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衛東：論楊沫的「晚年寫作」
論楊沫的「晚年寫作」
作者簡介：
劉衛東，河北邯鄲人。現為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畢業於河北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揚子江評論》《文藝報》等雜誌報刊發表論文90餘篇。出版有《被「家」敘述的「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若現若隱的關鍵詞》（新星出版社）等。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感謝劉衛東老師授權本公眾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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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楊沫在《英華之歌》寫出了林道靜的「另一種」人生狀態，已屬對《青春之歌》的批判和糾正，但，對林道靜知識分子改造道路緘口不語，顯示出反思並不徹底。楊沫通過劉亞光事件再次與知識分子問題「結緣」，卻依然在「時代要求——認真配合」的怪圈裡逡巡。楊沫修改日記是「修改後遺症」作祟。
【關鍵詞】楊沫晚年寫作《英華之歌》《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
楊沫在《青春之歌》的結尾充滿寓意地寫道：「無窮盡的人流，鮮明奪目的旗幟，嘶啞而又悲壯的口號，繼續沸騰在古老的故都街頭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繼續在不停地前進——不停地前進……」（1）悲壯沉鬱，青春洋溢，指向未來烏托邦。楊沫表達出對革命前景的無限期許，並且以此召喚、肯定青年的理想，符合了當年的革命想像，因此，成為經典。光陰荏苒，話語講述的年代和講述話語的年代都發生了巨變。時代激情的大潮褪去，裸露在沙灘上的歷史真相是什麼？修辭意義上的「路」繼續走下去，會怎樣？多年以後，世易時移，青春不再的楊沫如何評價自己？我認為，以當代的「後設」視角為中心，看一下這個當年的「開放」結尾，可以發現作家、作品與時代相互糾葛的許多有趣問題。本文擬分析楊沫的晚年文字，看她最終對自己的人生有何思考和交代。
1、林道靜後來如何？
在文學史看來，《青春之歌》的亮點在於展現了林道靜的「成長」，指認了當時知識分子「改造」的惟一出路：「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引領下，經歷艱苦的思想改造，從個人主義達到集體主義，從個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參加階級解放的集體鬥爭——也即個體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革命事業中去，他的生命的價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實現。」（2）此「出路」乃「規律」（3），高度權威，楊沫只能「迎合」。她是革命者，一路走來，唯領導馬首是瞻，從不違拗。楊沫在《青春之歌》「初版後記」的第一句話就說：「斷斷續續經過六年，把這書寫成之後，我確有如釋重負的輕快之感。我想，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有什麼能比完成了一件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艱巨任務更快樂的呢？」（4）把自己的寫作當作「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這個理由固然有可以理解的時代因素，但是也說明，楊沫必然會按照「要求」來寫作。在小說中，林道靜的經歷是楊沫的潛自傳，那麼，她們之間的對應關係能夠持續多久？
楊沫晚年的寫作回應了上述追問。楊沫在1986年出版了《青春之歌》的「姊妹篇」《芳菲之歌》。此時楊沫什麼心態？她在日記中云：「過去政治運動多，還必須參加，佔去了多少時間！一個反胡風、一個反右、一個『文化大革命』，奪去了多少藝術家的生命不用說；活下來的，最好的時光全內耗了，無謂地浪費掉了……還有另一種看不見的浪費——公式化、概念化、抹去個性、抹去個人創造新意的作品比比皆是，這又耗去一個作者多少寶貴的時光！」（5）在1980年代，這是共識。看得破，躲不過，楊沫的寫作卻沒有表現出自己的反思水平。《芳菲之歌》另起爐灶，以「七七事變」後一位叫柳明的北平女大學生與兩位男性的交往為線索，寫了她必須要做出的選擇：出國還是抗日？一看便知，還是「政治道路+戀愛選擇」，這個模式脫胎於《青春之歌》。不過，時隔多年，老調重彈，《芳菲之歌》不復有當年轟動。一是柳明的「人生選擇」不具有張力，答案肯定（當然是抗日），內心衝突簡單；二是八十年代文學背景下，革命者回顧革命生涯的寫作方式已然過去，題材陳舊。從《芳菲之歌》看，楊沫對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思考，從主題到表現手段，都沒有新見，這本身就可稱「不進則退」了。
