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畫畫，牆上掛掛：為何西方管理學在中國會「水土不服」

企業家群體最敏感地意識到

西方理論應用於中國實踐出現「水土不服」

朱恆源：中國特色商業管理源於中國實踐又超越中國情境

本文首發於總第852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清華大學107周年校慶日舉行的「節奏之道」戰略的研討會上，一個管理學領域的新概念被聚焦——戰略節奏。

如何在急速變化的商業世界形成動態、可持續的競爭優勢，「節奏」這一戰略成為與會者關注的焦點。

「企業戰略其實面臨著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戰略節奏》的作者之一，清華大學全球產業4.5研究院副院長朱恆源教授在研討會上感慨道，因為戰略的長期性和全局性，在很多企業實際淪為只能「紙上畫畫，牆上掛掛」。但是每個企業都有戰略規劃部門，不斷有企業在新增「首席戰略官」職位，對戰略的重視不言而喻。

長期以來，一套「舶來」的學術評價和學術話語機制居於中國學術研究範式的強勢地位，變化是這個時代企業家焦慮的來源，企業家對管理知識的需求曾是中國管理學發展的原始驅動力，同時企業家群體最敏感地意識到，西方理論應用於中國實踐出現「水土不服」。

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中國已經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巨量的生產和消費市場，與此同時，國際分工和知識轉移的邊界擴張，跨界常態化下行業邊界日漸模糊，創新已經從大企業主導的封閉式走向多主體協同的開放式，這些變化和變化中的主體實踐共同構成瞬息萬變、豐富生動的管理學發展情境。

當中國人還習慣於用西方理論校準中國，國際社會卻早已把研究的目光對準中國。

今年4月，美國老牌創新雜誌RTM（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的主編找到朱恆源教授，追問：中國的創新發生了什麼？未來會對全球產生什麼影響？

「過去的經驗難以依憑，過去的『地圖』也已經不能用來指導未來的『戰爭』。」朱恆源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中國的管理學研究根植於傳統文化的內核，借鑒經典管理學理論，結合中國情境的實踐案例，正在不斷探索出符合市場發展規律、可遷移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論。

戰略學發展處於十字路口

中國新聞周刊：《戰略節奏》是依託於中國企業實踐完成的理論提煉，選擇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麼？

朱恆源：第一個原因是中國企業成功的道理、內在邏輯在不被解讀出來的時候，中國企業的實踐就容易被誤讀，甚至被歪曲。而幾乎所有的管理理論都以實踐為基礎，上一次大規模地出現管理實踐創新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在二戰以後，但沒有形成本世紀初這樣大的體量。中國現在以世所僅有的成長速度成為「世界工廠」，成為全球最有潛力的新興消費市場，其中蘊藏了豐富的實踐案例，不能僅僅從宏觀經濟學的層面來解釋，必須深入到企業管理的層面。

另一個淵源於2005年管理界前輩陳清泰、蔣黔貴、趙純均三位先生的一場探討，追問中國經濟的增長，它背後的微觀機理是什麼。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管理學者出了很多著作來總結日本的管理經驗。中國企業管理經驗的提煉，是不是還要由歐美學者來完成？

帶著這份責任感和擔當，三位老先生組織起一支隊伍，集合了全國的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和中國企業聯合會的研究人員，於2005年啟動《中國式企業管理科學基礎研究》課題，不僅做理論研究，也分析典型的企業案例。課題總結歸納出中國企業在管理方面9大共性，當時稱之為「中國式管理的九字真言」——中的精神、變的戰略、強的領袖、家的組織、融的文化、和的環境、集的創新、搏的營銷和敏的運營。但是後來我們也意識到這其實是對於現象的描述，使用的整個概念體系都是已有的管理理論，總結中國企業成功背後的驅動因素，還要從根底從基礎上去做。

中國新聞周刊：戰略研究仍舊是管理學的主流，國內的戰略研究現在處於什麼狀態？

朱恆源：國內的學者達成一個共識，整個戰略學的發展無論從研究還是教學來看，都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過去的理論不好用了，原有的理論已經不能完全解釋企業的發展實踐，中國應該有一些新的理論。浙大管院魏江院長表示，以SWOT、價值鏈、五力模型為代表的「聖經式」戰略模型，已經難以解釋獨角獸等企業的成長邏輯。

為什麼不完全適用？從現象上來講，整個戰略管理學科的分析用的是一個靜態的模型，對商業社會的動態反應不夠。講波特的五力模型，同行業內的競爭、潛在競爭者、替代品、供應商、購買者這五種力量，在任何時候就是靜態的，它最明顯的缺陷就是不能解釋創業公司的成長，按照這個模型分析，當年的京東是沒有生存空間的。不適用的本質原因是現有的理論尤其是主流理論，都產生於美國的1980年代左右，這是全球戰略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一時期美國戰略管理學會（SMS）成立、波特發表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論等等。但是那個年代美國商業社會的競爭格局相對穩定，理論產生於實踐，外在的變化不夠劇烈，理論就沒有發生大的變動。

把管理學研究「寫在中國大地上」

中國新聞周刊：你講到「外在的變化」，中國的土壤給管理學者的研究帶來了什麼？

朱恆源：作為學者有兩個使命，一是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提煉出來，從理論上解釋給中國、給世界；另一方面要把經驗總結成系統的知識，才能更好地傳承下去，中國很多企業現在都面臨著代際傳承。

