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忠烈祠」探秘

國民黨締建的「忠烈祠」體系具有濃厚的民族傳統色彩，它亦是日本、韓國在內的「中華文化圈」常見的「國家榮典制度」，這套體系起源地的中國大陸人，反倒對其相當陌生了。

國民黨曾在大陸舉辦公祭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在首都、地方上為忠臣烈士設祠奉祀的習慣，如各種忠烈祠、昭忠祠、忠烈廟、褒忠祠等等。儒家文化圈內的日本、韓國、越南皆有此傳統。1941年3月，內政部禮俗司提出了建立「首都忠烈祠」的計劃，準備就公共祠廟改建，並於同年7月7日舉辦公祭。但計划過於急迫，蔣介石指示「暫從緩議」。第二年，兩次擬建計劃紛紛作廢。

戰後還都南京的國民政府，面對內戰和經濟崩潰，仍然手頭拮据，建造「首都忠烈祠」計劃再遭拖延。抗戰後地方上依靠自己籌資建立起了1000座左右的忠烈祠，但規模小，且基本上是改建舊有祠廟，十分簡陋、寒酸。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期舉辦的最後一次首都春祭，借南京靈谷寺正氣堂舉行。

1969年竣工的圓山忠烈祠，正式名稱是「國民革命忠烈祠」。它成為祭祀國殤的最高級別場所，圓了南京建設「首都忠烈祠」的夙願。1969年前後是台灣的忠烈祠建設高峰期，這與始於1966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關，中國古典建築式樣的忠烈祠和孔廟大興土木。每日上午9點到下午17點，是圓山忠烈祠的開放時間，免費，沒有休假日。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每4個月在忠烈祠的操槍表演已經成為平時最亮麗的風景，使得許多遊客只注意禮兵儀式，而忽略忠烈祠作為國殤慰靈聖域的原始目的。

誰能進入台灣的「忠烈祠」

深圳的建築設計師晏歡念念不忘，1944年8月，當他外祖父、新6軍50師師長潘裕昆率兵攻克密支的同時，他那時任第46軍新編第19師第56團少校營長的祖父晏福標，在衡陽外圍的雨母山上陣亡。半個世紀後，晏歡和父親來到雨母山，發現當地人對衡陽會戰期間的這段往事一無所知。讓父子倆更鬱悶的是，他們在湖南省檔案館「敵偽人員」專櫃中，找到晏福標留存於世上的唯一照片。除此以外，在大陸找不到什麼資料。

當他們來到台北忠烈祠時，在武烈士祠的校尉百人靈位上找到了先人的名字，頓時如釋重負。所有檔案皆已電子化，只要提供被查人的姓名、籍貫、年齡、軍階、陣亡地點等消息，就能查得結果。管理人員熱情接待了他們，列印出一份《烈士資料詳表》。按慣例，工作人員還從牌林中找出故人所在的那一塊，放在桌案前讓遺屬祭拜。這一切貼心周到的服務，讓晏歡父子倍感欣慰。

近年，已有越來越多大陸民眾赴忠烈祠尋找自己先人，或者託人找尋。台灣目前共有22座忠烈祠歸政府管轄，只有位於台北中山區圓山的 「國民革命忠烈祠」隸屬於「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其餘皆歸地方政府管理。在基隆河畔的圓山忠烈祠，佔地5公頃，內分文、武烈士祠。武烈士祠供奉東征、北伐、抗日等各時期犧牲的三軍將士。將軍級別的犧牲者，有單人牌位供奉；校尉級的是百人合用的牌位；士官、士兵則以集體名冊藏置在箱子里，每箱1萬人名單。現供奉武烈士共396622人。

文烈士祠里，領導人和具有特殊貢獻者設個人牌位，餘下設百人牌位，現供奉2536人。文武差別在於，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職人員外，文烈士祠囊括了所有在黃埔建軍之前不分文武的國民革命烈士。逝者要入祀忠烈祠，須遵照兩條法則進行申報。目前，軍人申請入祀的條件有三條，符合其一即可：一是作戰時地，為爭取勝利，冒險犯難，功成身死者；二是作戰時地，恪盡職責，慷慨成仁者；三是因執行特殊危險任務死亡，經「總統」明令褒揚者。

1978年，台灣「國防部」頒布《國民革命忠烈祠入祀辦法》，同年收入了台灣在日治時期的起義成仁者名單。1988年，隨著台灣所處環境的變化，「入祀辦法」作了修改，警察、消防、公務員、教師忠烈殉職者也有了入祀的資格。

「忠烈祠」正在被人們遺忘

雖然尚是觀光名勝，但長期研究忠烈祠的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蔡錦堂已注意到其中的尷尬，他擔憂：「每年的春、秋國殤大祭只落成一種儀式而已，廣電報紙媒體對它的報導篇幅愈來愈小，甚或虛應，國人也愈來愈忘記或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與重要性。」

走過幾十年風雨，忠烈祠的困境並不僅在於此。作為「首都」忠烈祠，圓山忠烈祠在資金上並沒有匱乏，但地方上的忠烈祠皆給人難以為繼的印象。「我們只在春、秋公祭時開放正殿，平時就是打掃衛生，或者迎接入祀。」台北市忠烈祠的管理人員稱。

管理上的無力，使得地方忠烈祠無法發揮它們本該有的教育、教化的功能，給公眾名存實亡的感覺，只剩下提供牌位和定期祭拜兩大功能。窮則生變，尤被人詬病的是高雄市忠烈祠，除了部分中庭被承包出去經營咖啡館外，祠外有卡拉OK的商業活動破壞了肅穆莊嚴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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