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三洋：《海上絲綢之路的絕唱——廣東十三行》目錄及前言
原標題：羅三洋：《海上絲綢之路的絕唱——廣東十三行》目錄及前言
《海上絲綢之路的絕唱——廣東十三行》目錄
前言 當中國商人掌控世界貿易時
第一章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第二章 歐洲航海家與中國海賊王
第三章 「皇商」的失敗與「公行」的興起
第四章 「哥德堡號」的奇幻漂流
第五章 一口通商的危與機
第六章 美國之父，歐洲之父
第七章 停滯的帝國，糊塗的使臣
第八章 當無限公司遭遇有限公司
第九章 寧為一條狗，不為行商首
第十章 遊走於黑白兩道之間的商業巨子——廣東十三行與天地會
第十一章 高價畫家、廉價勞工與免費醫生——廣東十三行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
第十二章 火燒十三行，越燒越排場
第十三章 青年富二代之煩惱
第十四章 染血的紅茶
第十五章 孽海花——罌粟的罪惡誘惑
第十六章 紅與黑——林欽差與伍浩官的終極博弈
第十七章 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與廣東十三行的解散
第十八章 從舊金山到上海——廣東十三行的轉型
尾聲 辛亥革命與廣東十三行的湮滅
作者：羅三洋
前言 當中國商人掌控世界貿易時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增長率長期名列世界之首，可謂全球化商業浪潮中的執牛耳者。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1980年到2014年的35年間，中國大陸的GDP總量從3051億美元上升到10.36萬億美元，人均GDP從252美元上升到7595美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商人的財富與日俱增。據《福布斯富豪榜》，從1980年到2015年的36年間，中國大陸個人凈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從0位上升到213位，中國香港有55位，中國台灣有33位，數量僅次於美國，名列世界第二。據《胡潤富豪榜》，2000年中國大陸個人凈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僅有2位(還都是將整個家族財產合併統計的結果)，2014年則已多達312位。
現代中國人經商何以如此成功？要知道，就在不到半個世紀之前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受極左思想的影響，中國大陸居民還處於「談商色變」的狀態，參與經商者被視為「投機倒把」的社會蛀蟲，動不動就會淪為「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的犧牲品，貧農和工人則被視為最為光榮的職業。當八十年代的「下海潮」席捲神州大地的時候，大部分「下海者」都毫無經商經驗，也無法從親友那裡獲得經商的知識秘訣，原始資本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就是這群一窮二白的商業「菜鳥」，卻在三十年內就發展為全球第二大富商集體。在驕傲之餘，中國商人自然而然回首往昔，試圖在歷史中尋覓令現代中國商業富強的奧秘。
但是，面對悠久的中國商業傳統時，現代中國商人的看法卻非常不一致。
中國古代從不缺乏成功的商人，但是儒、釋、道、法等主流哲學思想全都不推崇經商。「孔子罕言利」，而且還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商人因此被儒家視為典型的小人。孔子在《論語·先進》中有一段名言：「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結果是，孔子欣賞的弟子顏回按照孔子的教導，認真學習，走「學而優則仕」的公務員道路，但是總也不成功，最後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不聽孔子教導的另一位弟子端木賜（子貢）走上了「貨殖」的經商道路，由於擅長預測商業發展趨勢，很快成為巨富，並受到各諸侯國君的賞識，「常相魯衛」，孔子臨終前都只能把後事託付給他。先秦思想家如商鞅、莊子、孟子、荀子、韓非等人也大多對商人持否定態度，只有管仲、范蠡等寥寥幾人持肯定態度。此後，中國歷代政權大都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但是並不能阻止商人地位的上升。到了宋元明時期，已經有很多儒生也開始為商人辯護了，就連朱熹和王陽明等儒家泰斗都認為商人對社會有進步作用，沒有必要歧視他們。但是，由於商業傳統從來不屬於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所以中國商人中必然含有一些社會底層的文化特徵，難免被信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知識分子所蔑視，甚至不屑於在史書、地方志和家譜里提到商人。