1991年完成的《英華之歌》才算得上是《青春之歌》的「續集」，不僅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人悉數出現，而且情節上也具有聯繫性。《青春之歌》名動一時，林道靜是偶像級人物，續書難度可想而知。時隔多年，楊沫筆下的林道靜會成為什麼樣子？從邏輯上看，《青春之歌》中已經成為黨員，並且參與領導了北大學生運動的林道靜，到了《英華之歌》，在事業方面，已經沒有繼續「成長」的空間。飛翔的林道靜終於落地。入黨意味著「改造」成功，但是，「改造」成功的知識分子怎麼進一步「前進」？領導並未對此作出明確指示，楊沫遇到了難題。經過考慮，楊沫把火力點集中在了批判「左傾」路線錯誤上，講江華是如何執行錯誤路線的，而林道靜和盧嘉川與之進行了鬥爭。相比《青春之歌》切中肯綮、氣勢宏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問題，「左傾」錯誤顯得格局太「小」了，問題太「過時」了。換位思考一下可以知道，楊沫的選擇是符合她的性格的，而且是跟身邊智囊團商量的結果，因為這樣的主題確保《英華之歌》不會出政治問題。我們失望地看到，在《青春之歌》中苦苦思索人生意義的由青春迷惘到成熟堅定的那個林道靜沒有了。楊沫不是沒有意識到，而是沒有魄力在作品中否定自己。《英華之歌》中的林道靜平庸而瑣屑，理想抱負盡失，甘當革命工具。楊沫沒能讓林道靜成為自我人生道路的質疑者，即便在1990年代也沒有。其實，楊沫最好讓林道靜停留在《青春之歌》的時代里，各方面氛圍都配合，而在《英華之歌》中，我只看到了「穿越」而來的身份不明的楊沫，執著依舊，但尷尬無比。整個社會心態與1958年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也體現在楊沫本人身上。她在1985年的日記里承認：「現在對黨的熱忱確比『文革』前下降了。我現在雖然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但感覺那是遙遠的。」（6）《英華之歌》依然關注的是林道靜的情感生活，這對楊沫來說可謂輕車熟路，但是，與《青春之歌》相比，有了本質的不同。在《青春之歌》中，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象徵，林道靜的感情歸屬和政治抉擇是高度統一，被捆綁在一起的（7），而到了《英華之歌》里，這個模式被顛覆了。楊沫放棄了對林道靜命運的思考（因此林道靜的「成長」就停滯在《青春之歌》結尾的那次大遊行中），而是從外向內，更為關注她的心理活動。由於與盧嘉川舊情未斷，婚後的林道靜與江華不斷發生感情摩擦，後者甚至懷疑孩子的來歷——正如前文所述，革命者的這類情感在《青春之歌》年代是被壓抑的。林道靜沉溺在情感漩渦中無法自拔，在給盧嘉川的一封信里說：「盧兄，我能遇到你，這是造物主賜給我巨大的幸福，然而……啊，這以後的一切我不願往下說了，也沒有辦法說呀！江華如果對我好一些，我們的思想、觀點能夠一致些，我也許能夠減少許多痛苦，不，要是那樣，我的痛苦也許更大更深。」（8）這樣的表述與經典共產黨員的形象相距甚遠。另外，她生了兒子後，思想信念發生變化：「自從做了母親之後，她的情感更加豐富了，好像過濾器，把她的心靈深深地、細細地濾過了一遍。她突然體會到另一種人生，體會到生命的偉大意義，體會到宇宙萬物的原始的極其自然的美。」（9）類似的對人生「非革命化」的感喟，不可能出現在《青春之歌》中，如果出現，一定會作為反面理論遭到批判——這不就是當年余永澤的論調嗎。楊沫在《英華之歌》中拋棄了對政治話語的迎合，是自我壓抑的「釋放」和向自我表述的「回歸」，也跟她在日記里的家長里短的形象相吻合。楊沫寫出了林道靜的「另一種」人生狀態，已屬對《青春之歌》的批判和糾正。但是，楊沫對林道靜的知識分子改造道路緘口不語，顯示出她的反思並不徹底。
文學史對《英華之歌》評價不高，但是這部作品對楊沫本人卻意義重大。楊沫晚年奮力接續帶給她輝煌的《青春之歌》，試圖讓自己的創作「圓滿」，可以理解。勉為其難、生不逢時的《英華之歌》出版後遭冷遇，恐怕也是楊沫「膽識才力」的真實寫照，也印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所言非虛。
2、劉亞光事件
