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避諱材料述論

避諱字不僅充斥於傳世文獻中，而且在甲骨文、金文、簡帛等出土的先秦兩漢文獻中，也有較多的文字避諱現象。利用這些避諱字和時代的對應關係規律，可以對出土文獻進行校勘、斷代、辨偽等考證工作。但由於秦漢諱制尚疏，避諱不嚴，這就帶來避諱字用以文史考證的可靠性問題。同時，我們考察早期的出土文獻中的避諱材料，再結合傳世文獻，可以說明避諱的起源問題。

一、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避諱材料

（一）甲骨文中的避諱材料

夏朝未見文字，其避諱情況也無從考證，唐孔穎達甚至認為：「自殷以往，未有諱法。」我們遍檢殷商甲骨文材料，還沒有發現人名避諱的相關記載，甚至也未見「諱」「忌」「誋」等表示避諱的漢字。南宋學者張世南則認為商代已有避忌鬼神之名的禮制：「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但張氏之說既沒有材料，也沒有詳細論證。

在殷商甲骨卜辭中，商王均直接稱呼諸侯臣子之名；雖然商王都有名字（多以日干稱之，如盤庚名旬、武丁名昭等），但在貞人代替商王占卜時均不稱商王的名字，而是以「王卜曰」「王固曰」「王占曰」相稱，現代學者屈萬里先生在《謚法濫觴於殷代論》一文中根據以上情況推斷，在殷商時期已有不敢直接稱呼商王之名的避諱禮制。虞萬里先生則分析殷商甲骨卜辭中的稱謂，認為其時已有「字以敬名」「謚以尊名」等避名心理，並且「殷商已將這種語言和心理隱約地體現在廟祭文字中。」

避凶求吉、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因此，殷商甲骨卜辭中反映這種避諱心理的材料則是較多的，比如：

丁酉卜，大貞，小老，惟丁協八月。（《合集》23716）

[禍]凡疾，四日未夕父丁老？（《合集》21054）

癸巳卜，貞旬，二月。之日子羌母老，延雨少？一、二。（《合集》21021）

以上前二例卜辭中的「老」字，徐中舒先生釋為「詞義不明」；就以上三則辭例中的文意來看，當釋為「死」或「將死」。郭旭東先生也認為當釋為「死」義，且有論證。但殷商時已有「死」字，如：

貞不死。（《合集》470）

己酉卜王弜隹死，九月。（前五、四一、三）

有死字為何不用，而改用「老」？很顯然，這是殷人對「死」字的避諱，也是人類避凶求吉的普遍心理在語用上的反映。

（二）金文中的避諱材料

通過商周金文資料庫檢索，同樣未見直接記載人名避諱的材料，但已發現」諱」「忌」「誋」等表示避諱的字眼。

「諱」字在金文中作 （《敖簋》）、（《蔡侯盤》）。在迄今所見的商周銅器銘文中，「諱」字凡6見，去掉重出銘文，共有3處文例，如下：

余命女（汝）政於朕三軍，簫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毋）諱。（春秋晚期《叔夷鍾》，著錄號272）

戎獻金於子牙父百車，而易（賜）魯殿敖金十鈞，易（賜）不諱。（西周中期《敖簋》，著錄號4213）

康諧和好，敬佩吳王。不諱考壽，子孫蕃昌。永保用之，冬（終）歲無疆。（春秋晚期《蔡侯盤》，著錄號6010）

《敖簋》「易（賜）不諱」和《蔡侯盤》「不諱考壽」中的「諱」其實是「違」的借字，和避諱無關。《叔夷鍾》「左右母（毋）諱」中的「諱」字是顧忌、畏忌之義。

「諱」篆文作，和金文基本相同。《說文》：「諱，忌也，從言韋聲。」韋是違的古字，違背之意，《說文》：「韋，相背也……經傳多以違為之。」「諱」是一形聲兼會意字，即違言、不說，因有所顧忌而不說某些話。可見，最早的避諱應該是諱言，然後才又發展出避忌一些行為。《禮記》雲「臨文不諱」，即早期避諱寬鬆，只諱言，寫成的文字無須避諱，這和「諱」字結構所說明的情況也是一致的。

