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書法地位並非不可動搖……
二王書法地位的變遷
二王對中國書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但千百年來，他們在書史上的地位卻是不斷變遷的。今不揣淺陋，條陳如下。
1名重當世
草書在秦漢之際出現後，經過漫長的進化逐漸成熟，並出現了一些大書法家。王羲之《用筆賦》記載：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 張芝是最早的草書大家，他對草書的學習不遺餘力，其後遞相傳習，影響深遠，章草也曰漸今草化，省簡併加，連綿隨作。 至王羲之祖上王導、王廙過江東，隨帶鍾繇、索靖法書入東晉，進而形成王門家族書法群落。
鍾繇《薦季直表》
在這樣的環境里，在玄學思想影響下，王羲之淡於政治，精研篆隸，為草書的成熟作出貢獻；同時又採納其子王獻之的建議，糅和隸書、章草和今草書而為行書，右軍父子為行書的發展推波助瀾並把行書發揮到淋漓盡致的藝術境界，留下了《蘭亭序》等大批傑作。
王羲之《蘭亭序》（柯九思藏定武本）
二王在承繼中創新，使書法的線條更加豐富，更具立體感，並將書法提高到審美的高度，而不是定格於「尚用」層次，書法審美逐漸由曹操時代的上層欣賞下移至平民階層。眾多傳說中的二王書法故事正說明書法審美的群體化、世俗化趨向。如王右軍為老嫗書六角扇，以道德經換鵝群，為門生書新棐幾；王獻之為少年書精白紗裓等，皆說明二王在當時已然是名重譽顯，深受喜愛的，令人不難想見時人對二王書作的搜求、珍玩情況及其作品廣泛流傳的情況。
（晉）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碧玉版原石）
王羲之還對書法進行理論總結。傳世的《用筆賦》、《題衛夫人〈筆陣圖〉後》、《記白雲山人書訣》等文字就廣泛涉及技法、品鑒，並明確說寫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如龍蛇相鉤連不斷……其草書亦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並強調：「書之氣，必達夫道，同混元之理。」這些文字若屬其親撰，則顯示其總結成法之功卓爾不群；若非其撰文，則後人附之於右軍者，尤顯對王羲之的尊重和推崇。可見他們已是名重當世。
2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
東晉以降，及南劉宋間，漸有尊小王之風。獻之本就有「自當勝父」之說，雖「物論殊不爾」，且後人又以「勝母之里，曾參不入」隱駁之。於此可見其自負。相形之下，王右軍則更多些自信：「吾書比之鐘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 (《晉書．王羲之傳》)
王羲之《樂毅論》
鍾、張、二王歷史地形成了並舉的局面，伯仲之間又分優劣，但人們一般不直接以大令較能於鍾、張。 南朝宋泰始間虞和曾上《論書表》，其中有《敘二王書事》數段，詳述二王學書之事，兼載論書之語，專門比較二王父子，可以說為王獻之奠定了地位：「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關俱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
王獻之《中秋帖》
品評鍾、張、二王往往有兩個比照方向，一是將二王比之鐘張，一是比照羲獻父子。虞和所論，於其父子間雖未置定論，卻有褒舉小王之辭，已顯齊梁間尊小王之端倪。《論書表》還記錄了當時劉宋內府搜求前人書跡的情況，其中二王法書可謂卷帙浩繁，在數量上遠遠超出鍾張之數，當時人應該可以更準確地看到二王書法的全貌。劉宋皇帝既好書法(宋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又宋孝武欲擅書名，曾與王僧虔賭書)，又大量佔有王書真跡，君臣所評，當為的論。所以「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的二王觀是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
3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
宋齊間重小王，齊梁承劉宋之續。加以南梁佔有真跡，更次梳檢，又以陶弘景為首鑒定書法，梁武帝蕭衍更身體力行，君臣論書，甚為周細，幾乎涉及書法的各層面。在推崇小王的濃郁風氣中，梁武帝蕭衍更愛大王書風，他以其帝王之尊，登高而呼，竟使右軍為之一伸，但他又並不認為右軍勝於張、鍾。 「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如自省覽，有異眾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 (《現鍾繇書法十二意》)
張芝《冠軍帖》
其時名臣陶弘景也附會云：「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白運。」他們在推崇鍾張，拔擢大王時，又抑制小王，稱獻之有為晚年王羲之代筆之實一一「(右軍)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之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比一人(指獻之)，世中不能別也」。 (《上樑武帝論書啟》) 「逸少亡後，於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上樑武帝論書啟》) 蕭衍、陶弘景的共識是：王羲之的「末年之譏」實是王獻之之過。其間褒貶，不言自明。
4「盡善盡美，其惟逸少乎！」
南朝齊梁間袁昂著有《古今書評》，對梁武帝作《古今書人優劣評》影響很大，但二人對大王書的評品卻不盡一致。袁雖也標舉四賢，共同稱頌曰：「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荒不滅」。 但袁在對書家的排列上又不分時代先後，而是首列王羲之父子，直接把他們擺到了其他書家甚至張、鍾之上。 如果說蕭衍確定了羲獻父子的高下地位的話，那麼袁昂就確立了王羲之與張鐘的高下關係。這些品評為後人提供了參考，做好了鋪墊，所以唐太宗以其遠見卓識作《王羲之傳論》蓋棺定論，實是水到渠成。
唐太宗李世民為王右軍書聖地位的確立可謂不遺餘力。他先是在文史館編纂《晉書》時親自為王右軍作傳論，又於貞觀初年下詔，出內府金帛徵求王右軍墨跡，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加以鑒識編目，並御選書人精工拓模，使廣為流傳。《王羲之傳論》抑鍾繇、貶大令、獨崇右軍，毫不隱晦：「鍾雖擅莢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關，其惟逸少手!……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羲之《長風帖》
王右軍「書聖」地位由此確定。 雖然如此，後人並沒有完全贊同和接受唐太宗的觀點，而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王羲之的對帖學的影響卻波及到以後的整個中國書法史，這與唐太宗的大力倡導顯然是不無淵源關係的。
5定論之後
宋人米芾在《書史》中說：「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後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虞世南「於右軍一體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李煜語)，實是隔數代傳右軍衣缽，而子敬「俱得之(指右軍書)則失於驚急，不得其蘊藉態度」，獻之變父法的「內撅」而為「外拓」，為太宗所不允贊，是故有「罵」。米芾揭示了唐太宗崇右軍貶大令的根本原因。
王獻之《廿九日帖》
唐時韓愈就批評過王右軍書，說「羲之俗書逞姿媚」，這也是見仁見智。 清錢泳在其《書學》中說得更明確：「古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上述二人的意見與唐朝大書論家張懷璀的意見近乎一致。
王羲之《姨母帖》
應該說張懷瓘在《書議》中的這段文字是較公允的，姑以此作結一一 「 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間……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活，子之神峻，皆今古獨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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