如今，一部分中國商人對中國古代商業傳統極為推崇，認為自己的成功完全拜其所賜，見關帝像必上香，遇趙公明廟必捐款。另一部分中國商人則認為，自己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勤奮學習和對全球化經濟趨勢的正確把握上，再加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物美價廉的勞動力和獨特的自然資源吸引全球資本湧入，才取得了輝煌的商業成就。中國的商業傳統與現代經濟社會格格不入，即便曾經有過突出的成就，如今也沒有多少借鑒意義。
以上兩種看似完全對立的思想，其實都建立在同一種共識的基礎上，那就是：古代中國長期在高度封閉的經濟環境中發展，故而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商業傳統文化，它與基於外國商業傳統文化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幾乎完全沒有共同點。的確，歷史教科書一直這樣教育我們：中國古代曾出現的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等大規模對外交流活動都是出於政治目的，經濟意義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而且沒有持續很久；中國與外國的貢賜活動也不是正常和穩定的國際貿易，馬可波羅和利瑪竇等西方來客同樣沒有對中國經濟做出多少貢獻；明清時期，閉關鎖國更成為中國的主流經濟政策，中國自外於全球的獨立經濟格局直到鴉片戰爭才被打破。可是，這種看似無懈可擊的歷史觀並沒有考慮到另一種可能：
古代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很少被徹底執行過，一個開放的小口就可能帶來極大的貿易額，以至於影響全球的經濟格局。「閉關鎖國」的朝廷諭旨不能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為，總有一些持開放貿易態度的中國力量。正如中國民諺所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朝廷出台不受歡迎的政策時，總會受到基層社會暴力或柔性的抵抗，從而降低這些政策對基層社會利益的傷害度。在元、明、清三朝，統治者長期執行「海禁」政策，結果是沿海走私盛行，基層官吏對此普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多官吏還自己從走私中提成，久而久之，走私貿易額反而遠遠超過了「海禁」之前的合法貿易額。元朝末年的中國首富沈萬三，其主要財富據說就來自於秘密的外貿走私，明朝末年的中國首富鄭芝龍(鄭成功之父)更是完全依賴走私。究其原因，中國經濟與西方經濟有極大的互補性，雙邊貿易受到市場需求的激勵，更何況有大批華人本身就在海外經商，他們的主要貿易夥伴往往就是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親友。當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因政治運動陷入崩潰時，華僑卻在海外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改革開放初年，中國政府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海外華人回國投資，最早開放的四大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都是出於方便華僑回國投資的考慮而設立的。一代又一代愛國華僑前仆後繼回國投資，不僅給祖國大陸帶來了急需的資金和技術，更帶來了傳統和現代的經商思想，為祖國大陸培養出眾多的商業人才，這是許多其他新興經濟體所不具備的優勢。
同樣，西方經濟學理論也不是僅從歐洲內部貿易活動中總結出來的，而是諸多歐洲學者在考察了全球各地(包括中國、印度等東方大型經濟體)的長期貿易活動之後總結出來的，所以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本來就包含有西方經濟體與古代中國貿易的經驗和思考。著名的西方經濟啟蒙經典《國富論》就基於歐洲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商業經驗，數十次提及中國經濟。因此，中國商業傳統與西方經濟學理論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在相互學習、融合，而絕非老死不相往來。
