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方法的報刊——晚清報刊文獻與中國小說轉型研究的可能性
《新小說》創刊號（1902年11月）
編者按
對於中國近代小說的研究者來說，報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大多數學者仍是基於報刊的史料價值和媒介功能來認識報刊對於小說研究的意義，鮑國華博士則將報刊提升到「方法」的層面，指出在中國小說的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報刊不只是一種物質載體，而是作為一種精神現象發揮著能動性的作用。作者進而從作者、文本、讀者、環境等諸方面，提示報刊作為小說研究之方法的路徑，為建立中國近代小說研究的新範式貢獻了可貴的理論思考。
作為方法的報刊
——晚清報刊文獻與中國小說轉型
研究的可能性
摘要：魯迅對於「譴責小說」的定義和評價幾十年來得到絕大多數研究者的認同，成為晚清小說研究的一種範式。近年來雖然引發了一些質疑和辯難，但多為局部修正，尚未構成對於這一範式真正強有力的挑戰。超越這一範式，關鍵在於理念與方法的創新。注重報刊一直是晚清文學研究者秉承的學術傳統。以報刊為史料或媒介，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報刊之於中國小說轉型研究的意義，似乎不限於史料或媒介，還有可能作為一種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彰顯其主體性價值。所謂以報刊為方法，就是將其視為觀察中國小說轉型的一個基本立場和樹立問題意識的出發點，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凸顯轉型的本質內涵，也才能構成對於魯迅確立的研究範式的挑戰和突破。
一、從一種研究範式說起
對於晚清小說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始於魯迅《中國小說史略》。[①]該書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第二十七篇《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譴責小說》涉及晚清小說。由於前兩者是對有清一代某種小說類型的整體考察，晚清小說僅僅佔據部分篇幅，後者則是對戊戌變法以來某一小說類型的專門論述，因此更為研究晚清小說的後世學人所關注。《中國小說史略》的開創性和魯迅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巨大影響力，使「譴責小說」作為一種定論為學界廣泛接受，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視為對於1897—1910年間小說的整體概括。[②]加之後世學人不斷地承繼推演，逐漸確立了一種廣受遵從並實踐的研究範式。[③]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後問世的小說通史，如范煙橋《中國小說史》（蘇州：秋葉社，1927年）、胡懷琛《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上海：正中書局，1934年）、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上海：光明書局，1935年），以及郭箴一《中國小說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等等，在體例和觀點上各具特色，在史料層面也有所拓展，但整體上未能超越魯迅確立的研究範式，譚著和郭著更是沿用「譴責小說」概念。第一部晚清小說專史——阿英《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首倡以「晚清」作為小說史斷代的命名，作為一部專史，較之《中國小說史略》這類通史，自然涉及更多作品和史料，論述也遠為詳盡豐贍，但在研究思路和論述體例上，仍處處彰顯魯迅著作之餘蔭。《晚清小說史》以作品題材為分類標準，將其凝聚於各章節的命名之中，尤其注重小說產生的社會背景及其展現的社會生活，延續了《中國小說史略》的一個維度，但魯迅根據小說審美價值定義類型的思路和眼光則未獲承續。從魯迅的通史到阿英的專史，晚清小說的一種研究範式經歷了由確立到遵從並延續的過程。唯《晚清小說史》較多使用報刊史料，為《中國小說史略》所未及，於史料上有顯著推進。
