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略

原標題：《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略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秋，廓爾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搶掠扎什倫布寺。乾隆皇帝派遣大將軍福康安率清軍進藏，驅逐廓爾喀，收復失地。次年八月，清軍深入廓爾喀境內，逼近其國都陽布，廓爾喀「迭行具稟乞降，情詞極為恭順，已明降諭旨，赦其前罪，准其納表進貢。」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准廓爾喀乞降撤兵通諭中外上諭》，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以下簡稱《彙編》，第三冊第767頁，中國藏學出版社）。

乾隆命福康安受降，藏事平定。戰事甫定，乾隆命福康安等辦理藏事善後，並籌議衛藏章程，以資永遠遵循。十一至十二月間，福康安等迭次擬定的各項章程逐一上奏。其條款經軍機大臣、大學士、九卿會議審核，並經乾隆批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根據福康安所奏各項章程，綜合彙集制定了《新訂西藏章程二十九條》，又稱《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以下簡稱《章程》），同年頒布施行。

《章程》是清朝乾隆時期對西藏管轄和治理的經驗總結，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遵循的一部重要法典。因此，《章程》所規定的基本內容和確定的原則精神，指導了清朝中期以後長達二百餘年的治藏工作。民國時期，由於西藏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仍處於封閉落後停滯狀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比較完整地延續下來。因此歷屆民國中央政府仍以清朝制定的法律規範一一《章程》作為處理西藏事務的重要歷史依據。民國時期制訂的關於西藏的法規，雖有所變革，但仍然以《章程》相表裡，其立法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西藏和平解放後，特別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尤其是在民族、宗教問題等方面，從這個《章程》的尋繹中獲得啟發，仍不失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藏文版本之一水牛年文書本 陳宗烈提供

解放後，中央主管西藏事務的官員和駐藏官員以及西藏歷史研究者對《章程》高度重視，對它的立法原則及其各項條款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西藏歷史研究者對《章程》版本流傳狀況的研究則關注不多，是一大憾事。因此，將《章程》版本的研究重視起來，將有助於對《章程》全面系統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對《章程》內容的準確把握及其作用的正確認識具有重要的意義。

現在社會上流行的《章程》版本，有兩種藏文本，三種漢文譯本。值得探討的問題是，藏文、漢文本孰是正本。

《章程》的形成

乾隆皇帝從全局出發，站在戰略的高度，把加強對西藏的管轄和治理，保持西藏地方的安定，視為鞏固邊疆民族地區，特別是蒙藏地區的重要因素。而藏內事務，向來毫無制度，加強西藏的治理，必須新訂一切章程，徹底革除積弊，乃是西藏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

乾隆在「驅廓保藏」之役勝利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二十七日諭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令福康安等受降蕆事，並將善後各條，令（福康安等）公同詳酌妥辦矣。但撤兵之後，該處應行另定章程，前旨尚有未經詳盡之處，今思慮所及，再為逐條開示。福康安於撤兵之後，……將所指各款熟籌妥辦，務期經久無弊。」諭旨中，御筆詳列補擬善後章程六條。

福康安等遵照乾隆迭次旨意，於是年十一月初二日上奏《酌定額設藏兵及訓練事宜六條折》，二十一日上奏《衛藏善後章程六條折》，十二月十一日上奏《藏內善後條款除遵旨議復者外尚有應行辦理章程十八條折》等。乾隆批示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議政九卿詳議具奏。旋經議復，「應如所奏辦理。」乾隆遂硃批：「諸凡妥協，永以為例行。」福康安等擬定的各項章程，經乾隆批准後，福康安等遂遵旨將上述各項章程主要條款彙編成《新訂西藏章程二十九條》譯成藏文。

《章程》譯成藏文後，上奏朝廷批准在全西藏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深入細緻的「普法」活動。福康安採取了兩項措施：第一，宣傳上層。福康安等親自向達賴喇嘛及其主要僧俗官員進行逐條講解，提高他們對《章程》的理解和貫徹的積極性。乾隆五十八年二月

二十四日，福康安等上奏稱：「昨臣等將訂立章程翻成唐古特字，同至布達拉麵見達賴喇嘛，與之逐條詳細講論，並傳集各呼圖克圖、大喇嘛等及噶布倫以下番目，……將藏內一切章程詳細訓示。我等現已遵旨查明藏地情形，逐條熟籌，妥議具奏。」此後，福康安等正式行文將《新訂西藏章程二十九條》抄送達賴喇嘛和濟嚨呼圖克圖，函稱：「近日，我大將軍等會奏新訂西藏章程二十九條，奏報聖聰之底稿，已漸次抄送，有如冊中譯載。恐日久遺失，致礙於事，故今再次咨會。俾達賴喇嘛並濟嚨呼圖克圖即據章程之意，宣諭所有噶布倫、代本、宗、奚等永遠遵行。如仍有輕慢悖逆者，定嚴懲不貸。專此奉達。並送上新訂章程二十九條。」

第二，宣傳群眾。由駐藏大臣衙門將《章程》在全西藏各處張貼公布，務使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對此，福康安等上奏稱：「應俟臣等節次奏摺奉到訓諭後，由駐藏大臣衙門翻寫番字，刊刻出示，在前後藏各處張掛，曉諭窮鄉僻壤，咸使周知，以仰副聖主衛法定製、愛育番黎至意」（見《彙編》第三冊，第822頁）。