中國是個後發國家，這意味著要用30年走別人100年走過的路，市場高速發展、新一輪產業革命相疊加，產業周期被壓縮，能夠展現多個產業完整的起伏周期。換句話說，在中國歷史舞台上，能看到「全本故事」的「完整演出」。比如中國的手機行業，從1994年開始算，到2008年基本上功能手機這個產業就全部完成，這個過程在美國更長一些。產生理論的土壤天生就是動態的，需求變遷和市場演進在改革開放40年進程中表現得更為典型、鮮明。

另外，中國上一代企業家在處理兩件事情的能力，對後輩非常有啟發。一是處理動態性，上面提到的變化，商業世界的「紊態」；另一個是處理複雜性，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變化過程，在一個法律體系下有著完全不同的制度環境，人員、機構、用工制度等都很複雜。

中國新聞周刊：管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經歷怎樣的階段性變化過程？

朱恆源：早期改革開放初期，企業家對管理學其實是不認同的，認為管理理論在中國不適用；1992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是管理學科的高速發展期，主要原因是需求驅動，是企業需要市場經濟下的管理知識，這個階段以大學教授西方的管理學知識為主，但是企業家群體最先感知到西方理論的「水土不服」。到2005年開始做中國式管理研究，管理學院由教學為主轉向教學和研究並重，這時候西方的終身教授系統、一套精緻的定量管理體系（如KPI）風行，美國學界感嘆「學術界文章越發越多，頂尖期刊上發表越來越難，幾十年沒有新的管理理論出來」，這套考核機制的風靡傳導到國內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現階段國際間知識轉移和技術分工擴大，全球商業最活躍的地方，極有可能從美國移到中國來，所以要把管理學研究「寫在中國大地上」。接受過西方方法訓練的人越來越多，只要不執著於細枝末節，著眼於更普適性的層面，中國的傳統文化積澱加上大量學習國外的經驗，結合中國實際創造出的豐富實踐案例，理論的抽象和創造性有很大的空間，國內的創新科學發現已經開始對全球有貢獻。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經典的管理學理論在移植本土的過程中，出現「水土不服」的原因是什麼？

朱恆源：這些理論有若干個非常重要的隱含的假設，但凡進入那個隱含的假設，它就會水土不服，而且還會傳導到其他領域。比如對國企的產能過剩歸咎於預算軟約束，那麼民營企業的「過剩產能」怎麼解釋？回歸到市場成長的「S」曲線，在線性增長和指數增長交替變化的市場，需求出現結構性變化，資源市場會產生「結構洞」，企業現階段的過剩產能，可能是企業家預期未來需求增長提前進行的產能布局，長虹、海爾等都是電視行業產能過剩，階段投資並成功運營勝出的代表。再比如國外很早就有競業禁止，它隱含幾個重要假設，比如資本市場很發達、交易機制很成熟，但是當時中國是半市場化半競爭化的狀態，在價格放開之前不存在競爭。

中國的發展衍生出很多有特色的機制，值得研究和探討，這是做研究必須考慮在內的中國實際。比如試點和推廣機制使得創新在整個社會市場中擴散，幹部輪調在國企中的影響，企業在管理複雜成員結構上的技術等等。中國企業的多角化長期以來被批評為不專註，但是按照我們的理論，市場變化過快，在股權市場的提早布局化解未來的大風險，這是有道理的。美國市場也出現有意思的變化，過去講企業發展要趨向於專業化，但是觀察美國上市公司過去十年，來自非主營業務的收入顯著增加。

也不能過於強調「中國式」管理

中國新聞周刊：學界和業界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商業管理理論，它的理論溯源有哪些？

朱恆源：核心來自於中國企業的實踐，管理或者商業是兼具科學和藝術的，所謂科學這部分是從實踐中總結和提煉，從而形成一個共同的認知。「戰略節奏」這個核心概念的提出，是基於對中國企業的體會和了解，與現有的管理理論兩相映照，對照後有新的發現，再繼續追問企業實踐跟業務理論預測不一致的原因。

這些企業家本身是中國人，中國傳統文化內核的置入決定企業家在應對挑戰時的內在行為模式。比如在動蕩的商業社會要保持靈活性，要有變的戰略，古時候講就是「時移世易，變法宜矣」。中國人講天人合一，環境與主體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落腳到企業就是戰略節奏與市場發展節奏相契合。這種應對變化的節奏是企業家們與生俱來的，是通過民俗、諺語傳承而來的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個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西方管理思想的進入，袁寶華先生的中國企業管理「十六字方針」講要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博採眾長就是要汲取傳統經典理論中的養分，包括成熟的管理模式和標準體系，學習西方的TQM（全面質量管理）、ERP（企業資源計劃）等等，這背後都是管理的理念。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特色的商業管理理論，它在世界管理學知識體系中的定位應該是怎樣的？

朱恆源：首先要釐清一點，應該是中國的管理研究，還是管理的中國研究，這兩個區別非常大。應該是把中國當作一個子情境、一個特別的情境，從中發展出更重要的理論。如果太強調「中國式」管理而不強調普適性，就容易陷入理論的爭論。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管理學的研究重點就在於如何讓企業適應環境的不斷變化。哪些是變化最快的領域？變化最快的領域又在哪兒？這是要關注的。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應對變化的手段、方法及理論，可以應用於更廣闊的變化的領域。

這次請趙純均先生為《戰略節奏》作序，其中一段話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的管理學者，從全面學習國外的理論、方法入手，積極主動地對中國企業的實踐進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獲得創造性的新發現，從而發展新的管理理論，對世界管理學界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研究的中心、未來的方向是要用全球的資源一起努力，以中國市場為基點，去解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

文/姜璇 王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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