雖然確立了一種研究範式，但魯迅從未將「譴責小說」作為對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期間全部小說的整體概括，而只是以此命名其間存在的諸多小說類型之一。《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思路在於，從類型角度對中國小說進行歷史觀照和藝術考察，對於晚清小說亦如是。在魯迅看來，所謂狹邪、俠義公案和譴責小說是在戊戌至辛亥期間同時存在的三種小說類型，在《中國小說史略》的不同篇章中分別予以論述，從中可見一斑。因此，認為魯迅以「譴責小說」概括清朝覆滅前十餘年間小說之整體，實出於誤解。且因魯迅在《清末之譴責小說》一篇中論述了《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和《孽海花》四部小說，後世又有「四大譴責小說」之稱謂，甚至成為常識和討論以上作品無須辨析的基本前提，則更是建立在誤解之上的誤解，卻因此引發旨在正本清源的種種新見，力圖將後兩部小說從「譴責小說」概念中剝離。[④]近年來，隨著學術理念與方法的日益更新和史料挖掘的不斷深入，研究者對於「譴責小說」概念提出種種質疑與辨正，試圖對魯迅確立的研究範式構成挑戰。[⑤]然而，這些質疑與挑戰或旨在用另一種類型命名方式替代「譴責小說」，或力圖對於「譴責小說」概念所輻射的具體作品予以增減更替，做出的僅僅是局部的修正，難以實現對於這一範式的真正超越。能否突破魯迅確立的研究範式，關鍵在於理念與方法的創新。前述阿英《晚清小說史》對於報刊史料的使用，為魯迅所未及，有可能成為一個突破口。
二、作為史料、媒介與方法的報刊
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學經歷了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報刊無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以晚清至民國初年出版的各類報刊為例，不僅數量眾多，而且自成體系，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風貌，其資本運作、人員構成、辦刊宗旨和文化趣味本身也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學轉型這一文學史大趨勢而言，報刊既起到關鍵性作用，又在整體上形成合力，而不同立場和派別的報刊之間又具有明顯的差異性，使中國文學在轉型過程中，呈現出眾水分流、眾聲喧嘩的局面，形成了晚清以來中國文學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晚清時期的期刊如《瀛寰瑣記》、「新小說」運動中誕生的諸多雜誌，報紙如《申報》《循環日報》《大公報》，等等；都在一定時期內引領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風潮。一些報刊的影響力甚至輻射至今，而彼此間基於改良與革命、激進與保守、新與舊、雅與俗等不同立場的對話關係，尤其值得關注。
同時，報刊又是晚清文學異於此前的古代文學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晚清文學史料異於此前的古代文學的獨特領域。可以說，對於報刊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是晚清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報刊保存了晚清文學的原生態：晚清文人的創作，特別是在世紀交替期間，往往最先在報刊發表（連載），之後才收錄於作品集（或單獨刊行）。因此，某一文本的最初形態、尤其是能夠體現其創作真實背景的最初形態，往往出現在報刊之中，考察報刊才能還原文本發生的歷史現場。報刊的出現，使中國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接受的過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學作品首先在報刊上發表，而不再是作家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珍存，也不再限於三五知己之間的小範圍流通，而是大大加快的傳播速度，提高了作品的時效性，同時又擴大了受眾面，提高了作品的影響力。報刊出現並成為文學作品的載體，不僅促成以稿費為生的職業作家的出現，也使文學作品的基本形態發生顯著的變化。以上種種，較之晚清以前的古代文學都是新觀念和新現象，體現出文學進入「現代」的新特徵。何況，報刊自身的資本背景、市場意識、辦刊理念、文學趣味，以及版式設計等因素，除具有文學史意義外，還能彰顯思想史、傳播史、出版史和藝術史的價值。總之，報刊在晚清的出現，及其依託的出版制度，實現了古代文人向現代作家的轉型，也培養了職業編輯和出版人，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生產與傳播方式，稱之為中國文學進入「現代」的標誌，也不為過。