眾多典籍和考古資料都證實，中國與西方的經濟交往早在史前時代就開始了。大冰期在距今1萬多年前結束之後，亞洲腹地的冰川退去，形成了許多開闊平坦的道路。很快，西亞的小麥、牛羊，中亞的玉石、金屬、馬匹都被陸續引入東亞，許多東亞特產也走上了西行之路。《穆天子傳》記載了公元前10世紀中國與中亞各國交換特產的故事，公元前6世紀的德國墓葬中出土了絲綢，而當時中國是地球上唯一生產絲綢的國家。相比絲綢之路，對先秦中國經濟更為重要的則是圓形金屬貨幣的引進。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相繼鑄造、發行自己的金屬貨幣，如刀幣、布幣等，它們奇形怪狀，不便攜帶。商鞅變法時，認為「金生而粟死」，極力主張廢除所有金屬貨幣，回到以物易物的時代。（《商君書·墾令》《商君書·外內》《商君書·去強》。）這種主張顯然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公元前7世紀，今土耳其境內的呂底亞王國製造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圓形金屬貨幣；公元前546年，呂底亞被波斯帝國征服，波斯統治者看到圓形金屬貨幣易於流通的優越性，立即在全國推廣，即金幣「大流克」、銀幣「西格羅」等。隨著波斯帝國的擴張，圓形金屬貨幣逐漸從西亞傳播到北非、南歐、東歐、中亞各地，直至毗鄰中國的今阿富汗等地。與此同時，黃土高原上的秦國也在向西擴張，秦穆公霸西戎、征敦煌，勢力已深入河西走廊。公元前338年秦惠王登基之後，立即誅殺反對發行金屬貨幣的權臣商鞅，公元前336年便發行圓形金屬貨幣「秦半兩」，極大地促進了秦國貨幣經濟的發展，一舉奠定此後兩千餘年「外圓內方」的中國貨幣形制。與東方各國相比，秦國商業並不算特別發達，幣制之所以反而領先，應該是因為秦國地處華西，離已經推廣圓形金屬貨幣的波斯帝國近，雙方有直接或間接貿易往來的緣故。先秦中國與印度的貿易往來更早，但從未引入印度傳統的長方形板幣，而是引入波斯圓幣，可見古人的商業眼光。
現代教科書的編纂者大都是在20世紀末完成學業的，那時正是全球化浪潮開始之際。當時，西方世界一極獨大，制定幾乎全部政治經濟規則，中國的經濟教科書幾乎全部是對西方經濟教科書的翻譯和總結；如今，隨著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崛起，世界變得更加多極化，這種多極化並未因為互聯網的普及而消失，反而因為輸入法等信息科技的改善而得以鞏固。因此，與教科書的編纂者們相比，他們的學生更加自信，更有創新精神，眼光也更寬廣。在21世紀初的新一代學者眼中，不僅現實中國充滿希望，歷史上的中國也不再以一副呆板的面孔示人，而變得多姿多彩。他們發現，不僅現代世界政治經濟規則已不再完全因循西方模式，就連以往的世界政治經濟規則也未必全然是西式的。回首標誌全球化開端的大航海時代，西方人為了遠渡重洋與當時佔全球經濟總量三分之二以上的東方各國開展貿易，既要不斷改善自己的商船結構與航海技術，也要熟悉東方的商業文化規則，並主動加以適應，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否則將一事無成。舉例來說，被譽為「第一位環球航行者」麥哲倫本人從未完成過環球航行，他在菲律賓加入土著人的內戰，以求獲得一份對西班牙有利的商貿合約，結果不慎兵敗被殺。對於東南亞文化，麥哲倫其實相當熟悉：在籌備環球航行之前，他曾經在印度和馬來亞生活多年。然而，就連他這樣智勇兼備且具備豐富東方生活經驗的探險者都因稍有不慎，便客死異鄉，更何況僅憑堅船利炮，一味蠻幹的簡單粗暴做法，在現實世界中行不通，在古代同樣行不通。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征服並統治大片東方殖民地長達數百年，依靠的絕不僅是先進的軍事科技和經濟思想，更有許多東方族群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明清時期大批下南洋的中國商人——他們下南洋的行動本身，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就不合法。西方列強同樣離不開的，是大陸的中國商人，他們代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與南洋中國商人密切配合，將外國商品輸入中國，將中國商品輸入外國，從而構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堅力量。
說到清朝商人與外國的關係，人們可能會想起曾經幾度與外商較量，最終失敗破產的胡雪岩，也可能會想起長期與俄羅斯貿易的晉商，或是上海灘上為「洋大人」跑腿的買辦。然而，在清朝外貿史上，他們都只是配角。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大部分外貿都由一個特殊的商業集團控制著，他們便是本書的主角——廣東十三行。
廣東十三行生逢其時，因為在清朝中前期，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貿易體，也是國際貿易的絕對中心。按照英國經濟史權威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的估算，在公元1600年左右，明帝國的GDP達到960億「國際元」，佔全球GDP總量的29%。明末清初，由於長期戰亂，中國的GDP萎縮到828億「國際元」，佔全球GDP的22%，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也被印度莫卧兒帝國取代。但到了鴉片戰爭前夕的公元1820年，中國的GDP膨脹到2286億「國際元」，佔全球GDP的33%，為明帝國GDP最高值的2.38倍，2倍於剛被英國征服的印度，穩居全球第一。如此龐大的經濟規模，使清帝國可以養活空前龐大的人口——鴉片戰爭爆發時已經突破4億大關，國民的人均生活水平還略高於明朝。
