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異寶的考古探索

西域異寶的考古探索

——評《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

作者：繆丹（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

2017年12月，《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義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亞洲、非洲和地中海研究系合作的研究成果，付梓過程歷時八年。在此過程中，書名從最初的《從西方到東方：絲綢之路上的考古藝術品研究》到《自西徂東：絲綢之路考古藝術品研究》，最後確定為《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幾經思考，多番商榷。僅從書名的確定來看，不難得知研究者對此書內容的思考，以及想透露給讀者的信息。

《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 葛嶷 齊東方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謂「異寶」？

「異寶」常與「奇珍」相連，《漢語大詞典》這樣解釋「奇珍異寶」：「謂罕見的珍貴寶物」，並舉清周亮工《書影》為例：「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由此可見，「異寶」即不常見之物，與「平淡無奇」無緣。

「異寶」一詞最早見於古籍，則為《呂氏春秋》，內專設「異寶篇」。此後「異寶」常與「方物」「奇珍」相連，意指罕見、珍貴之物。絲綢之路的暢通，打通了中原與域外交流的渠道，物質文化交流頻繁發生，「自時厥後，唐人之商販者，外蕃率待以命使臣之禮，故其國俗、土產、人物、奇怪之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異寶，流布中外為不少矣」（汪大淵《島夷志略校釋》）。因域外之物多與華夏風情不同，兼具奇異、怪誕之色，所以古人常以「異寶」一詞形容之，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宋書》），「其國（夜郎）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舊唐書》），「拂菻，……王宮有三襲門，皆飾異寶」（《新唐書》）。唐人玄奘、辯機求佛西行，宋人周去非為官嶺南，元人周致中遊歷真臘，不同於華夏的衣食住行讓他們大為吃驚，以至於「異寶」一詞在他們留下的著作中頻繁出現，「（躭摩栗底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人戶富饒，出金、銀、頗胝、水精，奇珍異寶」（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校注》），「其國（注輦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周去非《嶺外代答校注》），「（的剌普剌國）出明珠異寶」，「（三佛齊國）產犀、象、珠璣、異寶、香葯之類」，「（波斯國）食餅肉，出異寶等物」（周致中《異域志》）。自然而然地，唐以後，「異寶」一詞與「遠方」「域外」「番人」「海賈」高度相關，《唐語林校證》中「崔樞埋寶珠」的故事，其源頭即為「海賈」臨終前贈珠。《續資治通鑒》「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遞」一語，更是說明異寶來自遠方的觀念，在當時人的腦海中已深深紮根。時人深信，前往域外，可得「各色奇貨異寶」，水精、琉璃、貓睛、珊瑚、祖母綠、金剛石等多在其列。

波馬金杯

西域：重要的交流平台

西域，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那裡，草原與沙漠交錯，山脈阻隔，具有不同的語言、習俗和生活方式的諸多族群，生活在那廣闊的區域內，或居於帳篷之內，以游牧為生，逐水草而遷徙；或依綠洲，建立起自治城市與國家，發展出成熟的農業。各個族群各自發展，又相互碰撞，互動交流。

從漢文文獻的視角看，在中國境內，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才逐漸形成，中原王朝開始與西域諸國互派使團，展開政府間的往來。公元7世紀初，隋煬帝親自西巡，歷時半年到達張掖，隨後三十餘國諸番酋長會集洛陽，「終月」而返。公元7世紀中期，西突厥降唐，絲綢之路大通，「商旅可行矣」。而廣為人所知的玄奘西行，在返回中國後，於公元646年將他在西域的見聞記錄下來，將西域展現在中國人眼前，在西域史上更是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在漢文文獻之外，在中亞，眾多政治實體自公元前即已十分活躍，如鐵器時代伊朗語文獻中提及的薩迦人（Saka，即漢文文獻中所稱的塞人），晚期有著不同種族起源的匈奴和烏孫，甚至是種族不甚明了的月氏等，他們或不見於漢文文獻，或漢文史料僅記錄了隻言片語。他們之間，已展開了頻繁的交流和貿易，玉石、鹽、琥珀、熏香等都是實際交易的物品。因而，在「絲綢之路」形成之前，「玉石之路」「鹽之路」「琥珀之路」「熏香之路」或已形成。公元後，與中國有著密切往來，並在物質和文化層面上產生了積極影響的貴霜帝國、波斯薩珊王朝和粟特族群相繼登上歷史舞台。公元1世紀末，由印度—斯基泰人和希臘人組成的貴霜帝國崛起，有效地控制了塔克拉瑪干盆地以西綠洲、印度河谷、中亞以及鹹海等地的商貿道路。到公元3世紀左右，撒馬爾罕地區為薩珊王朝所控制。其中，作為重要的政治實體之一，主要分布在包括今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的澤拉夫善谷地的粟特人，從撒馬爾罕出發，向西到達東伊朗，向東來到中國，他們以「從東伊朗到東突厥世界中最精明的商人」的形象，活躍在中世紀的絲綢之路上，頻頻見於漢文文獻和非漢文文獻。一部分粟特人甚至寓居中國，並在商業以外的政治領域謀得官職。

青銅武士像

14世紀馬可·波羅對溝通東西方商路的記述，開啟了西方對貿易通道的記錄歷史。1860年，因修建水渠，在和田境內的約特干遺址發現了陶器、金器和玉器，引起了中國地方政權的注意，並派出人員展開活動，但其主要目的是為淘金。不久後的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斯文·赫定、斯坦因、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為代表的西域中亞探險隊，在西域展開的考察活動，再次將西域推到世人面前。在近150年間，新出土文獻和考古遺址的持續發現，使得有關西域的古文字、歷史、考古等研究不斷升溫，學者將目光重新聚焦到西域上，西域因其遼闊而又豐富的內涵，成為極具活力的學術領域。

《異寶西來》的緣起

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中，中國考古學家罕有走出國門開展考古工作的情況；近20年國際交流增多，國際考古合作發掘中才逐漸見到中國考古學家的身影。平心而論，到現在為止，中國考古學家還沒有積累足夠的在中國以西的國家進行考古工作的經驗。

另一方面，由於語言的隔閡，西方考古學家對中國的許多考古發掘品也缺乏了解。當然，絲綢之路中國段發現的部分器物，曾一度引起學界熱議，也曾出現在眾多中西展覽圖錄的介紹與研究之中。但此前的研究中，風格與圖像學闡釋長時間佔據主導地位，不僅僅在這些器物上，在中亞、絲綢之路以及中西文化關係研究中，也長期存在。純粹的視覺與圖像研究在器物特徵描述上已竭盡所能，但即使沒有疏漏，也經常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考古學信息，因而「並不總是能對發現的器物作出合理且有效的解釋」。關於這一點，隨著研究與闡釋的深入，已經在諸多場合，以不同方式，被不同學派提及並強調。

正是基於此，來自北京大學的中國學者和來自那不勒斯大學的義大利學者，經過2007—2010年的醞釀，在2011年提議，對中國境內發現的明顯有「外來」淵源的器物開展研究，旨在為其「提供一套文獻及出土背景的詮釋框架」。在成書過程中，中意兩國學者嘗試整合雙方不同的研究方法，並為《異寶西來》提出了一個與考古背景更加相關的闡釋層次，也即更多從器物出土的背景出發開展研究。《異寶西來》編者十分謙虛地在結語中說：「很難說我們作出的努力是否達到了原先設定的目標。」但通讀此書，毋庸置疑，這是在風格學和圖像學傳統之外，為發現的器物找到一個有效且合理解釋的一次有益嘗試。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