加沙不是一個與以色列接壤的國家。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空間，出於人口工程的原因，非猶太人口被囚禁——更直白說，為了維護以色列國家的種族民族主義目標。來自COGAT的最新數據顯示，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歷史巴勒斯坦土地上，非猶太人比猶太人多。

無果而終的政治進程

因此，「偉大的回歸之旅」不僅僅是加沙的故事。以色列對「滲透」的恐懼並不局限於巴勒斯坦人突破圍欄。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更本質的恐懼，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長期以來試圖邊緣化的恐懼。它恐懼，巴勒斯坦的權利要求滲透進反抗人口的意識中；它恐懼，反抗滲透回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中，並破壞旨在確保巴勒斯坦人永久屈服的佔領。這一目標作為1993年《奧斯陸協定》和西岸統治實體的主要產物，嵌入到巴勒斯坦當局的架構中，後者致力於擴大與以色列的安全協調。巴勒斯坦人對巴勒斯坦當局越來越感到失望，他們認為，巴勒斯坦當局無異於將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置於巴勒斯坦權利之上的分包商。雖然最初這是一項為期五年的臨時措施，但巴勒斯坦當局已成為佔領的永久制度組成部分，將巴解組織和放棄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納入其中，以換取有限的地方政府權力。

巴勒斯坦當局走向威權主義，阻止了西岸的抗議活動。然而，在加沙地帶的草根反抗運動是全巴勒斯坦人民長期鬥爭、集結力量的最新表現。以色列的阿拉伯政黨已經更加積極地反對政府對非猶太人的制度性歧視。今年4月，當以色列慶祝其獨立時，數以千計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在海法南部舉行了自己的回歸遊行。去年，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成功地領導了「祈禱起義」（prayer intifada），抗議以色列改變阿克薩清真寺現狀的企圖。在其他地方，散居的巴勒斯坦人正圍繞自由、爭議和平等的目標，聯合成更加有效的國際團結運動。

自從1987年第一次起義爆發以來，很少見到這種廣泛的公民參與和基層動員。當年的民眾起義最初遭到暴力——國防部長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曾發表著名指示，要求以色列士兵「打碎抗議者的骨頭」——隨後在「兩國方案」的外交努力中無果而終，這一進程開始於《奧斯陸協議》，終結於2018年特朗普的《耶路撒冷宣言》。巴勒斯坦人已經意識到，作為該戰略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進程失敗了。無休止的談判僅僅是為了方便以色列將其佔領擴大到以前難以想像的水平。

時至今日，即便是以色列特色和平進程的壞信仰——要求巴勒斯坦人做出讓步的同時在被佔領土地上建造更多的定居點——也走到了盡頭。以色列領導人現在公開乃至明目張胆地談論吞併。更難以忽視的是，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似，像教育部長納夫塔利?貝內特（Naftali Bennett）這樣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正推動以色列走向一個單一國家的現實，似乎有理由相信，一個以色列版的種族隔離政權可能是可持續的。佔領50年來，很少有人質疑以色列認為它可以公然違反國際法運作的信仰。

巴勒斯坦當局與哈馬斯的加沙政府都變成奴性的代理機構，在以色列的統治下穩定被俘虜的人口。當巴勒斯坦當局明確地致力於扮演這個消極角色，哈馬斯的講和行動是不同的——由於以色列自2007年以來在針對加沙的一系列短期戰爭中所使用的破壞性力量，它實際上需要管理和約束其武裝抵抗的官方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巴勒斯坦人爭取自決的鬥爭實際上已經演變成許多局部戰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爭取平等權利、西岸的自由運動、東耶路撒冷的居留權、難民教育、結束對加沙的封鎖。

新的開始已經出現

然而，這種分裂並不是永久的。周五下午，密集的濃煙、燃燒的輪胎和在炮火中擠成一團的人群，這是巴勒斯坦鬥爭的重新調整。從加沙傳出的圖像表明，巴勒斯坦人對政治進程和他們的領導人不再抱有幻想。在更深刻和更重要的方面，我們也看到了核心原則的復興，這些原則一直在推動巴勒斯坦事業，但在錯綜複雜的政治談判中流離失所。

以色列理所當然要擔心這種大眾動員的力量。像「偉大的回歸之旅」這樣的運動有可能超越巴勒斯坦人被國家巧妙強加的破碎政治願望，使巴勒斯坦人民團結在一個單一的權利信息（message）之上。以色列對這一信息的回應——從上世紀50年代吉瓦提旅的命令到拉賓在第一次起義期間的命令，以及利伯曼最近關於回歸遊行的聲明——總是訴諸壓倒性的武力。近一個世紀以來，巴勒斯坦民眾為權利的抗議只產生了流血衝突。但巴勒斯坦人也注意到全球的先行者。

從沙佩維爾（Sharpeville，1960年南非黑人在此舉行反種族歧視的遊行示威，遭遇白人政權大規模屠殺）到塞爾瑪（Selma，1965年馬丁·路德·金組織「由塞爾瑪向蒙哥馬利進軍」行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遊行示威的歷史漫長而血腥。圍繞巴勒斯坦解放的核心原則進行的大規模動員擁有顛覆現狀的巨大力量。從以色列到約旦河西岸，這一運動最終能否走向正義，取決於國際社會是否容忍以色列剝奪全體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權利，只因為他們不是猶太人而剝奪他們的未來。過去的記錄並不令人鼓舞，但新的開始已經出現。

本文原載於5月15日《紐約書評》網站，本文作者系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中東和北非項目的政策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中東研究所訪問學者，著有《被遏制的哈馬斯：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興起與平定》（Hamas Contained: The Rise and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ian Resistance，2018）。小標題系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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