清朝前、中期，中國有過一次史無前例的長期經濟增長，這次增長並不全部來自於古代國家經濟的支柱——傳統農業。從公元1650年到1820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僅從約4000萬公頃增長到7370萬公頃，提升了84%。在此期間，農業技術的改進是有限的，玉米、紅薯、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的普及程度也並不很高，大部分中國農民依然習慣於種植和食用稻米、小麥。甚至在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還在長江三角洲致力於推廣一歲二熟的高產占城稻，因為多數當地農民依然習慣種植一歲一熟的水稻和小麥。[1]與此同時，歐洲出現了工業革命，每年都推出數以百計的科技發明，並且在世界各地大肆擴展殖民地，無所顧忌地掠奪資源財富。許多學者都言之鑿鑿地聲稱，正是從公元1650年(或1700年)到1820年，中國由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失去了此前領先於西方的位置，從此落後於西方，並在此後與西方的較量中全面潰敗，這都是清朝落後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科技文化思想所決定的。
經濟數據講述的故事與此完全不同。
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從公元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0.85%，這一增長速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中高居第三位，僅略低於發生工業革命和廣占海外殖民地的英國(GDP年均增長0.94%)和白手起家、因而缺乏可比性的美國(GDP年均增長2.72%)，而領先於所有其他歐洲列強。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例證當數法國和西班牙：兩國都積极參与工業革命，連續推出發明創新，同時廣占海外殖民地，版圖總面積甚至比清帝國還大，GDP卻不足清帝國的五分之一，只與此時閉關鎖國、驅逐外國人、嚴禁火器、科技大幅倒退的日本相當。從GDP規模來看，從公元1700年到1820年，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的中國並未被西方落下，反倒不斷擴大著對西方的優勢：公元1700年，包括英、法、德、意、荷、西、葡等國在內，西歐的GDP佔全球GDP的21%，中國的GDP佔全球GDP的22%，旗鼓相當；但到了公元1820年，已從拿破崙戰爭中恢復、工業革命成果豐厚、並把大半個地球都變成了自己殖民地的西歐各國GDP總值佔全球GDP的23%，而告別「康乾盛世」已久的中國GDP卻佔全球GDP的33%，約等於西歐各國GDP總值的1.5倍。
看來，科技創新和軍事擴張都不足以保證經濟的長期繁榮，反倒很容易導致短暫繁榮之後的長久停滯、以至於衰退。那麼，究竟什麼才能保證經濟的長期繁榮呢？
答案只能從經濟本身去找。自從人類告別物物交換的原始社會以來，經濟的核心內容就一直是貨幣流通。優良的行業由於資金持續流入，每年都收益豐厚，被稱為「金飯碗」；普通行業資金在旺季流入，在淡季流出，因此在某些時期收益不錯，某些時期則收益微薄，甚至虧損，時好時壞；較差的行業由於資金持續流出，長期虧損，不時出現企業破產倒閉的現象。所以，貨幣長期流入的經濟體，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會持續繁榮；反之，貨幣長期流出的經濟體，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會江河日下，經濟規模持續萎縮。
既然持續繁榮的經濟體需要長期流入的貨幣，那麼它們一定能長期提供可供貨幣交換、而且是貨幣提供方長期需求的緊俏產品。這些產品既得是貨幣提供方不可一日或缺的，還得是貨幣提供方無法在本土生產的。公元1820年之前的中國和印度正是因此不斷從世界其他地區獲得貨幣注入，從而得以長期經濟繁榮。與中國和印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法國和西班牙為代表的歐洲列強，它們不能向中國和印度提供後者長期需求的緊俏產品，即便有一些這樣的產品，也很快被中國和印度實現了本土化生產，從此無需再進口，例如玉米、紅薯、土豆、煙草、辣椒、花生、南瓜、向日葵等美洲作物。此時，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以茶葉、陶瓷和絲綢為主，印度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以棉布和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佐料)為主，如果沒有這些香料，歐洲人就做不出像樣的西餐，甚至連治病都成問題。茶樹、棉花、胡椒、肉桂、丁香等作物都無法在歐洲生長，歐洲雖然在公元7世紀開始生產絲綢，公元17世紀開始生產陶瓷，但其品質一時還無法達到中國陶瓷和絲綢的水平，市場競爭力不強。另外，陶瓷易碎，絲綢和棉布易破，茶葉、胡椒、肉桂、丁香也都是日用消耗品，所以歐洲市場對這些亞洲產品的需求是大量的、廣泛的、持久的。