一個偶然機會，楊沫認識了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劉亞光，並對他所說的受學界和單位「迫害」的謊言深信不疑。（10）楊沫1979年寫了長篇報告文學《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及「續篇」，為她心目中的「科技知識分子」劉亞光鳴不平。此後更是不斷給中央寫信，發表文章，非常執拗地為這個小人物「拔闖」。作為科技研究的外行，楊沫有偏聽偏信劉某之嫌——她自己對此也有警惕，但是還是義無返顧，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劉亞光，直至引來鄧小平關注。查資料可知，多數研究楊沫的文章對此報告文學隻字不提，可見認為這是楊沫晚年的敗筆。楊沫的兒子老鬼（馬波）也對母親忘我地幫助劉亞光頗有非議，他在《母親楊沫》中說：「應當說，在剛剛打倒『四人幫』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員受打壓的情況確實存在。如果你得罪領導，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舊挨整，母親幫劉亞光向上反映情況的主動動機是好的，她希望為這些受打壓的小人物吶喊幾聲，幫幫忙。只可惜她選錯了對象。」（11）
我在這裡不想判斷這場「官司」的勝負，而是討論一個另問題：楊沫為什麼相信了滿口謊言的劉亞光？在楊沫看來，劉亞光是一位執著追求事業的知識分子，卻由於性格孤傲受到排擠打擊。她把劉亞光當成反抗黑暗的新時代的英雄了。可以發現，晚年楊沫對知識分子的看法與《青春之歌》時期有所不同。林道靜的英雄行為是勇敢參與政治，而劉亞光則是疏離政治。在《青春之歌》中，楊沫痛斥余永澤埋頭故紙，不諳世事，將他塑造成一個從書中尋找安慰的老夫子形象：「每每當他心情極端惡劣時，他就到這裡埋頭坐上幾點鐘，厚厚的線裝書一翻什麼都忘掉了。而且如果能夠在某一種書籍中，某一些章句中，找到了可供參考的有用材料，那他就更加歡喜更加得意地忘掉了一切煩惱。」（12）在盧嘉川的引導下，林道靜走出家庭，參加了社會活動，找到了出路。《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中的劉亞光，也是埋頭工作：「他既不看電影、不看戲，更不逛公園，不遛大街，過著一種常人罕有的單調、枯燥的生活。而這個年輕人，卻能甘之如飴、樂以忘憂。沉湎在他那瑰麗的科學宮殿里，彷彿裡面有無數閃耀著美麗光彩的珠寶、奇珍，有散發著芳馨醉人的花香氤氳……」（13）對照一下，在楊沫筆下，余永澤與劉亞光何其相似乃爾。與討厭余永澤的不夠進步相反，楊沫對劉亞光卻是這樣的看法：「我從這個人的身上卻感受到了另外一種東西，一種也許只有科研工作者才具有的那種東西——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那種近乎狂熱的熱忱，那種強烈的對事業的興趣，那種近乎開拓者的鑽研精神。」（14）同樣針對埋頭工作的知識分子，以前是批判，現在卻變成了表揚——這對楊沫來說，是一個180度的轉變。我讀《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時，一個念頭跳出來：無論如何，雖然不甚明顯，晚年楊沫算是向余永澤致敬了。不過，這算楊沫的反思么？我想進一步分析的是這個問題。
楊沫這麼做，還是緊跟時代——緊跟時代是她成就自己文學的秘訣。1980年代初，科技知識分子受寵，迎來了「春天」，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和《大雁情》發表後，為知識分子辯誣成為時髦。在此背景下，楊沫幫助劉亞光就是搭車之舉，可惜，她看錯了人。楊沫解釋自己為什麼寫劉亞光：「黨中央一再號召，作家當前的頭等大事，是寫四化。這是歷史賦予我們最光榮最緊迫的任務。於是我下了先寫這篇東西的決心。」（15）這是表忠心了。對於徐遲和黃宗英來說，知識分子題材是一種趨時，而對於楊沫來說，就不那麼簡單了。綜觀楊沫後期的散文、日記、書信，拉拉雜雜，數量龐大，對自己的藝術也有反思，但是卻很少提及和關注知識分子「改造」的歷史問題。如此致命、攸關的問題，楊沫卻沒有反思，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對比一下韋君宜，可以發現楊沫的問題所在。韋君宜的經歷與楊沫有不少相似之處，都出生在北平富裕家庭，因為要求進步參加了革命，此後一直在文藝界工作。韋君宜晚年，連著寫了《露莎的路》和《思痛錄》，以「絕不可能發表」的心態，反思了自己「一面牢騷滿腹，一面做馴服工具」，頗具「私人性」和「真實性」。（16）我在一篇文章中認為：「韋君宜沒有按照既定『套路』書寫，而是實錄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和做法，並且時時反思自己的困惑，恰恰是這樣的寫作態度，超越了一般知識分子對自身的反思」，「韋君宜走過的是從革命青年到革命幹部的進入革命體制的道路，她對體制的反思相當於一次內部嘩變」。(17)當然，簡單將晚年的楊沫與韋君宜比附是不恰當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軌跡，但是可以看出，韋君宜確實思考了楊沫沒思考過的問題，說了她沒說出的話，尤其是在對自己歷史反思這一方面。我認為，即便寫出了《青春之歌》，楊沫從來沒有真正去思考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所以對這個問題基本沒有自己的觀點，很多時候就是看時代方向標而後動。