從阿英開始，經過幾代學人的探索與實踐，注重報刊史料逐漸成為晚清文學研究者秉承的學術傳統，並對此產生了學術自覺。其中，夏曉虹先生概括得極為準確：「近代化報刊在晚清萌生並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報刊、尤其是報紙也因此成為後人了解和體味已經消逝的近代社會各種細節的最重要的資料庫。這是因為報紙逐日刊行與追蹤時事的品格，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社會生活的原生態。……報刊可以是後世研究者返回歷史現場的最佳通道。」[⑥]事實上，報刊不僅是學者觀察晚清文學的窗口，為研究提供豐富的史料，本身也能夠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近年來，相關論著層出不窮。[⑦]這些成果旨在探討報刊與晚清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著力於凸顯報刊作為媒介對於中國文學轉型的影響。報刊作為晚清的新生事物，逐漸成為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消費媒介，從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傳播與接受方式，深深地影響著作家、編輯和讀者。報刊的出現，使文學作品的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從生產到流通和消費的過程大為縮短，也促使中國文學逐漸由小眾化傳播轉向大眾化傳播。報刊傳播的及時性和普及性，又從根本上改變了讀者的閱讀方式，使文學接受群體呈現出平民化、大眾化的特徵，促使中國文學開始走出文人狹小的圈子，走向社會和大眾。特別是在晚清這一危機與生機並存的特殊時刻，報刊促使文人或主動或被動地轉變身份，成為報人或商人，在思想啟蒙和商業競逐中，或左右逢源，或進退失據，獲得了全新的創作體驗。報刊也促使讀者身份的轉變，讀者不再僅僅是文學的被動接受者，而獲得對話者和參與者的立場，甚至憑藉自己的文學想像與審美期待，影響作家的創作。以上種種，都是作為晚清新興媒介的報刊對於中國文學轉型的重要作用。然而，報刊之於中國文學轉型研究的意義，似乎不限於史料或媒介，還可能作為一種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彰顯其主體性價值。所謂「主體性」，就是強調報刊在中國文學轉型研究過程中不是作為一種工具，而是作為研究目的，作為構成問題的關鍵性因素。也就是說，無論是將報刊視為史料還是媒介，都難以令其擺脫單純作為研究對象或研究路徑的地位。作為研究對象，可能陷入為研究報刊而研究的境地，其結果僅僅是完成一個具體課題；作為研究路徑，以報刊為切入點觸及某一文學史現象或問題，又可能「得魚而忘荃」，忽視報刊自身存在的學術價值。由此可見，無論視報刊為史料還是媒介，都可能偏重其工具性作用，未能更有效地將其與文學置於同一層面。在晚清報刊文獻與中國文學轉型研究中，不能局限於透過報刊看文學的思路，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報刊是如何影響、促進、規範和制約文學轉型這一單向度的闡釋之中。因此，所謂「以報刊為方法」，就是將其視為觀察晚清文化、特別是文學轉型的一個基本立場和樹立問題意識的出發點，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凸顯轉型的本質內涵。[⑧]
以小說文類為例，不難發現所謂小說轉型研究，就是考察小說較之晚清以前獲得了哪些新特質，其中不僅包含諸多因素作用下產生的種種新變，也包含對於中國古代小說既有特質的延續、激活與重新整合，而前者往往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之上。因此，小說轉型絕非單純外力作用下的突變，而可能呈現出漸進性和反覆性，從而造成轉型的高度複雜性。為避免對於轉型這一歷史現象的簡化，必須努力返回晚清獨特的歷史現場。如前文所述，報刊的出現為晚清小說提供了存在的原生態，這是小說異於既往的新特質。因此，研究者將報刊作為史料或媒介，努力藉助報刊回到歷史現場，這無疑是一個極為有效的學術思路。然而，對於小說而言，所謂晚清的歷史現場，不是僅僅由報刊構成的歷史現場，而是報刊與小說同時存在，在主體性的形成過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現場。報刊不僅是促成小說轉型的要素之一，也以小說為要素實現自身的轉型。報刊和小說都是促成對方轉型的要素，也都是轉型的產物。這並非循環論證，而是晚清文化轉型的真實景況——轉型與其諸要素、以及諸要素之間互為因果，從而使轉型成為晚清文化的常態和本質。其中，小說的轉型及其與報刊互為主體性的關係最為突出，這使報刊能夠成為考察小說轉型的有效方法。以報刊為方法，就是強調在研究過程中將小說與報刊平等對待的意識，將對於報刊的定位由物質載體轉向精神現象，這樣才能更有效地考察同為晚清重要精神現象的小說，從而將小說的轉型歷史化，真正回到晚清小說獨特的生存語境。