「忌」字甲骨文中未見。金文作 （歸父盤），（邾公華鍾），（邾公牼鍾），和小篆 形同。《說文》：「忌，憎惡也，從心，己聲。」忌字從心，憎惡義，說明了忌諱的心理起因是由於憎惡而產生的敬畏，如《叔夷鍾》：「女（汝）小心愧（畏）忌。」「忌」字商代金文未見，周代金文凡44見，常作「威忌」「愧忌」，都和「敬畏」義有關。還有一個從言的「誋」字，金文作，和篆文形同。《齊鎛》：「余彌心畏誋。」《說文》：「誋，誡也，從言，忌聲。」誋、誡均從言，它們都表示由於敬畏而產生的諱言行為。

羅福頤先生還發現一些青銅器上的銘文也有避諱的實例，如官職名「相邦」寫作「相國」，諱「邦」為「國」，當是避漢高祖劉邦的名諱；「長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的十二字鏡卻鑄成「修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常樂未央」的四字鏡卻鑄成「安樂未央」。這裡諱「長」為「修」，諱「常」（諧音「長」）為「安」，當是避西漢淮南王劉長的名諱。說明這些銅器已經是漢代的器物了。

（三）簡帛中的避諱材料

在迄今發現的簡帛文獻中，除戰國簡外，秦簡、漢簡、三國兩晉簡、馬王堆漢墓帛書中都發現了較多的人名避諱材料。

陳松長先生在整理嶽麓書院秦簡時發現了一枚記載秦代避諱制度的竹簡，書曰：「令曰：黔首徒隸名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貲二甲。」由簡文內容可知，秦代「黔首」「徒隸」之名和國名「秦」字重合者，皆須更名，否則會處以刑罰。說明秦代已有制度層面的避諱規定。

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的秦簡16簡所寫的《語書》，多處諱秦始皇名諱，改正為端，如「矯端民心」「公端人心」「自端」等。330簡也有避名諱的材料，如：「（今）廿三年，興，攻荊。」秦始皇父庄襄王名子楚，這裡當諱「楚」為「荊」。於省吾先生認為不為避諱：「『楚』『荊』或分言，或合言，非避諱。《貞》『貞從王伐荊』，《伯》『伯從王伐反荊』，『荊』謂楚也；《》『馭，從王南征，伐楚荊』：均其證也」（《雙劍誃諸子新證·呂氏春秋新證》卷一）。誠然，秦莊襄王之前，楚就可稱「荊」，但不能據此認為不避秦諱；聯繫上文所述秦時諱改國名用字「秦」、諱秦始皇名「正」為「端」等材料看，諱秦始皇父名「楚」為「荊」，應該是當然的。

河北定州漢墓出土竹簡《論語》多處諱漢高祖名「邦」為「國」，如《論語·季氏》：「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國域之中矣。」《論語·公冶長》：「至於也（他）國，則曰猶吾大夫子也。」《論語·八佾》：「國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論語·子路》：「壹言而興國，有諸？」但漢惠帝以降諸位皇帝之名皆不避。有學者據此推定，定州漢墓簡本《論語》「抄寫年代當在漢高祖在位的十餘年間」。

北大藏漢簡《老子》中避諱「邦」字，遇「邦」字多作「國」；但不避高祖之後的惠帝名諱「盈」，也不避文帝名諱「恆」、景帝名諱「啟」。如果僅僅根據避諱字，大致可推斷該本抄於高祖在位之時或以後、惠帝以前。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有甲本和乙本，甲本「邦」字22見，而乙本0見，「盈」字兩本均9見，「恆」字甲本25見，乙本29見，具體見上表。說明甲本避諱劉邦名諱，乙本不避；甲、乙本均不避惠帝、文帝名諱。

如果僅據避諱字，帛書《老子》的抄成年代就有二說。一種說法認為，漢代仍舊「卒哭而諱」，即人死後才避死者的名諱，生前無須避其名諱，甲本抄於劉邦生前，乙本抄與劉邦死後，惠帝或呂后在位時期。另一種說法認為，根據「避今上諱」，即避活著的皇帝名諱，甲本抄於劉邦稱帝以前，乙本抄於劉邦稱帝以後、劉盈稱帝之前。7而如何利用這些出土文獻中的避諱材料以可靠地斷代，也是目前學術界的一個課題。

二、出土文獻中的避諱材料用於文史考證的問題

陳垣先生說：「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誌，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是與歐洲古代之紋章相類，偶或有同者，亦可以法識之。」1利用避諱字和時代的對應關係規律，可以進行校勘文字、辨偽、鑒定版本或考證文獻的抄成年代等一些文史整理和考證工作。