楊沫不愧是革命者楊沫，從《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及其「續篇」可以看出，到了晚年，她內心依然涌動著澎湃的激情，這倒與林道靜渴望火熱生活的原初設想一致。晚年楊沫風風火火，不辭勞苦，還介入了與江青有關的徐明清案件、河北雄縣農民王漢秋案件。在「續篇」中，楊沫自豪地宣告：「我的一生可以概括為做了這麼三件事：一、我參加了黨，參加了抗日戰爭，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生活過；二、我寫了一本《青春之歌》，為那段歷史作了見證；三、我參預了、介入了劉亞光事件的鬥爭，我在垂暮之年為祖國的四化事業盡了自己應盡的一點責任。」(18)楊沫把劉亞光事件強調到自己生命歷程中異乎尋常的地位，可見重視程度，而她格外強調的，是通過此事為「四化」做貢獻。因此，她才會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和不把事情鬧大不罷休的決心。其實從本質看，楊沫的思考和行動與年輕的時候相比，基本沒有變化。楊沫再次與知識分子問題「結緣」，卻依然在「時代要求——認真配合」的怪圈裡逡巡，但是，世易時移，這次她的運氣並不像以前那麼好。
3、日記
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是很正常的事，但是，這事具體到晚年楊沫，就變得有些「異常」了。在晚年，楊沫五十年代形成的「修改後遺症」表現得很明顯。楊沫一代作家，年輕的時候為了緊跟形勢，不斷對作品進行修改，閹割自己，也是無可奈何——個中苦楚，他們自家曉得。按照形勢要求不斷改變自己，最後只會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青春之歌》出版後，遭到郭開的猛烈批評，認為小說存在林道靜的感情問題、與工農結合問題和入黨後作用問題。(19)這裡不談郭開的觀點，單說楊沫的回應。楊沫在1961年版本的《青春之歌》後記中說：「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形勢鼓舞下，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把《青春之歌》修改出來了」，「這些變動的基本意圖是圍繞著林道靜這個主要人物，要使他的成長更加合情合理、脈絡清楚、要使她從一個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發展過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堅實的基礎。」(20)幾乎對郭開的批評照單全收。我在這裡也不想評論楊沫的修改是否得當，對《青春之歌》的藝術水準是否起到了提高作用，只是想指出，為了適應時代要求，把自己此前的想法改變，甚至完全推翻，對於楊沫來說，是很自然的。如果把修改粗略分成「被動修改」和「主動修改」的話，楊沫屬於前者——外界的壓力才是她修改的真正動力，但是她又不得不將其描述為出自內心的意願。1977年「重印後記」中，說到自己的想法：「陰險毒辣的『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還向廣大的青少年們伸出黑手……」(21)這一段其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也未必是楊沫的真實想法，完全可以不寫，但是出自緊跟形勢的考慮，楊沫還是大加渲染了一番。顯然，這種修改帶有非本心的和弄虛作假的成分，一旦成為習慣，難免時有發作。
楊沫晚年重要的文字是日記，在1994年出版的《楊沫文集》中獨佔兩卷，分量厚重。楊沫說：「日記的價值是真實，這是它存在的關鍵。」並且說：「我的日記是我人生歷程的寫照，我保持了它的真實性，既不美化自己，也不醜化自己。我就是我！」(22)屢屢談到真實，說明楊沫確實想把真實的自己交給讀者——我們也確實想從日記中看到真實的楊沫。但是，日記畢竟是私下所記，楊沫會原汁原味地發表嗎？楊沫在散文《關於》說：「《自白——我的日記》是我長達38年真實日記的選編，有50多萬字。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戰爭中未被毀滅，『文革』中多方藏匿才保存下來的。因之，我異常珍惜它。原來並不想發表，後由於《隨筆》雜誌的熱忱索要，終於略加修正、刪除後，發表了。」(23)這說明，楊沫的發表出來的日記是經過「修改」的。以後除非是出影印本對照，否則，這樣的日記多大程度可信，就是問題了。
