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給人們的新難題：是渾身插滿管子的離開，還是有尊嚴的走
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有一篇中篇小說叫《伊萬·伊里奇之死》。故事展現的是19世紀晚期俄國的社會生活。在書中，主人公叫伊萬·伊里奇，是聖彼得堡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他的生活重心圍繞著有關社會地位的各類小事。有一天，他從樓梯上掉下來，摔傷了一側的身體。治療了一段時間後，疼痛不僅沒有消退，反而加劇了，以致他無法再工作。找來的每個醫生的診斷結果都不同，他們開出來的處方也沒有效果。
對伊里奇來說，所以這一切都是折磨。他最痛苦的是，由於某種原因，他們都接受了這樣的欺負和謊言，即，他不是快要死了，而只是病了。他只需要保持平靜的心情，接受治療，然後就會出現非常好的結果。其實這只是個謊言。隨著身體變得越來越弱，他終於明白死亡正在來臨。他希望得到同情，可是沒有一個給予他這樣的同情。他在漫長的掙扎之後，他最渴望有人能夠像對待一個孩子一樣同情他。他渴望得到寵愛和安慰。
現代醫學聚焦知識的進步，但是很多面對衰退和死亡現實的病人,現代醫學並沒有幫助他們做好充足的準備。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可能遭遇死亡。這就引出一個艱難的問題：什麼時候應該努力治療，什麼時候應該放棄治療。
當一個人換上了轉移性癌症，或者任何相似的晚期、不可治癒的疾病，他會希望醫生怎麼辦？
近年來，由於花費的原因，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關注。在美國，25%的醫療保險花費在5%生命處於最後一年的病人身上。其中大部分的錢用在了最後幾個月沒有任何明顯作用的治療上。其他國家跟美國很類似，雖然中國沒有數據統計，但是生活中的情況是跟美國一樣的。
在醫院監護室中，有10個病人，只有兩個有可能離開醫院一小段時間。其中一位生命垂危的80歲的女病人，她患的是不可逆轉的充血性心力衰竭，身體大部分自然孔都插上了管子。還有一位70歲老人，她的癌症已經轉移到肺和骨頭，她本來想要放棄治療，但是聽從醫生的話了，採用了呼吸機。還有一位80多歲的女士患呼吸衰竭和腎衰竭，死前使用了飼管，做了氣管造口術。這些病人都早就知道自己已經病入膏肓。然而他們，連同他們的家人，都沒有為最後的階段做好準備。
對大多數人而言，死亡是經歷了漫長的醫療鬥爭，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死亡都是確定的，但是死亡時間並不確定。於是每個人都與這個不確定，與怎麼、何時接受戰鬥失敗進行抗爭。至於臨終遺言，根本就不再有這回事了。
一位60歲的婦女病人。腸梗阻導致她結腸破裂、心臟病發作、感染性休克和腎衰竭，並引發劇烈胸痛和腹痛。醫生給她實施了急診手術，切除了壞掉的那部分結腸，做了結腸造口術。她上了呼吸機、靜脈餵養。她的一個妹妹問醫生，我姐姐會死嗎？
所以現代醫學給人類製造了一個新的困難：如何死——是渾身插滿管子離去還是在家裡有尊嚴的離去。在這個艱難的決定中，接受個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醫學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頓悟。要在人的必死性方面謀求共識，並以生命尊嚴和保持有意義生活作為生存追求，是醫患雙方都面臨學習的任務。
在老年和患病的時候，人至少需要兩種勇氣。第一種勇氣是面對人終有一死的事實的勇氣——尋思真正應該害怕什麼、可以希望什麼的勇氣。這種勇氣已經夠難了，我們有很多理由迴避它。
但是更令人卻步的是第二種勇氣——依照我們發現的事實採取行動的勇氣。問題在於明智的目標往往並不那麼明確。當我們很難知道會發生什麼時，我們就難以知道應該做什麼。所以我們最終的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