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札 不能出走的人

——巴金《家》讀書隨筆

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

在漣漣夜雨與幽幽燭光下，輾轉未眠的梅想出了這句詩。這似乎是對她半生韶華的悵然自悼，封建的制度與不幸的婚姻將她的青春磨損殆盡，過了綠葉成蔭的日子，正走向飄零凋落的日子。

當她再把這句詩念給年輕的琴妹聽時，心裡該是如何悵惘？正如她隨後說的，「你們都有明天，我哪兒還有明天呢？」在梅自己看來，她已經是一個舊時代的犧牲品，不復有希望，希望是留給像琴一樣更年輕的人的。雖然希望未必有對年齡差異的歧視，但是我們也確實在琴身上看到了更多新青年新女性的特質，熱愛閱讀傳播新思想的書籍，喜歡與年輕人在一起討論交流。

巴金在《和讀者談》中，曾提到琴的人物原型，乃是他的一個堂姐。「她熱心地讀了不少傳播新思想的書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和她在一起坐上兩個鐘頭讀書、談話。」然而，希望的種子並未在她身上燦然綻放。不久，她的母親和巴金的繼母鬧翻，她隨母親搬出了公館；後來在她母親死後，因父親捨不得花一筆嫁妝費，而終日守在家裡；最後竟成了一個性格怪癖的老處女，至死都沒法走出家門。本文開頭所引詩句的真實作者，其實不是梅，而正是這位現實中的琴。

這著實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辛酸背離。為什麼她就不能像小說中的覺慧，或是像現實中的巴金那樣毅然出走呢？答案已在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中有所談及。即便琴願意背上不孝之女的罵名，斬斷人論糾葛。然而只要她沒有錢，走出家門之後的結果只有兩個：一是墮落；二是歸來。就當時的時代環境而言，女性幾乎沒有什麼正當的職業。倘若不是落入風塵，就是當被剝削的女工或是被打罵的女僕。一個沒錢的新女性要走往何方呢？幾乎是無路可走的。

伍爾夫說，女人應該有自己的一間房和一筆錢。信然。但不僅女人如此，男人也是如此。在《家》的結尾，覺慧成為了高家公館第一個「出走」的人，與陳腐的封建禮教劃清了界限。然而，他的「出走」是不徹底的，因為他始終得靠被他嘲笑為「作揖主義」和「不抵抗主義」的大哥的接濟。

巴金在遊學法國期間，曾花了三個月時間手不釋卷地通讀了左拉二十卷的《盧貢——馬加爾家族》，由此萌生了寫家族小說的想法。此前，他已經完成了處女作《滅亡》的創作，打算在其前後各加兩部，分別是《春夢》、《一生》、《新生》、《黎明》。其中，《春夢》便是《家》的最初原型，在回國前滯留馬賽的日子裡，他繼續著《春夢》的構思，預備寫一個「苟安怕事的人終於遭逢不幸而毀滅」。

回國後的1929年，巴金與闊別多年的大哥在上海相見，想起諸多往事。他頓時看到了那個「苟安怕事」的人的現實原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大哥。當巴金把自己的寫作計劃告訴大哥時，卻得到了大哥的鼓勵與支持：「《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現在你要寫，我簡直喜歡得不得了。」得到了大哥的支持後，巴金便把《幻滅》中杜家的改為了高家。但遺憾的是，小說刊登見報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大哥服毒自殺的電報。（這部小說1931年4月18日起在上海《時報》雜誌連載時，題名為《激流》，後來出版單行本又改為《家》）

雖然，巴金得到大哥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的提議，但是我們尚不能把《家》看作巴金的家族傳記，小說中的高家不等同於現實中的李家（巴金原名李堯棠）。但是，如果從中挑選出一個最接於現實的人物，那無疑就是小說中的覺新，巴金也曾在多篇論及《家》的文章中提到，「覺新就是我大哥」。

巴金的大哥曾經愛過一個少女，卻讓父親用抓鬮抓鬮的方法決定了他的命運，去和另一個少女結婚。而他的妻子在即將臨盆分娩時，又因為族人的迷信被送到城外的荒涼去處。面對這些不義與不公，他只是默默含淚忍受，不僅沒有反抗的念頭，更沒有反抗的舉動。盛在他心裡的，是無盡的委屈與無奈。他的這種心境與遭遇幾乎與小說中的覺新如出一轍。

然而，問題正如覺慧不斷質問的，你為什麼不反抗呢？你為什麼要做犧牲品？你為何如此懦弱？有人把覺新看作封建禮教的維護者，這一點我是斷不同意的。他僅僅是順從禮教而成為了禮教的犧牲品，但並無維護禮教制度的主動姿態。在主觀上，覺新的順從與其本身的軟弱性格有關，不敢違拗族中大家長的話；但在客觀上，則是他的家庭身份與職責需要他低下頭來領受封建禮教的責罵與鞭笞。

作為這個「四世同堂」的高家公館中的長孫長子，覺新承受著比其他兒孫輩更重的壓力，需要在他們面前樹立起表率。特別是在父親亡故之後，他必須履行父親的臨終囑託，切實地承擔起看護和培養四五個弟妹的職責。而若想承擔起這一嚴肅而沉重的責任，他就必須得服從封建家族中專制的大家長的旨意。其中的第一大家長，就是頑固而腐朽的高老太爺，任何人都不可違抗他的旨意。一旦違抗，就會被他嚴厲懲罰甚至驅逐出家門。試想，若是覺新被族人孤立驅逐，他又如何能撫養弟妹及其妻兒呢？

在思想上，覺新絲毫不是一個守舊派與頑固派。恰恰相反，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抱有濃烈的興趣，訂購了不少《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並且也樂於與二弟三弟討論新的時事與思想。但是，一旦回到那個沉悶的高家公館，他就立馬變成了封建社會的標準「順民」。這種思想與行為上的分裂，絲毫沒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油滑可言，反倒是一種充滿痛苦的自我分裂。覺新的處境正如魯迅所說的，「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

然而，對於覺新的悲劇似乎從來沒有人理解，他一心庇護的二弟和三弟時不時地嘲諷他的軟弱，嘲笑他的「作揖主義」與「無抵抗主義」。我們習慣性地以為，覺新是封建制度的犧牲品，殊不知他也是新文化的犧牲品。他被兩種文化勢力撕成兩半，各自擺在自己的祭壇上。他用自己委曲求全的血和淚培養了這個家族「大膽而幼稚」的叛徒——覺慧，為他們擋下了「家長們」的種種責備與難堪。處於大哥庇護下的覺慧的座右銘是丹東的「大膽，大膽，永遠大膽」；而面臨紛繁人事的覺新的座右銘只能是「小心，小心，永遠小心。」

覺慧出走了，也該是替那些不能出走的人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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