亞洲賣給歐洲這麼多商品，為了保持貿易平衡，歐洲也應該向亞洲輸入等量的商品。不過，歐洲賣給亞洲的鐘錶、望遠鏡、葡萄酒等奢侈品價格昂貴，消費者有限，「歐洲熱」時斷時續；鋼琴、羽毛筆、假髮、緊身褲等歐洲特產則與東方傳統文化相衝突，完全不被亞洲市場接受。即便是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成果——新式織布機織出的各種布匹，在亞洲也銷路不暢。以南京布、松江布和印花棉布為代表的中國布和印度布物美價廉，這些手工產品出自數量眾多、技藝精湛的家庭作坊群，在市場競爭中完勝英國工廠的產品，反而被歐洲商船大量帶回本土，把英國貨從歐洲市場上排擠出去。為了挽救在市場自由競爭中被亞洲家庭作坊打得落花流水的本國紡織工廠，英國在征服印度以後，只好用行政命令強行摧毀印度數以萬計的家庭紡織作坊，造成印度社會的嚴重動蕩，令一百年後的甘地切齒痛恨。在英國無法直接統治的中國，英國布只能靠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低價傾銷來勉強維持市場份額，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850年以後化學染料工藝成熟，使歐洲紡織品的顏色比中國紡織品更為多樣和鮮艷時才告結束。在此之前，歐洲列強只能源源不絕地向中國和印度市場注入以白銀為主的貨幣，以換取茶葉、棉布、胡椒、陶瓷等它們長期需求、而又無法在本土生產的亞洲特產。
據巴雷特和阿特曼等經濟學家的統計，從公元1600到1799年的2個世紀內，西班牙統治的拉丁美洲共生產了11.2萬噸白銀，其中超過4萬噸以各種渠道流入中國，流入印度的也有2萬噸左右。[3]也就是說，西班牙在美洲的經營開發，一大半都是在替中國和印度打工，西班牙人工作得越努力，中國和印度就越富裕，而西班牙自身則少有寸進。類似的事情，也在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身上。歐洲人冒著生命危險進行大航海和工業革命，亞洲人則安全地坐享其成。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對亞洲極為有利的貿易模式，中國和印度可以經此持續獲得外來資金。難怪當歐洲人在中國和印度周邊大肆搶佔殖民地的時候，並未受到這兩個亞洲大國中央政府的頻繁警告和阻止，反而經常獲得某種程度的鼓勵——有誰會拒絕人傻錢多、主動上門的主顧呢？
由於歐洲國家長期無法在其本土或其殖民地生產他們大量、廣泛、持久需求的亞洲特產，因而無法改變這種對自己極為不利的「亞洲中心」貿易模式，它們只能用一種低層次的方式展開相互競爭，簡單地說，就是海盜。然而，海盜肆虐使得貿易成本變得更高，亞洲特產在歐洲市場上變得更貴，而絲毫無損於中國和印度等亞洲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注入。以清朝鼎盛的公元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為例，國庫收入4854萬兩紋銀，摺合純銀約1800噸，其中超過540萬兩為海關關稅，摺合純銀約200噸，這正是西班牙白銀流入中國的年均值。相比之下，號稱極富的宋朝就顯得非常寒酸了，北宋每年向遼國進貢25萬兩白銀，南宋也每年向金國進貢25萬兩白銀，宋朝官員經常抱怨這筆巨款使國庫不堪重負。對於清朝，每年25萬兩白銀的支出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很多富商都有能力獨自承擔。
清帝國如此有利的外貿地位，並不是輕易得來的。與近代人的普遍印象相左，清帝國不乏睿智的皇帝、精明的官員、強大的軍隊、與時俱進的知識分子，更有許多富於創新精神、敢於並善於同西方商人較量的民族企業家。當印度莫卧兒帝國在歐洲殖民者面前迅速潰敗時，清帝國卻依舊巍然屹立，清朝前、中期的民族企業家們對此居功至偉。在百餘年紛繁複雜的近代全球商戰中，他們屢屢佔得上風，這才使得中國長期維持住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
最繁榮的經濟，自然會造就最富有的商人和最龐大的企業。說起清朝富人，人們通常會想到和珅與胡雪岩。其實，和珅被查抄的上億兩白銀財產被高估了，其中一些古玩字畫並不值那麼多錢，還有許多並非他的私人財產，而是代人理財。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個人財產據說一度達到過2000萬兩白銀，卻被一場中等規模的絲綢危機搞得破產殞命。
清朝的首富另有其人，他不僅是當時的中國首富，也是當時的世界首富；與和珅等貪官不同，他的錢來得合理合法，因為他擁有地球上最大的企業之一，還領導著地球上最大的商會——那可不是近年來廣為流傳的「十大商幫」，而是超越了省份界限、整合了產業上下游、推出一系列商業創新、主宰國際貿易市場的全球商業霸主。
在西方學者撰寫的經濟史上，「伍浩官」是個顯赫的名字。「伍浩官二世」，本名伍秉鑒，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主宰國際貿易市場三十餘年，成就與其同齡人拿破崙一世、威靈頓公爵同樣輝煌。作為中國古代資產最雄厚、也最具影響力的商人，伍秉鑒的私人企業自然聞名遐邇。有些令人吃驚的是，這家企業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還生機勃勃。