但是，避諱字用於文史考證時還不能「一錘定音」，一般來說，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使用。這是因為抄本有原稿本、重抄本、翻抄本，重抄本、翻抄本諱字照錄，這時諱字和時代就不存在對應規律。有的抄本在傳抄時可能還會因避諱追改，或又追改不盡；官方的稿本、抄本避諱嚴格，利用起來比較可靠，但民間抄本則不嚴格，甚至同一字此避彼不避。這時如利用避諱字考定時代，可能會張冠李戴。

相比較而言，出土文獻中的避諱材料利用起來要比傳世文獻可靠。以簡帛文獻為例，雖然目前所見都是傳抄本，但它們距離著作年代畢竟更近，流傳時間較短，改易的機會較小，其諱字和時代的對應規律相對比較嚴整。比如，今本《周易》師卦上六爻有「開國承家」，馬王堆漢墓帛書《易》本作「啟國承家」，上博簡作「啟邦丞家」，可見，帛《易》本只避高祖劉邦名諱而不避景帝劉啟名諱，可推知帛《易》本大致抄成於漢高祖之後、漢景帝之前。

先秦時避諱很寬鬆，一般只是口頭上諱言，寫成的文字無須避諱，即《禮記》所謂「臨文不諱」；可能正是這個原因，在所見的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簡中，還未發現人名避諱的實例。時至秦漢，避諱稍嚴，相關出土文獻已發現大量的人名避諱材料，但也有一些「臨文不諱」的材料，甚至還有同一文獻中的某字此避彼不避的現象。陳垣先生《史諱舉例》認為「漢時避諱之法亦疏」，胡適先生《兩漢人「臨文不諱」考》通過翔實的材料，尤其是蔡邕的36條碑文材料說明漢代諱制尚疏、執行「臨文不諱」的古禮，並指出「不能輕易採用後世的嚴格避諱標準來做考訂古代文獻的方法」；胡氏又有《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徵引陳垣《史諱舉例》以論證他自己的「兩漢人臨文不諱」之結論。影山輝國先生《關於漢代的避諱》認為漢代私人抄書根本不用避諱。鑒於北大簡多避「邦」字，但也偶有出現，朱鳳瀚等先生認為「要利用避諱字對這批漢簡做進一步斷代似有一定困難」。王建先生甚至發出「漢諱最難考」的感慨。5既然如此，如何利用出土秦漢文獻中避諱字進行斷代呢？

首先，避諱字只能作為文史考證的證據鏈中之一環，一般不能單獨使用，只有結合文史材料的其它特點綜合考察，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來國龍先生就提出要結合文本的性質來判斷出土文獻的年代，他指出：「如果是公領域的文本，那麼避諱字的有無可以作為斷代的依據；但如果是私領域的文本，我們就不能直接用避諱字來斷代。」6除了要考慮官方文書和非官方文書的文本性質因素外，字形字體、傳世文獻的記載、出土地點、下葬年代、墓葬主人的情況、墓葬內的其他材料等都可以結合起來利用。

其次，避諱字在出土文獻斷代上有其獨特的價值，應該積極利用；如果找不到其他材料驗證，僅有諱字材料時，也可「大膽立論，慢慢求證」。比如北大簡本《老子》，其他材料闕如，根據避諱字推斷該本抄於高祖稱帝或以後、惠帝以前。這個斷代目前還沒發現反證。根據避諱字大膽立論也只是權宜之計，隨著研究的進展和時間的推移，如果發現有其他材料能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鏈，則可確證；如果發現相互矛盾的材料，再予以推翻，這就是「慢慢求證」。從研究的實踐來看，利用避諱字推測出土簡帛文獻的抄寫年代，已是學者們常用的方法，無論是否結合了其他材料，都沒出現大的問題。即使是利用傳世文獻，宋代的洪邁、清代的趙翼、錢大昕，近人陳垣，他們僅僅根據避諱字或鑒定版本、或考定年代、或辨別偽書，至今幾乎沒有人提出過反證。

最後，雖然漢諱不嚴整，但「此避彼不避」的出土材料也可以用避諱字來斷代。比如，由於漢諱不嚴，漢高祖在位時的抄本，可以避「邦」諱，也可以不避；因此，後代發現某個不避高祖諱的抄本，我們肯定不能根據其不避諱的情況來斷代。但如果發現某抄本避高祖名諱，那麼該本應該是高祖在位時或以後所抄；即使該抄本有不避高祖名諱的情況，應該是抄者疏漏，系漢諱不嚴所致，但不影響根據避諱字斷代。銀雀山漢簡有時避「邦」字，有時又不避，據此，我們可以確認，該批漢簡應該抄在高祖在位時或以後，否則，高祖名諱就無法解釋。而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歷譜和竹簡的字體證實，銀雀山漢簡確抄在文帝、景帝和武帝之間，這和根據諱字斷代的結果是吻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不避「邦」字，而乙本全避「邦」字，我們可以斷定乙本抄在高祖在位時或以後，而且因為其嚴格避高祖諱，可以認為是官方的抄本；甲本不避「邦」字，由於漢諱不嚴，因此，嚴格說來，我們還不能斷定其抄在高祖在位之前。

