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的抗爭和許廣平的抱怨
黃惲老師又出新書了，同時出了兩本《難兄難弟：周氏兄弟識小錄》和《蕭條異代》，摘了《難兄難弟：周氏兄弟識小錄》里的兩篇文章，請大家一起欣賞。
朱安的抗爭
「母親的禮物」，後來也是「魯迅的遺物」的朱安，自從和魯迅結婚後，備受冷落和蔑視，這當然是由於兩人之間存在著知識和思想的巨大差距，且包辦婚姻毫無愛情可言，同時，朱安的生理缺陷，也是影響兩人親近的一個很大因素。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里說到朱安：「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這還是表面觀察所得，他在和張鐵錚的談話中，曾進一步說過：「朱夫人有侏儒症，發育不全。」張鐵錚說，「侏儒」二字字音他聽不準，周作人先生用他的鋼筆，把這兩個字寫在紙上。（張鐵錚《知堂晚年軼事一束》）一般認為，侏儒症是基因疾病，侏儒的樣態，顯然與我們所知的朱安不同，所以周作人口中筆下的侏儒症與我們當下理解的侏儒症不是同一個概念。那麼，周作人所指的侏儒症，是什麼呢？應該就是發育不全。哪裡發育不全呢？我們從外表看，朱安除了略微矮小外，無異常人。不全之處應當在隱秘之地，即第二性徵的生理髮育不全，異於常人。曾經學醫的魯迅，對這個是難以忍受的。一個女人的生理秘密，除了家人外，別人不會知道，周作人這麼說，想必是魯迅親口告訴他的。
然而，朱安卻並不是省油的燈，雖然自況是一隻蝸牛，卻對未來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她也有不甘寂寞、忍耐不住的時候，瞅準時機，她會搶佔道德高地，以穩固自己在周家的地位。這既是為了自保，也是為了發泄。
據魯迅的學生孫伏園說，這樣的事發生過兩次，一次在紹興，一次則在北京。在紹興的那一次，簡單地說，就是趁魯迅在家，朱安安排了一個「鴻門宴」，叫齊了朱家親戚和周家親長，要他們為自己評評理。在席上，朱安慷慨陳詞，數說魯迅的不是，希望親友們為自己主持公道，逼魯迅就範。然而，魯迅聽了置若罔聞，一言不發。當時已經是教育部官員的魯迅，很會處置這樣的場面，親友們看見魯迅這種態度，也不好多說什麼，畢竟這是夫妻私事，瞎摻和什麼呢？事後魯迅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畢竟在大家看來，魯迅並無失德，沒嫖娼，沒納妾，沒通姦，沒遺棄，沒虐待，有什麼可指責的？
另一次則是在北京，也是孫伏園說的。同樣在一次宴席上，那是魯迅母親的壽宴。開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正式地走了出來，向大家一跪，說道：我來周家已許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然後向婆母一跪。這樣做，既是向魯迅示威，也是當眾表態，穩固婆母的心，卻也使魯迅更加憎恨她的要挾。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確實說得不錯。
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魯迅在這種捆綁中不敢反抗，朱安卻甘願以這種捆綁謀取自己的生存。為了這樣不幸的生存，舊式婦女每有這樣出奇的手段。朱安其實不是一隻蝸牛，而是蝸牛背上的殼。嫁給魯迅之後，魯迅才是蝸牛，而她就成為背上的一個殼，無法甩脫。在論戰中銳利無比的魯迅，在朱安面前，只能是默然、無言、冷漠、閃避，幸虧形勢逼迫他在北京無法存身，南下廈門、廣州，再到上海，魯迅才得以開創了晚年短暫的新生活。這正像魯迅在《傷逝》中表達的：「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魯迅是自私而無奈的，既然無法拯救雙方，那麼先救出自己，至少比一同滅亡和沉淪來得好。
許廣平的抱怨
許廣平嫁給魯迅，兩人並不如大家所想的諧和無間，至少在許廣平方面，我們看到了她的抱怨。許廣平的《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刊於1939年3月22日《魯迅風》第十期）一文，就是她對兩人婚姻生活的集中反思，或簡直可以說是抱怨。這篇文章於研究兩人的婚姻，是值得重視的存在。
1939年，已經是魯迅逝世後的第三年，彼時許廣平四十歲出頭，而又不是1949年之後全然以魯迅夫人自居，可以靠魯迅之餘蔭生活的時代，這時候許廣平的聲音，有相當真實的個人感受：
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種女性。我想，大約是有一點舊頭腦，有一點新思想，融合起來的一個東西。這東西——像我似的——也許被一些人所滿意，如她的對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則是不滿意的。
她苦悶：有時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於現狀；有時被舊道德所涵養，安於現狀。
許廣平的意思是：她為她的對手魯迅所滿意，卻並不滿意自己，因此生活中的她很苦悶。苦悶什麼呢？許廣平對自己和魯迅之間的生活，有一個很有意味的比喻，相當於「機器房中的兩部機器」。