名揚寰宇的怡和洋行通常被認為是一家純正的英資企業，但它的歷史卻比這複雜得多。在怡和洋行的簡介中，人們往往被告知，這家企業本名查頓——馬地臣聯合公司，始建於公元1832年7月1日。事實是，中國商人伍秉均(伍秉鑒的哥哥)早在公元1793年就組建了怡和洋行，當時「洋行」的意思不是「外資企業」，而是「外貿企業」。清帝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被迫簽署《南京條約》，怡和洋行被《南京條約》強行解散，該商號隨即被專門走私鴉片的英資查頓——馬地臣聯合公司據為己有。從此，只許由外國人開設的「洋行」就從「外貿企業」變成了「外資企業」。
與怡和洋行一同被《南京條約》明令解散的中國「洋行」，還有十餘家之多。在此之前，這些中國古代最大的民營企業主宰國際貿易市場長達近200年，並聯合組建了古代中國規模最大、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商會組織——廣東十三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內，廣東十三行戰勝了所有與它們競爭的外國企業，把富可敵國的各個歐洲東印度公司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最終，只有殘暴的戰爭和冷酷的行政命令才能讓它走下商界的王座，告別歷史舞台。公元1842年，中國政府為了結束鴉片戰爭，順應英國侵略者的意圖，強行毀掉了自己最優秀的企業，為此將付出百年國恥的代價。只要仔細閱讀《南京條約》全文，就不難發現，英國處心積慮地發動這場毫無正當借口的戰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毀掉資本雄厚、外貿經驗豐富、二百年來令英國企業無可奈何的廣東十三行。
廣東十三行的規模之所以如此巨大，一方面得益於清朝中前期的外貿繁榮局面，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對手強大，普通小企業根本不足以與之抗衡。催生廣東十三行的貿易對手絕非等閑之輩，更不是中國本土的商幫。
鼎盛時期，它的力量遠遠超過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能超過當今世界所有公司的總和。
作為一家公司，它不僅經常守法和違法，而且有權立法、司法，還執法，甚至擁有全球性的治外法權和刑事豁免權；它不僅納稅，而且收稅，還是向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收稅；它不僅頻繁與世界各國政府合作，而且在這些政府不聽話的時候，更頻繁顛覆它們；它不僅多次遭到世界各國武裝力量的攻擊，而且更多次自費組建武裝力量攻擊世界各國；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總是為了同時與兩個三流國家作戰而焦頭爛額，如果這家公司的董事會聽說了，必定會對美國的實力嗤之以鼻，因為該公司經常同時在全球發動三四場戰爭，戰爭對象還常常是當時的一流大國，例如法國、俄國、中國、印度、土耳其等等，順便再收拾幾個二三流國家，例如美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波斯等等。實際上，它本身就堪稱是全球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當這家公司的董事會作出決議的時候，從白金漢宮到紫禁城，地球上每一位帝王都要側耳傾聽。如果沒有這家公司，英語絕無可能成為當今世界上的第一語言。放眼全球，這家公司不怕任何帝王將相，只怕廣東十三行。
這家公司的全名是「倫敦商人的東印度公司」，後來改為「東印度的英國商人貿易聯合公司」，俗稱「英國東印度公司」，英文縮寫為「BEIC」或「VEIC」。為了和其他歐洲國家建立的「東印度公司」相區別，它還有一個「約翰公司」的昵稱。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初這一百年內，世界上很多人對這家公司竟然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小心翼翼地稱之為「The Company」(該公司)。清朝中國人，從皇帝到苦力，從聖旨到賬單，對它只有一個稱呼，兩個漢字：「公司」。換言之，對於他們來說，地球上僅有一家真正的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如果西方人必須寫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全名時，他們總要加上形容詞，最常見的是「榮耀的東印度公司」（HEIC），彷彿是給予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帝王那種「陛下」、「殿下」的地位，而這的確也符合實際：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直接統治的地區，很多人都以能在公司里討得一官半職為無上光榮，一些為公司工作的職員乾脆用「公司」作為自己的姓氏，也就是「孔帕尼」(Company)，以顯示自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殊關係，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時代不同了，過去無比高貴的皇帝、沙皇、可汗、蘇丹、國王、埃米爾等等，在蒸蒸日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面前，難道不都顯得軟弱無力了嗎？