三、有關避諱起源的問題

關於避諱的起源問題眾說紛紜，可以說是一個學術公案。用所見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避諱材料，再結合傳世文獻的材料，可以說明避諱的起源問題。

中國避諱肇始於何時，學界聚訟較多，夏、商、周、秦、漢，莫衷一是，茲述略如下：

（一）認為避諱起源於夏朝

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之「帝王名號」中謂「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民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王建先生據此推定顧炎武是認為夏代已有避諱之制的。現代學者董作賓先生認為夏朝已有避諱之制，他在《論商人以十日為名》中說：「大概夏代的晚年，才訂立以十日為神主的制度，有忌諱直稱先王名號的意義。」台灣學者楊君實先生撰有《康庚與夏諱》，明確指出「溯自夏代，初世諸王已采日干為廟號，已有避諱之風可信之矣」。

（二）認為避諱起源於商代

前文已述，宋人張世南、現代學者屈萬里先生和虞萬里先生均認為商代已有避諱之制或避諱之俗。

（三）認為避諱起源於周代

《左傳·桓公六年》肇始其端：「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唐孔穎達據此認為避諱始於周，疏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神明，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宋人周密《齊東野語》卷四也認為避諱起於周：「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宋人王觀國《學林》卷三也云：「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清人劉錫信的《歷代諱名考》也持同樣的觀點：「避諱之說，殷商未之有也。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避諱斷自周人始。」清人周榘在《廿二史諱略·序》中也認為：「周始制謚，開避諱之端矣。」清人趙翼則把避諱起源具體到東周時期，他在《陔余叢考》卷三十一中說：「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雖曰臨文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清人周廣業在《經史避名匯考》卷三中亦認為諱起周公：「諱起於周公制謚之後，武王時未有也。」民國史家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序言中也認為避諱起於周時：「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胡適先生則認為：「殷商人完全沒有避諱制度，避諱起於周人，正和謚法起於周人一樣。」

（四）認為避諱起源於秦代

清人袁枚在《隨園隨筆》中提出避諱起於秦世，他說：「避諱始於秦始皇，以庄襄王名楚，改楚為荊，己名正，改正月為一月。」現代學者郭沫若先生作《諱不始於周人辨》，列舉金文中的證據，認為避諱不始於周，而是始於秦代，他說：「統上諸證，余可得一結論，曰：諱不始於周人。由此結論更可得一斷案，即避諱之事始於秦。」

（五）認為避諱起源於漢初

現代學者鄭慧生先生撰《「避諱不始於秦」說》，認為避諱習俗不是起於周，成於秦，而是始於漢初。但作者僅根據一條秦諱的材料（是否諱「正月」為「端月」）就下結論，以偏概全，略嫌武斷。

有關避諱的起源之所以聚訟紛紜，沒有定論，主要因為上古時代久遠，材料缺乏；多數論者只有孤證，或只根據所見文獻中的隻言片語，在論證不充分的情況下所得出的結論，自然就難以讓人信服。

我們認為，避諱現象紛繁，籠統地探討避諱的起源可能會以偏概全；如果將避諱進行分類後再討論其起源，也許可以得出較為合理的推斷和蠡測。

避諱是基於畏懼、迷信、憎恨等心理，或是由於禮制、政治等原因，在語言文字中不敢直接稱說某物或某人之名、在行為方式上也要避忌有關名物的行為。它包括俗諱和敬諱兩大類。基於畏懼、迷信、憎恨等心理形成的避諱叫作俗諱，如江淮商人諱言「折本」之「折」字，就將豬舌之舌（折）改為和「折」字反義的「賺」字，把「豬舌」稱為「豬賺」。由於禮制、政治等原因形成的避諱稱為敬諱，如東漢光武帝名「秀」，時人便諱「秀」為「茂」，將「秀才」改為「茂才」。敬諱被歷代學者關注、研究最多，以上諸家所討論的避諱起源問題，大多數也是敬諱的起源問題。