三、報刊與小說轉型研究的可能性
在世界文學的歷史進程中，小說文類的出現時間較晚。不同於詩歌，幾乎自人類文學誕生之日起就存在。而為今人所廣泛閱讀的小說，雖與神話、傳說、故事等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但在本質上卻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瓦爾特·本雅明曾對故事和小說做出如下區分：「講故事的人所講述的取自經驗——親身經驗或別人轉述的經驗，他又使之成為聽他的故事的人的經驗。小說家把自己孤立於別人。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是不再能舉幾例自己所最關心的事情，告訴別人自己所經驗的，自己得不到別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別人提出忠告的孤獨的個人。」[⑨]這一論斷準確地概括了現代小說的誕生和現代小說家的身份特徵，也適用於中國小說的現代轉型。
小說在以詩、文為核心的中國文學文類等級秩序中，長期處於邊緣性地位，得不到重視。晚清以降，隨著西方文學觀念之東漸和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被士大夫階層視為「小道」「末流」的小說文類逐漸由邊緣走向中心，獲得前所未有的價值提升。晚清思想家賦予小說精英意識和啟蒙功能，使之以「大說」的身份進入中國文化與文學體系之中。作為俗文學文類的小說的價值提升，是晚清思想家實現其自上而下的啟蒙主張的需要。小說的邊緣地位，使其民間性至為突出。大力倡導小說可以激揚其民間文化的生命活力，成為顛覆正統的思想資源和實現啟蒙的有效工具。與此同時，隨著小說逐漸由邊緣走向中心，又反過來影響並規約了作家和讀者對於「文學」的理解與想像的圖景，改變了既有的「文學常識」，實現了對於文學概念的重新建構、對於一種新的寫作思路與閱讀趣味的倡導和發揚。
晚清小說在轉型過程中，也有意擺脫對於故事的單純依賴，成為新思想和新觀念的載體；小說家則努力放棄「講故事的人」的身份，轉而以思想家的面目現身文壇，通過小說傳遞經驗、承載思想。以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和陳天華《獅子吼》為代表的晚清政治小說，因為注重說理和忽視藝術表現，常為後世研究者所詬病，除小說家自身藝術水平的制約外，也和以小說為政論的創作理念密切相關。即便是《老殘遊記》這類藝術水平較高的作品，不乏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節，看似與傳統小說無異，但寓言性仍是小說家最為倚重的創作指規。
與小說相同，報刊也起源於現代社會。作為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產物，報刊成為百年「西學東漸」的重要表徵，由舶來品到本土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信息傳播方式和社會輿論空間，對於中國的文化文學轉型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可以說，報刊既是轉型的產物，又是轉型的動力。
在文學諸文類中，小說可謂報刊的寵兒。一方面，小說的民間化、通俗化特質使之與報刊這一大眾傳媒相適應，刊載小說無疑是吸引讀者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報刊巨大的發行量和廣闊的輻射面，也有助於小說的廣泛傳播，從而更為有效地實現民間化和通俗化。晚清思想家正是看到報刊和小說的上述特質，才以創作小說並發表於報刊作為啟蒙的重要方式。這樣看來，報刊與小說之間不是單純的載體與文本的關係，而是在彼此的互動中促成中國文化（包括報刊和小說自身）的現代轉型。對於小說而言，報刊不僅能夠為其提供大顯身手的舞台，還是形塑文本的重要空間。晚清小說涵蓋了傳統意義上的文言小說、話本和章回小說，也包括受西方小說影響而形成的「新小說」及面目各異的翻譯小說，呈現出新舊交替、古今雜糅的鮮明特色，諸多小說文體各擅勝場，與資本來源、文化宗旨、發行方式、受眾群體彼此不同的各類報刊有著重要關聯。對於報刊而言，選擇刊載不同創作理念、審美趣味和文化情懷的小說，同樣可以確立其自身相對獨特的文化品格。晚清報業的繁榮促成了小說文體的豐富多樣，而小說文體的豐富多樣則進一步促成了報業的蓬勃發展。可見，報刊與小說在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同構性和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互動性，使前者可以作為考察後者的重要方法。如前文所述，晚清作家和讀者對於小說的重視，意在塑造其作為一種精神現象的內涵與價值，這是促成小說轉型的思想文化動力。因此，考察中國小說的轉型和對於現代小說主體性的尋找實有莫大的關聯。也就是說，小說的作者、文本、讀者、環境等諸要素[⑩]在晚清歷史語境下的置換更新，實現了中國小說主體性的現代轉換，這使之成為晚清精神現象的突出代表。而以同樣作為精神現象的報刊作為觀察小說轉型的基本立場和樹立問題意識的出發點，中國小說的轉型也就獲得了新的闡釋的可能性。