如今，Company高於一切，BEIC高於一切，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廣闊的亞洲沿海地區，各族商人也許尚未掌握26個英文字母，但一定認得「BEIC」這個組合，帶有這個印章的任何貨物都享受免檢待遇。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政府平起平坐、甚至凌駕於英國政府之上的地位，是通過鐵血方式獲得的。以往很多著作都把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導火索說成是1638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因宗教矛盾爆發的「主教戰爭」，實際上它在更早時期就已發端。類似「主教戰爭」這樣的事件在歐洲歷史上層出不窮，之前從未導致過資產階級革命。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發生在1640年，是因為在1635年，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無法從1600年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令他滿意的經濟利益，於是轉而支持新建的「庫爾滕集團」(Courteen Association)打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英國與亞洲貿易的壟斷。查理一世不僅給庫爾滕集團頒發了亞洲貿易許可證，本人還出資1萬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相當於英國政府一個月的收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註冊資本也只有68373英鎊)，成為庫爾滕集團的大股東。次年，庫爾滕集團裝備了4艘武裝商船，由威德爾船長率領開往中國。1637年6月，威德爾船隊抵達珠江口，因為澳門葡萄牙當局作梗，被明朝官員拒絕登船貿易。威德爾船長在中英兩國政府的壓力之下鋌而走險，悍然攻陷虎門炮台，逼廣東當局就範。炮口下被迫進行的貿易規模並不大，即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威德爾船長也還是得「胡蘿蔔加大棒」並施，賠償廣東軍民損失，並向明朝官員行賄。結果，1638年底威德爾船隊返回英國多佛港時，未能帶來任何利潤，庫爾滕集團派出的其他商船甚至沒能成功到達中國和印度，查理一世蒙受了巨額經濟損失。對庫爾滕集團恨之入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乘機資助蘇格蘭人以宗教爭端為借口起兵反抗英國統治，又煽動英國議會拒絕撥款鎮壓蘇格蘭暴動，查理一世被迫解散議會，卻遭到反抗，1642年內戰爆發。起初查理一世的軍隊佔有絕對優勢，但他很快就軍費緊張，只好再次派威德爾去亞洲貿易。不料威德爾這次尚未到達印度就死了，多艘商船還遭遇風暴沉沒，庫爾滕集團因此破產，董事長彼得·庫爾滕逃往義大利。查理一世的軍費枯竭了，被迫賣掉王后的首飾，但仍然不足以購買足夠的火藥和馬匹。結果，從1644年起，查理一世開始屢戰屢敗，很快被議會軍徹底擊垮。1649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操縱下，英國議會處死了查理一世，同時將庫爾滕集團併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此，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業務開始爆發性增長。儘管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兄弟捲土重來，但在168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聯合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動「光榮革命」，驅逐詹姆士二世，立荷蘭執政官威廉為英國國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就這樣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此統治英國一百多年。可笑的是，詹姆士二世逃亡時，寧可扔掉英格蘭傳國金璽，也不肯拋棄手提箱中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股票，可見他對這家公司的重視。
