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末路的封建社會，對封建社會開戰
小編給大家帶來自己再看了 《儒林外史》之後的感受，希望大家見笑。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生活的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末世。清王朝在它的第二個皇帝康熙統治下,一度得到了鞏固和加強。他在軍事上,對外擊敗了沙皇俄國的蠶食侵略,保衛了祖國的版圖,對內削平了三藩的割據叛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經濟上,採取了例如停止圈地、減免賦稅、推行墾荒、興修水利等積極措施,也促進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全國統一,人口增加,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農業產品日益豐富,這一切在表面上呈現著繁榮的景象,這就是後世封建史學家所謳歌的「盛世」。但是這種繁榮是在國內封建地主經濟面臨變革的前夜,封建的專制政治即將崩潰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當時,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愈演愈烈。
清王朝十八世紀中葉的經濟繁榮是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廣大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經不住封建統治階級敲骨吸髓的剝削和窮奢極欲的揮霍。據昭樁的《嘯亭續錄》卷一說,清百餘年來,豪富之家相當多。如北京姓祝的,姓查的,姓盛的,屋宇多至千餘間,園亭壯麗,游觀十天還不能完畢。這是北方的情形。那麼南方呢，江蘇泰興官僚地主季滄葦庭院周匝數里,住宅雇守衛六十餘人,月糧以外,每夕賞高郵酒十瓮,燒肉三十盤。婢女每人裝飾值銀數千兩,早晨要飲人蔘龍眼湯。某次曬發霉的毛衣和紫貂、青狐、銀鼠、金豹、猞猁猻類貴重皮貨,脫毛積地,厚三四寸。地主官僚恣情享樂的生活是建築在勞動人民的痛苦之上的。最高的王朝統治者搶佔田莊,橫徵暴斂,加捐派稅;府州縣各級官吏又乘機層層加碼,貪污成風。《儒林外史》第八回寫南昌太守王惠一上任,就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做官發財「訣竅」,把個衙門搞得滿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使整城的人在睡夢裡也是怕的。」這種描寫對照當時黑暗統治的現實,一點也不過分。
同一時期,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也在劇烈地進行,結果弄得民窮財盡,四海虛空。 康熙四十三年「上諭」自己承認:「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那時代的進步思想家唐甄說:「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這是康熙時的情景。到了雍正、乾隆時期,大貴族、大官僚、大地主出現了「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百人而不一頃」,富者「膏腴萬頃」,貧者「淪為佃耕之戶」的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而在吳敬梓生活的江淮地區,貧苦農民尤其不堪忍受丁稅的剝削。一縣的丁稅,十分之九都攤在無田的農民身上,廣大勞動人民就這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遇天災的文化專制局面。另一方面,沿用於它揭露代以來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給天下知識分子規定一條讀書、考試、做官、發財的道路,用孔孟之道桎梏業者和市人們的思想,用封建法權腐蝕人們的靈魂。
但是,黑暗的思想統治，阻遏不住進步思潮的產向封建秩生和發展。末世統治者越是倒行逆施,封建制度黑暗時腐朽的本質就越是暴露無遺。這就激起人民群眾和那些代表中小地主、工商業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對它的不滿和批判,特別是由於新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更使得當時反抗黑暗統治的進步思想多少帶上了初步民主主義的色彩。當時進步的思想家如黃宗羲、 顧炎武、王夫之、唐甄,以及顏元、李塨(世稱顏李學派)和戴震等,都從不同方面,對封建主義的官方哲學程朱理學和封建主義的君主制度、科舉制度,以及男尊女卑敏軒等腐朽的倫理道德進行了有力的抨擊。
封建社會末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代表沒落的統治階級的程朱理學和反映資本主義萌芽的進步思椒襄想潮流之間的衝突,科舉制度的弊端以及人們對它的家。批判和抵制:這一切對吳敬梓思想都有著深刻影響,坐也給他的《儒林外史》提供了廣闊的社會內容。
《儒林外史》主要對封建的科舉制度進行了諷刺靚和批判,它蔑視和嘲笑封建統治階級鼓吹的「學而優則仕」的孔孟之道,客觀上起了反儒的戰鬥作用，至於它揭露士林形形色色的醜態,官場零零總總的罪惡,以及對受壓迫剝削的農民的同情,對自食其力的手工業者和市民的歌頌,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階級鬥爭,影響和推動作者敢於正視現實,反映現實,寫出一部向封建秩序挑戰的小說。
小編覺得時代就是這樣哺育了作者,而作者也從這個側面反映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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