對於小說作者而言，晚清時期小說家的傳統身份面臨轉型。小說在中國古代長期處於邊緣性地位，特別是白話小說，作為民眾的文化消費品，作者主要是民間藝人和下層文人，在讀者眼中並不具備「作家」的文化身份。即使有上層文人偶或為之，也多將真名隱去，以假名存焉，不求以小說傳名，使之與經史詩文等量齊觀，作為安身立命的大事業。小說不被視為「創作」，也就不存在對於「小說家」的身份認同。這使古代小說流傳至今，往往是作品尚存，作者湮沒，從而在小說史研究中造成無數懸案，雖經幾代學人多方努力，但至今仍未有定論。[11]在晚清以前很難有職業小說家的生存空間，這一狀況隨著報刊的出現得到了根本改變。如前文所述，稿費制度催生出職業作家，也包括小說家，可以憑藉小說創作獲取報酬，甚至名揚四海。更為突出的現象是，晚清小說家往往兼具文人、報人、思想家甚至革命者的身份，也使小說創作的目的更趨複雜，或流布文章，或報道實事，或倡導啟蒙，或宣揚革命，都凝聚於小說之中，承載於報刊之上。魯迅曾批評《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的創作傾向[12]，若考慮到兩位小說作者李寶嘉和吳沃堯的報人身份，產生上述傾向也是勢所必然。
對於小說文本而言，報刊的出現，使小說版本更趨豐富複雜。報刊出現之前，小說文本有手稿、抄本和刻本幾類；報刊出現後，一部小說可能率先發表或連載，之後再單獨刊行，其間很可能經過作者的修改完善，而時過境遷，事後的修改未必符合作品初創時的文化語境。於是，刊載於報刊上的版本就成為小說版本流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保存了小說在傳播過程中的原生態特徵。而通過各版本的匯校，也可以全面呈現小說文本形成的動態過程，總結作者創作觀念的變化。例如曾樸的名作《孽海花》曾刊於《小說林》雜誌，1928年又由真美善書店出版單行本，其間改動較大，除基於思想和藝術層面的考量外，也隱含著作者對於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倡導者之批評的獨特回應。由報刊連載本到單行本，《孽海花》的版本流變在晚清小說中並非個例，頗具代表性。同時，發表於綜合性報刊上的小說，得以和其他文本（含非文學文本，如新聞報道、政論時評、圖像、廣告等）同列，這就促成小說與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在內容上相互呼應，在文體上相互依託，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文本共生互現的閱讀語境。在同一報刊內如此，在政治理念、文化立場、審美趣味彼此不同的報刊之間，小說文本的互文性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如前述《新中國未來記》和《獅子吼》，分別出自改良派與革命派作家之手，各自刊載於兩派雜誌《新小說》和《民報》，在情節和人物上均呈現出對話甚至對立關係。而各類報刊對於新舊雅俗的不同選擇，也使晚清作家對於小說文本的實驗豐富多歧，令人眼花繚亂。報刊於此，功莫大焉。
對於小說讀者、尤其是作為高級讀者的編輯和批評家而言，報刊的出現無疑改變了普通讀者的閱讀方式，並加強了讀者對於小說創作與傳播的參與度。通過單行本或報刊連載本會產生不同的小說閱讀體驗，自不待言，前文所述報刊閱讀帶來的互文性體驗即是突出例證；而報刊的讀者還可以藉助通信等方式，與編輯、甚至作家取得聯繫，形成對話，在互動中對於報刊編輯方針和小說創作觀念產生影響，則肇始於晚清。尤為突出的現象是，晚清報刊的編輯往往兼具作家和批評家身份，這使其看待小說往往獨具隻眼或者別有慧心，作為行家裡手，眼界甚高，在編輯報載小說的過程中，也就不局限於編者立場，不但可以力推佳作、獎掖後進，還可以藉助隨文批註和文末的編者按，表達自家的小說觀念和審美趣味。例如清末民初負有盛名的《小說月報》（1921年文學研究會接手以前），主編惲鐵樵常常採用中國古代小說的評點方式，對於刊發的小說予以隨文批註，同時藉助名為「焦木附志」的編者按加以總結。惲氏此舉延續了小說評點這一批評模式，而又有所拓展。以金聖嘆、毛宗崗等為代表的古代小說評點家，往往對於已經為讀者所熟知的小說文本加以評點，「原文+批註」（包括評點家對於原文的改寫）絕非小說面世的最初文本，原文與批註呈現出明顯的歷時性。而惲鐵樵在報載小說的字裡行間植入批註，使「原文+批註」成為小說進入傳播領域的最初形態。這樣，創作在先的原文和書寫在後的批註得以共識性地呈現，在同一時空中為觀者閱讀。於是，原文和批註一併成為某篇報載小說的組成部分。這一本文構成為報載小說所獨有，呈現出晚清小說作家—編輯（批評家）—讀者之間獨特的互動關係。