《章程》各條向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宣講以後，反應強烈。福康安等離藏返京，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為之送行，明確表示感謝聖恩，謁誠擁護和實力奉行《章程》各條，一切事務按駐藏大臣的指示辦理。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福康安奏稱：「達賴喇嘛等告稱：我大皇帝保護衛藏，糜餉勞師，上煩天心，時勞籌劃，廓爾喀畏懼投誠，從此藏地永遠安靜。又將藏中諸事立定規條，使僧俗永沾利益，共樂昇平，感頌恩慈，難名欽服。惟有督率噶布倫、堪布喇嘛等，謹遵善後各條，事事實力奉行，一切事務悉由駐藏大臣指示辦理，藏地大有裨益，黃教更可振興。」（見《彙編》第三冊，第823頁）

從上可知，《章程》的制定和頒布全過程，清廷對一個民族地區的地方法規採取了如此廣泛而強大的宣傳力度，也許在我國的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集中反映了乾隆洞悉西藏問題的嚴重性及其整頓西藏事務、徹底革除各項弊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總起來說，《章程》對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諸多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是一部完整的法典。《章程》是清朝前中期治藏的基本經驗總結，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它標誌著乾隆對西藏的立法建設的成功，從此，清朝走上依法治藏的軌道。

《章程》的版本

據筆者所知，福康安等彙編《章程》全文原件，漢文或藏文本至今不曾見到；西藏和平解放後，先後發現並公布了兩種藏文本，即《水牛年文書》本（以下簡稱「文書本」）和《西藏歷史檔案薈粹》本〈以下簡稱「薈粹本」）；有三種漢文譯本。

文書本，藏文《水牛年文書》是一本輯錄藏曆水牛年（乾隆五十八年）藏文文件的彙編文書，故稱《水牛年文書》。這部文書中多是與《章程》有關的案例，當然最重要的文件就是《章程》的藏文本；還有大將軍福康安等抄送《章程》致達賴喇嘛等的咨文。毫無疑義，這個文書本是《章程》的正本，西藏和平解放後，文書本被發現分別珍藏在拉薩大昭寺和日喀則扎什倫布寺中。

薈粹本，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編、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西藏歷史檔案薈粹》所公布的《新訂西藏章程二十九條》，是於清嘉慶十六年、藏曆鐵羊年（1811年）在駐藏大臣衙門發現的一份抄件。

漢譯本，《水牛年文書》所載藏文本當系筆帖式由漢文譯成，可以設想在翻譯時至少要有供筆帖式工作的漢文本，這是不成問題的，遺憾的是漢文文本原件至今未曾發現。

《西藏歷史檔案薈粹》 才吉攝

現存較完整的漢文是在松筠的《衛藏通志》中，但他將福康安的原奏各條拆散，分別載於「喇嘛」、「番兵」、「番目」等各卷中，各條累計不止二十九條，被《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定名為《乾隆五十八年欽定西藏章程》。因為松筠對《章程》作了重新改定，儘管其基本精神和後來發現的藏文本大體是一致的，但並不能視為當時《章程》的原本，因此，《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將松筠書中輯錄彙集的章程各條徑自定為《乾隆五十八年欽定西藏章程》是不妥當的。目前社會上流行三種正式漢文譯本。

第一，漢文全譯本 扎什倫布寺發現的藏文原本，五十年代初由中共西藏工委譯成漢文，定名為《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二十九條權力》，1953年報送中央統戰部，由鄧銳齡先生根據《嘉慶四川通志》、《衛藏通志》、《清會典》、《清實錄》諸書，對譯文進行了核校，訂正訛誤，疏通文句，定名為《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二十九條權力譯文校注》。同年5月，中央統戰部將該校注本鉛印若干本，供內部參考，成為解放後第一個漢文全譯本。1955年，收入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刊印的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內部參考）中（見該書第42至52頁）。

第二，彙編本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和四川省檔案館合編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中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新譯本，是根據《水牛年文書》原檔複印件翻譯的。翻譯時忠實原文，為了表述準確，每一條都參閱了福康安的原奏，並逐條加以注釋；同時譯文力求順達，是目前最好的漢譯本。

第三，薈粹本 《西藏歷史檔案薈粹》，公布了另一藏文本的《章程》及其漢文譯本和英文譯本，引起了藏學界的關注。細讀此件並與文書本對校，發現在一些重要條款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刪節、妄增、字詞錯訛和疏漏，很顯然不能算作《章程》原本的準確譯本。

文書本與薈粹本的對勘

為了徹底弄清文書本與薈粹本兩者的異同，判定孰為流傳有緒的正本，筆者對兩個藏文版本和漢文版本的各條款逐條分別進行了對勘。並比照福康安等的原奏和乾隆的諭旨，試圖探索《章程》各條款的異同及其本來面貌。

這裡只就漢譯文版本的異同對勘情況擇要加以述及，至於藏文本的異同對勘情形，請見《文書本與薈粹本藏文版本對勘記》（見《＜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實》）。漢譯文以彙編本為底本，用薈粹本譯文對勘，寫成校勘記，並提出筆者意見，評其是非。經對勘，除少數條款無大差異外，其餘絕大多數條款都存在大小不等的問題。現將對勘發現的問題，擇錄其中幾條舉例簡述如下。

第一、刪去條款重要內容或關鍵文字，模糊了立法依據，破壞條款的完整性。

例如：第一條

甲、文書本：「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為黃教教主。蒙古和西藏地區活佛及呼圖克圖轉世靈童時，依照西藏舊俗，常問卜於四大護法神，因依口傳認定，未必準確，茲大皇帝為弘揚黃教，特頒金瓶。」

薈粹本：將上述文字刪除，改為「關於尋找活佛靈童事宜。經各方認真考查，並問卜於四大護法神之後，…」

乙、文書本：「因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互為師弟，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即仿互為師弟之義，令其互相拈定。」

薈粹本：上述文字全被刪去。

丙、文書本：「大皇帝如此降諭，皆在弘揚黃教，以免護法神作弊，自當欽遵執行。金瓶凈潔不污，常供於宗喀巴佛尊前。「

薈粹本：上述文字全被刪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