俗諱起源於人類共有的畏懼、憎惡、迷信心理。限於生產力和認識水平低下，原始人類還不能正確認識諸如死亡、自然災害等現象，基於巫術思維和恐懼心理，它們將這些現象歸因於某種神秘力量而加以迴避，這就是原始禁忌（Taboo）。世界各民族都有避忌心理，如美國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法國列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列維斯特勞斯的《圖騰制度》、英國弗雷澤的《金枝》等人類學家的著作都揭示過人類的很多原始禁忌。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其《實名敬避俗研究》中甚至搜集到世界120多個古老民族的避忌習俗。7考古發掘和神話傳說中也有很多有關中華先人禁忌的資料，如鄂倫春族人不能直接稱呼熊，而叫「阿瑪哈」，即「伯父」的意思；出獵時不能在篝火上洒水，他們認為洒水會觸犯火神，就不會打到野獸。所以，中國早期的人類社會已有避諱之俗，俗諱應該產生於原始社會時期。

敬諱源於中國特有的宗法禮制和政治制度；敬諱其實是一種權力話語，體現的是尊者、長者、擅權者通過其人名等的禁忌來強化業已建立的倫理秩序和等級制度（如親疏長幼、尊卑貴賤等）；因此，敬諱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夏朝是中國第一個進入階級社會的朝代，那時可能有敬諱的萌芽，上述顧炎武、董作賓、楊君實等學者所作的推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夏代尚未見系統的文字，其避諱之制無從考證，或無法給予證實（顧氏等只是根據個別材料所作的推測）。殷商時期，人們對神權的敬畏和忌諱佔據主導地位，政治和禮制的影響居於從屬地位，但那時確有零星的有關敬諱的記載，如前述屈萬里、虞萬里等學者所提及的甲金文字中的個別材料，屈、虞二氏是根據文字中的內容才作出其時敬諱的推斷。可能是其時諱制尚疏，由於「臨文不諱」，進而在文字上沒有留下很多敬諱的材料；殷商是敬諱的萌芽期。西周宗法制度建立，君權取代神權，相當數量的材料已經表明，其時敬諱禮制已經形成，略證如下：

首先，謚號產生於西周，已是學界公論；而謚號的產生就是為了迴避死人的名諱，因為「人死曰鬼」（《禮記·祭法》），就須以名諱事鬼神。周公制謚1之史實，應該是周代敬諱形成的標誌性事件。

其次，《左傳》記載的一些周代敬諱史料，比如周代職官因避諱更名。司徒為周代官名，晉僖侯名司徒，晉國便諱司徒為中軍；司空為周代官名，宋武公名司空，宋國便諱司空為司城。《左傳·桓公六年》：「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註：「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公羊傳·文公八年》：「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云：「宋變司空為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

第三，《國語》中的史料：魯人諱稱具、敖二山。西周魯獻公姬氏名具，魯武公姬氏名敖，晉國大夫訪魯時問及魯國境內具山、敖山事，魯人為避魯獻公、武公名諱，不言二山之名而改以鄉名作答。史見《國語·晉語九》：魯昭公二十一年，「（晉）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又，《左傳·桓公六年》孔氏《疏》曰：「《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複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改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雲『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慚耳。」

第四，古文字旁證。如前述，甲骨文中未見人名避諱，也未見「諱」「忌」「誋」等表示避忌的字眼；商周金文中，雖未見人名避諱，但「諱」字在周代金文中凡6見，「忌」字凡44見，「誋」字凡1見；「諱」「誋」均從言韋聲，表示由於顧忌、敬畏而產生的諱言行為，因此，早期的避諱當是口頭禁忌。而且三字的最早出現（指上述51例）都是在西周中期或晚期，說明最遲在西周已有避諱之俗。文字不僅記錄語言，也可以作為西周避諱之制之俗的旁證。

第五，郭沫若先生《諱不始於周人辨》主要依據的是周代青銅器銘文不避國君名諱；但銘文是正式的文字，應當遵循「臨文不諱」的古禮；用作禮器的青銅器上的銘文更不須避諱，因為按照先秦「廟中不諱」，用作祭祀的文字，無論讀寫都不用避諱。另外，李瑾先生撰《論「諱」在中國社會產生之精神來源及其物質基礎——郭沫若先生質疑》《論中國古代「諱」之表現形式及其發展狀況——郭沫若先生質疑之二》二文，從文化人類學的宏觀角度反駁郭氏之說，並以西周時以「日干」代替本名等若干名諱材料，認為周時已有諱制。

綜上，我們認為，敬諱萌芽於殷商，形成於西周，風行於秦漢及其以降。

來源：《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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