楊沫在「日記」後記中，有段話看似漫不經心，但是值得細究。楊沫說：「此《日記（下）》這有三篇《附錄》。原想把附錄（一）《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不列題目插在日記里。責任編輯侯琪同志提議不如放在《附錄》中，我欣然同意。」(24)意思很清楚，楊沫是想把已經公開發表過的《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拆開放在日記里的，被編輯侯琪否定了。日記就是日記，怎麼能隨意插文章，而且是發表過的？侯琪的選擇是明智的。但是，楊沫竟然這麼想，也讓人嗔目結舌。楊沫說，《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記述了我一生中的愛情經歷，都附著於生活的動向」，表明是對真實事件的書寫。該文涉及到余永澤的原型張中行。當事人對這篇文章的反應又是如何呢？張中行很清楚小說文體，並不在意自己被醜化：「50年代，她寫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主觀，她怎麼想的，我不知道，客觀，看（電影和書）的人都以為其中醜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為一，我一生總是認為自己缺點很多，受些咒罵正是應該；二，她當面向我解釋，小說是小說，不該當做歷史看。」(25)小說當然可以隨意發揮點染，張中行對楊沫這麼做也只好「認頭」。但是，後來張中行看到了《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就有點不高興了：「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麼也想不到，寫前兩個（第三個不知為不知）仍然用小說筆法。為了浮名竟至於這樣，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問題。」(26)張中行的不滿在於，你楊沫在小說中可以任意編排我，但既然是寫「回憶錄」性質的文字，就不應該再用「小說筆法」，隨便給我抹黑了——甚至應該洗刷《青春之歌》給我帶來的不白之冤。可是，這樣一篇應該算是有爭議的文章，楊沫卻當「正史」，甚至想拆開插到日記中。後來在編輯勸告下，才單獨收入日記。
我沒有看見過原貌，所以不敢妄議日記的真實度。楊沫的兒子老鬼看到過，所以有的話可信，他在《母親楊沫》中涉及到一些，可以管中窺豹。老鬼舉了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楊沫的改寫確實不少，有時甚至觀點顛倒。最戲劇性的是1958年2月11日的日記，秦兆陽被打倒，楊沫評論說：「（秦兆陽）是一個自私的極不老實的人」，「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說，人家批判了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邊也寫文章批判它，一邊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說是不得已而為之！這真是兩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鬧越糟，聰明反被聰明誤。」日記出版時，關於秦兆陽的評論被完全改寫，而且加上了這麼一句感慨：「我說什麼呢？我只有什麼也不說——沉默——沉默，無邊的沉默……」（27）改成這個樣子，一是不得罪老朋友了，二是表現自己當年很正直清醒。日記出版的時候，楊沫隨意增刪，違背了真實的原則，這一點被老鬼質疑。老鬼評論在評論母親日記「補寫太多」時說：「當時沒有寫就沒有寫。你不能過了多年後，要出版日記，就隨意補充。把事實上原來沒有寫的日記創作出來，即使說明是事後補寫，也不好。因為事後補寫，卻標明是當初的日期，等於虛構，損毀了日記的原汁原味。」（28）不虛美，不隱惡，老鬼並未替母親文過飾非。但是，我想繼續追問：楊沫為何增刪日記？我以為是「修改後遺症」作祟：只求「現在正確」，不管歷史和未來。作品可以修改，事實豈能修改？楊沫總是想與時代保持一致，不斷隨時代而修改作品，卻最終失掉了自我——這是修改後遺症的來源。本來想通過袒露自己的內心和讀者交流，卻冒犯了紀實文體的忌諱，楊沫修改日記的舉動弄巧成拙。我倒是想，如果有朝一日出版一本沒有經過任何刪節的「楊沫日記」，然後對照現在的版本，可能能看到更為有趣的內容，也能更抵達人性的深幽之處。
楊沫作為一位「革命作家」，在生命盛年寫出《青春之歌》這樣的呼應時代的作品，並以此奠定了文學史地位（29），但是，隨著時光流轉，《青春之歌》的寫作和接受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楊沫卻對此未有深刻認識。青春的容顏總會老去，林道靜的生命激情在革命中迸發，也必然會遇到革命後無法延續的尷尬，而革命理論的無力自洽更制約了她的「發展」。從楊沫晚年的一系列作品看，她並沒有有意識地反思革命想像落地後的具體問題，而是勉力支撐、遮掩漏洞，試圖維護《青春之歌》展現出的審美範式。由林道靜的「後來」聯繫到楊沫的晚年，不禁讓人產生些許疑惑：革命大纛與個人經歷之間，僅僅是在某個瞬間重合，然後擦肩而過？
原文刊發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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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70頁。
（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頁。