我們的住處很似機器房，簡單的用具之外，就是機器材料，——書籍——而我們兩人就是兩部小機器。他在寫作，我在抄寫或校對之類。僅有的機會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而更偏重於夜班的，我值日班。這兩部機器就這樣地工作著……
我們知道，機器與機器之間是冰冷而缺乏情感聯繫的，一部機器在夜間開動，一部機器則在白天工作，這就是許廣平筆下的家庭生活。
許廣平進一步舉例詳說道：
我私意除了幫助他些瑣務之外，自己應當有正當職業，再三設法，將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對了好幾次。他說：「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兩樣，不能像這樣子。讓我想想再說。」這樣子事情就擱起來了。遇到另外的機會，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說：「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裡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這樣的結論，迫得我好似一個「希特拉」的「賢妻」，回到家庭，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
「希特拉」就是我們熟知的希特勒的當年譯法。許廣平竟把自己比作希特勒的妻子（按：希特勒只有同居女友，愛娃作為希特勒妻子的身份在自殺前才確立，1939年並無所謂賢妻，許廣平的意思應該是說她像個獨裁者的妻子一樣不得自由），那麼魯迅豈不就是一個獨裁者？魯迅屢次阻止她出門工作，她只能屈服於獨裁者而留在家裡。即使排除許廣平比擬不倫的成分後，我們也完全可以想像許廣平的家庭生活加於她心理、生理上的苦悶。為此之故，許廣平在該文中還說自己「有時悲不自勝」。
許廣平與魯迅早先是師生關係，年齡上的差距當屬於兩代人，雖然產生了愛情，但兩人的習性和生活軌跡差距很大，可以想見兩人家庭生活給予許廣平內心的感受。
以上是許廣平的一家之言，有沒有道理？我們還可以找到旁證，見樓適夷致黃源的信：
因先生在世之日，是不大願意讓許參加對外活動的。許在滬曾參加過國民黨市黨部辦的婦女刊物，是個愛活動的人，是先生阻止了她才不去。又如朋友們請魯迅先生吃飯，同時邀請了許，先生還是不帶她出來。有一次我去面邀，先生同我一起出門，我要許同行，先生說她是看孩子的，不會社交，即可想見。
這段文字來自《黃源與樓適夷通信集》中樓適夷致黃源（1973年7月11日）的信，是在談到《魯迅全集》注釋中瞿秋白與「芸生」事時連帶說起的。從1949年之後許廣平的生活，可以印證許廣平確實是個愛活動的人，她頂著「魯迅夫人」的頭銜活動，頗見聲色。而寫過《娜拉走後怎樣》的魯迅，對新女性竟然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婚姻生活中的魯迅，還有給對方施加冷暴力的問題。許廣平在《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回憶道：
因為我不加檢點地不知什麼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到不以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麼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紛繁，和朋友來往，是毫不覺得，但到夜裡，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厲害的時候，會茶煙也不吃，像大病一場，一切不聞不應，那時候我真痛苦萬狀。為了我的過失嗎？打我罵我都可以，為什麼弄到無言！如果真是輕蔑之極了，那我們可以走開，不是誰都沒有勉強過誰嗎？我不是傷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棄。
不再引下去了，婚姻總不像戀愛這麼美好，個性越強的人，兩人之間的磨合就越困難，這也是必然的事情。不管是思想家還是文學家，經營一個家比贏得頭銜困難多了。
順便說一句，許廣平在結識魯迅前，有過一個愛人，這個愛人甚至是因為許廣平而死的。
那是1922年前後，許廣平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不久，即與北京大學的學生、廣東同鄉李小輝相戀，兩人本是遠房親戚，這下走在了一起。1923年底許廣平染上猩紅熱，住進了醫院，李小輝去看望，也傳染上了。結果許廣平在1924年初病癒出院，李小輝則在數天前一瞑不視了。這等於是戀人因自己而送了命。
這是許廣平的初戀，戀人因自己而死，雖然大家都那麼無辜，但正常想起來，許廣平多少會因此負疚，這是她婚戀上很早就烙下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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