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捆綁式火箭」怎樣才能助推高質量發展？

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張貴

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期間，天津重磅推出三項政策措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加快推進智能科技產業發展，實施「海河英才」行動計劃。這些政策的疊加早就應該實施了。這種迫切實施的需求應該是源於去年以來經濟發展遇到一些困境。經濟的下滑實際上隱含了天津經濟發展模式的困境。一是曾經有過的發達製造業優勢，產值一度佔到工業增加值比重的90%以上，這些產業今天來看，有的已經成為一些成熟產業，有的已經不能繼續作為天津市未來發展的主導或戰略產業，這就迫使天津市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這種調整在前幾年已經開始，但在今天來看，與當前快速的、迭代的、爆炸的創新模式不相適應了。二是產業結構調整困難的背後是專業人才的短缺。當前我們大量儲備的人才主要集中在電子製造、石油化工、汽車裝備等產業，這與現在的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的相關度不高。人才是和產業捆綁的，產業結構沒有調整，人才就沒有儲備，這就與當前天津亟需人才的需求產生了錯位，「捆綁式火箭政策」就是為了解決這一錯位和短缺。三是「捆綁式火箭」政策也在調整資本投資方向，目前大量的資本實際上是被捆綁在原來的優勢產業上。我們的戰略性投資也捆綁在這些產業之上，當搞雙創的時候，中小微企業、頂天立地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等亟需資本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我們不會有北京那樣大量的風投，也不會有南方馬雲的商業模式帶來的金融變革，我們有的就是原來依附於大型設備和交通工具的租賃業，當然這並不是說租賃業就不好，這是我們傳統產業中冒出來的最好的一個，應該保持和繼續。

我們原來的產業結構、人才和資本與現有的新動能轉型發展模式的契合度越來越低，所以要整體式轉變。天津市出台的「捆綁式火箭」政策極大地推動了天津高質量發展，促進了內涵式創新驅動發展，更有利於建立適應本地發展的創新生態系統。這個動能實際上對應的就是產業。「降成本」其中有一部分是金融的成本，還有「引人才」。這正好對應我剛才講的三個層面。高質量的動能對應的實際上是新產業、新技術、新模式；降成本對應的是企業的融資成本、生產性成本和制度性成本；引人才實際上是新動能的關鍵支撐點。我們現在實施的捆綁式火箭政策會在短期內產生快速的市場反應，人才、項目、企業投資會出現快速增長，這都是一個好的現象，也是我們希望它出現的。但是，這有一個忍耐期，產業不是朝夕出現的，產業從培育到快速發展，大概需要十年左右的周期。比如今天的BAT企業，90年代就是一些中小企業，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企業是在20世紀末，經過了二十多年建設，才有今天。所以，我們今天實施這些政策更要關注未來，不要過度「拔苗助長」。過度拔苗助長可能帶來金融、投資的套牢和風險，產業發展模式也可能被扭曲。所以這個時候更應該尊重市場機制，尊重經濟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這就預示著政策要疊加起來，且產生效果需要一個政策實施的過程。我們現在看到的「捆綁式火箭」政策是三個政策的疊加，加之前期天津出台的關於「雙創」的相關文件，以及鼓勵高校、科研院所、教師和大學生搞「雙創」，包括2018年1月16日出台的「1+11」有關智能科技產業發展的總體規劃和行動方案，這些都是政策疊加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疊加起來到了一定的程度後就會有一個政策的臨界值，政策效果就會突然顯現出來。所以，天津的新動能在那個時候就會成為天津經濟發展的主動能。

反觀國外新興產業發展的思路和經歷的歷程，同時對錶北京和深圳。它們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表現的卓越成效，這不僅僅是政策方面的作用，更應該是它們營造的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所起的作用。這個生態環境既包括創新生態，又包括產業生態、政府生態、商業生態。創新生態主要是回答為什麼會產生創新活動，核心是找到創新源，營造創新氛圍，這就需要找到那些掌握產業核心技術的人才在哪裡，我們把這些人才引過來，留下來。

「捆綁式火箭」政策之一的「海河英才」計劃主要就是把人引過來，不僅僅要給予資金、科研經費、家屬安置、子女教育等保障，還應該給他事業和適合他生存發展的土壤，這就是一種生態，相對於創新而言，這就叫創新生態。這些生態不是簡單地做幾件事，它是由若干模塊和若干領域的配套有機組合在一起，要讓「海河英才」在本地生活和發展感覺到自由，能實現他的理想和價值。換句話說，海河英才來到天津會遇到一系列困難，經常會出現一個科學家本身也必須是個財務專家，不然大量科研經費給他後也不敢輕易花掉，因為容易出現各種違規現象，他必須熟知國內和地方，包括本單位的財務制度；但是，財務制度是不是他本應該掌握的呢？如果是一個好的生態，各司其職、專門負責，分工和專業化體現的非常明確。科學家的專長就是在科研領域，財務應該由專業人士處理，或者幫他提供服務。這就要求我們的制度要圍繞科學家怎麼能在合理、合規、合法條件下專註他的本職工作。如某個科學家來津後，在進行自身科研活動的同時，又變成了社會活動家，要開很多會議，開展招標等事務，卻不能專註於科研，這是當前普遍遇到的一個困境問題。

我們要建的良好的生態環境，不是讓一個科學家變成財務專家、社會活動家；包括企業，不應該應付大量的會議、各種報表等事務。同樣的道理，天津「捆綁式火箭」政策，在落地過程當中防止扭曲，應強調怎麼把真正有利於人才、科學家、企業家，包括企業茁壯成長為未來BAT企業的生態營造起來，現在看來，還有很長的距離。在操作過程中，這個難度是很大的，我們還有很多細緻入微的工作要做，政府要甘心作「店小二」。值得警示的是，當前政府出台的一些很好的政策和文件在落實過程中遇到了「腸梗阻」。在一些部門中，表現出來就是必須有紅頭文件，還要配文件的實施辦法否則部門就不落實，甚至某個單位對外窗口辦事人員的情緒化表現就能把一個好政策給念「歪了」，這會影響到科學家和企業家的辦事和創業的積極性。所以一個好的政策自始而終需要切實落地，這在當前經濟發展微觀動力不足層面上最能體現這一點。

我們在南方調研的時候，很明顯政府都是圍繞企業服務的。如果搞企業調查，在北方我們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通過政府調動資源到企業去，企業還會全程陪同。到了南方恰恰相反，我們調研如果是以官方形式進行的話，政府卻畏手畏腳，他不敢去打擾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因為這是給企業添麻煩，「大企業小政府」表現的尤為明顯。北方政府的行為便於我們調研，但是干預了企業正常活動，所以這個要怎麼轉變？也許這個轉變過程會比剛才說的政策落地時間會更長。但是他一旦轉變過來，就會形成一種沃土，形成一種生態，而這非常有利於大量的企業湧現出來。我們當年看到的BAT、華為、中信、華大基因、大疆科技，這些企業就有可能在北方和天津生根成長。這個生態環境不能簡單模仿，它只能在本區域培植和構建，政府要甘於作「店小二」，應該激發市場活力，同時不能忽視社會力量和民眾的參與，要把社會力量也調動起來，參與到雙創活動，參與到政策實施過程中，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些相對來說需要更長時間，更需要有戰略忍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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