對英國來說，與亞洲、特別是對華貿易就是如此重要，這是當時全球最賺錢的生意。如果威德爾在廣州能夠順利進行貿易，為查理一世帶回大筆利潤，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很可能不會爆發；即便爆發，查理一世也能輕鬆地予以鎮壓。
公司組織軍隊，甚至長期擁有軍隊，在現代社會似乎難以想像；但是，公司的英文「Company」，本意指的就是僱傭軍團。在中世紀的歐洲，簽約幫別人打仗是筆很大、很成熟的生意，「Company」是先學會打仗，再學會做買賣的。整個近代西方經濟史，就是「Company」緩慢地「去軍事化」的歷史。也就是說，當歐洲列強組建「東印度公司」之初，這些公司更像是他們用於徵戰的僱傭軍團，而不像現代的純商業公司。因此，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普遍軍事人才濟濟，而商業人才寥寥。誰要傷害了這些公司的利益，必將遭到公司冷酷的軍事打擊。
當然，也有成功反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例子，例如通過「波士頓傾茶事件」，銷毀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發動暴動，從英國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有意思的是，美國獨立戰爭開始時，北美十三州軍隊的國旗「大合眾國旗」(Grand Union Flag)其實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旗：英國國旗「米字旗」配上13道紅白相間的橫條，數字恰好對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主要貿易夥伴「廣東十三行」！換句話說，美國雖然以反抗英國東印度公司起家，但起兵一開始時，卻打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旗號！美國獨立之後，英國東印度公司船旗上的英國國旗被撤掉，取而代之的是象徵北美十三州的13個星星，現代的美國國旗「星條旗」從此誕生。顯而易見，星條旗仍然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船旗的「山寨版」：藍底長方塊配上13道紅白相間的橫條。美國國旗抄襲英國東印度公司船旗的原因不難想像：在美國獨立初期，當飄揚著星條旗的美國船隻在海洋上航行時，從遠處很容易被人誤以為是環球霸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其他國家的軍艦和海盜都會對此忌憚三分，於是中了美國人的「狐假虎威」之計。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鼎盛時期，就是這樣不可一世，橫行全球，只有一個組織令它忌憚：中國的貿易夥伴——廣東十三行。
相當程度上說，在清朝中前期，廣東十三行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等中間商，統治著世界貿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最後的中國榮耀。
廣東十三行為什麼能讓打遍全球無敵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如此忌憚？它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讓傑出的清朝文學家曹雪芹來告訴我們答案吧。
尾聲
廣東十三行曾經是時代的弄潮兒。在大一統帝國的懷抱中，在「士農工商」排序的傳統社會裡，十三行商人們不僅成為中國最早的「紅頂商人」，並且光彩奪目地登上世界舞台。當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大財閥尚未出世的時候，潘、伍等控制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十三行商人們一次又一次決定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命運，成為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爭相籠絡、合作的對象，在大發洋財的同時，巧妙地暗中守護著自己「反清復明」的夢想。儘管富可敵國，但他們隨時可能被抄家、發配充軍、乃至丟掉性命。不過，天地會成員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從不缺少與清政府的鬥爭經驗與決心。他們幫助清朝君臣享受到了各種外國奢侈品，並用稅收和賄賂塞滿了清朝君臣的錢包，因此成為大清帝國無法捨棄的重要集體。清朝君臣指責廣東十三行商人包庇鴉片走私，實際上，廣東十三行本身，就是清帝國戒不掉的鴉片。最終，鴉片戰爭的炮火敲響了大清帝國的喪鐘，廣東十三行求仁得仁，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對於中華民族，廣東十三行有大過，也有大功。
一部十三行，半部中國近代史。
偉哉，廣東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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