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次危險！
大躍進」不是「發心」錯誤，而在於「欲速則不達」；《毛澤東選集》以及「毛澤東思想」，是在當時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下指導中國人民建立和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想」、「理想」，也是當時「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總結」，這與「兩個凡是」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道」與「路」不同，也與「思想」、「理論」、「理想」不盡相同，因為「道」不是「思想」、「總結」、「推論」而來的，也不局限於時代和國度；但是，一個時代的、一個國度的成功經驗和思想，對於其他時代（時間）、國度具有參考意義或重要參考意義，而不能作為可以「墨守」之「成規」，所謂「兩個凡是」便是「墨守成規」的一種表現形式。
今人所說的「封建王朝滅亡」，其實應該說是「朝代的變遷」，只不過是那是「朝代群體的變遷」，因為所謂的「封建王朝」是指「秦漢」到「明清」時期各個「朝代」的「群體」，這個「朝代群體」也就是「中華文化第二期」。第一期是「三皇、二（五）帝、三王、二伯（五霸）」，就在「二伯」之時，或者叫做「春秋五霸之時」，老子、孔子「得道」而「承前啟後」，老子為「道君」，承前而傳《道德經》，孔子為「至聖」，啟後而傳「五經」。《道德經》與「五經」都是「傳道」的，所不同的是，《道德經》側重於「大道斷裂」之前如何，「五經」側重於「大道斷裂」之後如何，其相同之處在於，都是為了使天下從「無道」到「有道」、從「有道」到「合道」。第二期如果能有一位君主能「修德遵道」，或者能有任何一人能「修德遵道」而居君主之位，那麼，那兩千餘年也就不至於那麼多的悲劇。不過，那兩千年的中華，相對於同期的其他民族來說，其「文明程度」如何呢？
「第二期」過去，也就是今人所說的「封建王朝滅亡」，那是「兩千年未有之巨變」，從此，「中華文化」進入「第三期」。就在這個「巨變」之前，哪一次異族奪得中原的國土和權利不是因為中原朝廷的君臣「背道而馳」、「昏庸腐朽至極」的時候？這次「巨變」的具體過程，則是異族奪得中原國土和權利之後的「清代」末期。就是這個「清代」，在那兩千餘年中佔有了兩三百年時間，那是把「儒學」和「五經」推崇到極高的時代，也是把「儒學」和「五經」中的「陽剛」、「浩然之氣」摧殘最為嚴重的時代。「清代」的「末期」，則是「第三期」的「一陽來複」之時。就在這個時候，永遠都是擅於「以強凌弱」、「趁火打劫」、「乘人之危」的「東西洋列強」看到了「千年難遇的機會」，於是，就像群狼一樣猛撲了過來。就在那樣的情況下，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族）滅種」的危險，這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次危險。能使中華民族走出這種危險境地，不正是因為中華民族傳統中的「捨生取義」、「大義凜然」、「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的「仁人志士」嗎？
在那「兩千年未有之巨變」發生之時，「文化」以及「信仰」也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問題。用什麼「文」來行「教化」？兩三百年的「清代」，以及王陽明被打擊排斥之後的「明朝」，「儒」之經典雖然還在，但是，「官方」所倡導的所謂「儒」已經不是「儒」，也同時引起中華民族許多文人、百姓的反感乃至厭惡，想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猶如「遠水不解近渴」；但是，眾多的文人、政客在此情況下，既不甘心放棄中華文化，又進一步懷疑中華文化，所以，就有了「中體西用」、「中西結合」的各種方式方法；經過這個過程之後，對中華文化和信仰的懷疑越來越嚴重，於是，有的向東洋「學習」，有的向西洋「學習」，可是，「東洋」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西化」，所以，無論所「學習」的是「東洋」的，還是「西洋」的，其實都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弱肉強食」基礎之上的「霸道」。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一時之間「不知道精神依託於何處」、在「嚴重的碰撞」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們」。所謂「百姓不知所託」，是因為朝廷未得百姓信任；「大臣不知所忠」，則是因為朝廷中未有「德足以服眾之君主」，同時也是因為所謂的「忠」，應該是「忠於自己的善心善性」。
以上是百家號作者那些年的發展史的個人見解，非常希望和大家一起學習交流，也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