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中國化

印度佛教隨文化交流進入我國，為我國傳統文化注入了一股全新血液。

每個國家之文化特點各有不同，其形成原因又有多樣；畢竟是上層建築，也脫不出現實基礎的限制。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疆域遼闊、民族融合、人口眾多的特質，地理方面大面積平原丘陵地區，使得民族交流相對容易且不斷加深。政治方面，秦代以前是封建制，秦漢以後基本實現了君主制，唐代以後至近代則坐穩了所謂的帝國制。這就使得文化會有區別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存在。

秦以前的中原地區，王各有其國；由於鬥爭導致彼此競爭，爭奪資源、兵力、土地還有人才。這就使得知識分子有了獨立性，教權治權彼此尊重與抗衡，諸子爭鳴不失其生存土壤。而秦漢的統一，外加集中的政治制度，使得文化再無獨立性，爭寵內鬥成為一種性格。（治權挂帥，教化輔佐。）佛法傳播來此，自然就會與原印度的風格不同。

在阿育王時期，印度僧團在第三次經典結集後，分散往世界各地傳播佛法，這是佛教最初與我國結緣。當時正值秦始皇時期，他剛統一了中原，為要服務政治，不許外教入國。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到中國佈道，遭到關押遣返。（《經錄》）

漢代景盧受《浮圖經》，並有使節取回《四十二章經》，一般認為這是佛法正式傳入我國的標誌。三國時期支謙、康僧會等在吳都建業（南京）宏法，譯出《僧祇戒心》戒本，這是漢傳佛教戒律傳承的開端。當時譯經大小並舉，小乘強調禪法，大乘偏重般若，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發展打下思想基礎。

南朝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最為篤信。隋代文、煬二帝亦信佛教，廣建佛寺並置譯場，遍請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的工作。此時在我國流通的經典還相對孤立，並未成系，完全是印度佛教的延續。

隋唐時期，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積澱，漢傳佛教開始具備創立具有中國特色佛教宗派的條件。中國佛教臻於鼎盛是在唐代，唐太宗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培養出大批高僧學者。在經典義理方面得到空前發展，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是空前的，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出現了通俗的傳播形式。

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各宗派建立。道安之慈宗、智者之天台宗、吉藏之三論宗、法藏之華嚴宗、玄奘和窺基之法相宗、道宣之律宗；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唐代善導集成的凈土宗；惠能大宏的禪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等。此後漢傳佛教基本延續了這些宗派，並有發展。

南宋偏安，除禪、凈兩宗外，其他各宗（義學）日衰。禪宗不立文字，不倚義理，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其後禪院遍布天下。凈土宗強調稱名，簡單易行；南宋以降禪、教僧人又多歸宿凈土，以致後世凈宗大行，綿延相續至今。

我國西藏地區的佛教，在第四密教時期由印度傳入，並與漢地有交流。元代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漢語系佛教未見有大事。明萬曆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得到上層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人民群眾的認可，使佛教更具中國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有一定的限制政策。康熙時稍好，已經衰微的漢傳佛教又漸趨活躍。雍正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親制《揀魔辨異錄》、《御選語錄》，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康雍乾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璧大藏全咒》，對佛教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末民初，楊仁山、歐陽竟無等人創辦刻經處與佛學院，為義學復興奠定堅實基礎。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全都受過佛學影響。同時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新氣象。

以上是佛教傳入傳承發展的主要脈絡，大概有幾個要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漢藏佛教的宗派產生於我國，是中國佛教對世界佛教的貢獻。二、基礎於百年間的積累，所有漢地宗派完善於隋唐；佛教義學發展在唐代達到頂峰，當然內外鬥爭亦很殘酷。三、其後在宋元明清的數百年間，宗派興衰，趨向融合統一。最初的義學興盛，之後的禪宗天下，至今的唯一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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