本文試圖以報刊為方法，為中國小說轉型研究提供若干可能性。應指出的是，所謂以報刊為方法絕非筆者的發現，也不是一個理論預設或學術宣言，而僅僅是在總結晚清小說研究已經取得的豐碩成果的基礎上，對未來研究的一個小小的瞻望與期待。以報刊為方法，可以還原中國小說轉型的歷史現場。同樣，以小說為方法，也可能在報刊研究中獲得意想不到的發現。在晚清獨特的思想文化語境中，報刊成就了小說，小說也成就了報刊。回到報刊與小說共生互動的歷史現場，也就回到了晚清。
注釋：
[①]該書初版本上、下冊分別於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出版。此前涉及晚清小說的著述，多為評論性文章，以「史」命名者，僅王鍾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載《月月小說》第十一號，1907年，署名「天僇生」）和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上海：泰東圖書局，1920年）二種。但前者其實是一篇論文，鮮有正面論及晚清小說的文字，其中僅「今試問萃新小說數十種，能有一焉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影響之大者乎？曰無有也」有涉（標點為引者所加），但寥寥數語，難稱研究。後者則史論結合，體例近乎概論與史之間，分別討論小說的定義與性質、小說的沿革、現代的小說思潮、小說的派別與種類、傳奇與彈詞等內容，間有涉及晚清小說者，也散見於各章節之中，缺乏整體性。可見，對於晚清小說全面系統的研究，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始。
[②] 捷克漢學家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曾指出：「1897年至1910年間的中國晚清小說，傳統上稱為『譴責小說』。這個專稱是魯迅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賦予這一時期小說的。」見[捷]米列娜編：《從傳統到現代——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頁。中國學者楊聯芬在《從「譴責小說」看文學研究的亟待突破》一文中也認為「『譴責小說』概念在獲得它特有的含義、被用於指稱晚清社會諷刺小說之後，也漸漸獲得一種整體性質，幾乎成為晚清小說的代稱。」《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③] 這裡借用了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理論。範式（paradigm）理論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提出的，它指的是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的集合，即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範，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庫恩認為研究範式「主要是為以後將參與實踐而成為特定科學共同體成員的學生準備的。因為他將要加入的共同體，其成員都是從相同的模型中學到這一學科領域的基礎的，他爾後的實踐將很少會在基本前提上發生爭議。以共同範式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都承諾同樣的規則和標準從事科學實踐。」見[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頁。
[④] 代表性論著有尚慧萍：《〈孽海花〉「譴責小說」之異見》，《陰山學刊》1998年第1期，王學鈞：《〈老殘遊記〉非譴責小說論》，《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王學鈞：《魯迅對〈老殘遊記〉的誤解》，《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高旭東：《論〈老殘遊記〉〈孽海花〉並非譴責小說》，《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等等。有趣的是，以上論著只是認為《老殘遊記》和《孽海花》不屬於「譴責小說」，卻並未否定這一概念，也未否定《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譴責小說」概念之間的隸屬關係。
[⑤] 除前述楊聯芬、尚惠萍、王學鈞、高旭東等學人的論著外，相關研究還有趙艷：《論「譴責小說」宜稱「社會小說」》，《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3期，江曙：《論魯迅「譴責小說」概念的建構及其局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9期，等等。