（3）毛澤東在1939年的《青年運動的方向》中就指出，「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0、531頁。
（4）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71頁。
（5）楊沫：《自白——我的日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頁。
（6）楊沫：《自白——我的日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
（7）李楊認為，「『性』與『政治』的並置形成了構成了《青春之歌》這部『成長小說』特有的藝術風貌」。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8）楊沫：《英華之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頁。
（9）楊沫：《英華之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頁。
（10）關於劉亞光事件，可參見《鄒承魯與三十年前的兩起學術腐敗事件》，該文說：「在所有被劉亞光利用過的人中，投入最深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作家楊沫。」《南方周末》2006年8月24日。
（11）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
（12）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頁。
（13）楊沫：《楊沫中短篇小說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頁。
（14）楊沫：《楊沫中短篇小說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頁。
（15）楊沫：《楊沫中短篇小說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頁。
（16）韋君宜：《思痛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第43頁。
（17）劉衛東：《論韋君宜晚年的思想》，《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2期。
（18）楊沫：《楊沫中短篇小說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19）郭開：《略談對林道靜描寫中的缺點——評楊沫的小說》，《中國青年》1959年第2期。
（20）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73頁。
（21）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79頁。
（22）楊沫：《自白——我的日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23）楊沫：《楊沫散文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頁。
（24）楊沫：《自白——我的日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頁
（25）張中行：《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頁。
（26）張中行：《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頁。
（27）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頁。
（28）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頁。
（29）有論者說：「儘管連作者都不相信《青春之歌》是自己寫的，說是『丑娘養了個俊女兒」，但就內外因的辯證關係來看，這並非是歷史偶然和時代奇蹟。從根本上說，50年代的外部語境與作家的個人世界是基本呼應的，《青春之歌》是作家的經歷、氣質與時代匯流的結果。」任茹文：《論的創作心理》，《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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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張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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