[⑥] 夏曉虹、陸胤：《打開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風景——夏曉虹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16年第2期。
[⑦] 代表性著作有王燕：《晚清小說期刊史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郭浩帆：《中國近代四大小說雜誌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陳玉申：《晚清報業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柳珊：《在歷史縫隙間掙扎：1910—1920年間的〈小說月報〉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蔣曉麗：《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謝曉霞：《〈小說月報〉1920—1920：商業、文化與未完成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楊聯芬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期刊與思潮（1897—1949）》，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杜慧敏：《晚清主要小說期刊譯作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程麗紅：《清代報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凌碩為：《新聞傳播與近代小說之轉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等。另有博士學位論文十餘部、碩士學位論文數百篇，發表於報紙和雜誌上的論文則難以計數，茲不一一列舉。
[⑧] 當然，作為史料、媒介與方法的報刊，在研究觀念的層面上彼此不同，構成並列關係，而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則可能存在一定的交集：報刊的史料性和媒介性可能同時為研究者關注和使用，報刊的方法意義也可能部分地藉助其媒介性得以呈現。關鍵在於研究者的從哪一種觀念出發，這決定著報刊在研究中的地位和意義。
[⑨] [德]瓦爾特·本雅明：《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張耀平譯，見陳永國、馬海良編：《本雅明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95頁。
[⑩] 這裡借用了艾布拉姆斯對於藝術品四要素的劃分與界定，艾氏稱為藝術家、作品、欣賞者和世界。作為藝術品種類之一的文學，則可以表述為作家、作品、讀者和環境。詳見[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王寧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6頁。由於本文強調報刊作為小說轉型研究的「方法」意義，避免偏重其媒介或工具意義，因此，暫時將其中的世界（環境）要素予以懸置，而著重論述報刊對於小說作者、文本、讀者轉型的意義。
[11] 如《金瓶梅》之作者「蘭陵笑笑生」，經幾代學者考證，竟得出十餘種答案。此外，《西遊記》是否為吳承恩所作，《水滸傳》之作者「施耐庵」、《紅樓夢》之作者「曹雪芹」是否實有其人，至今也仍有爭議。小說作者之爭，一直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熱點。參見陳曦鍾、段江麗、白嵐玲：《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論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
[1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1頁。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原刊《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3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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