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 | 丘濬奏章中的短篇佳構 縱橫古今以史為鑒

　　丘濬奏章中的短篇佳構——

　　縱橫古今以史為鑒

　　文本刊特約撰稿 關義秀

丘濬畫像。

　　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和文學家，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海南瓊山人丘濬，畢生勤於著述，學富五車，流傳於世的巨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等，影響深遠。而他的大量短章篇什，同樣享譽天下。《四庫全書》提要評價他：「浚(即丘濬)記誦淵博，冠絕一時，文章爾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明朝翰林院修撰焦竑編有《國朝獻征錄》，輯錄明朝許多著名人物的傳記資料。他說：「丘濬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志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本期刊發海南作家關義秀先生的研究文章，以饗讀者。

　　《大學衍義補》。海南日報記者宋國強攝

　　丘濬為文秉承經國濟世宗旨，其文章關係到治國安邦，關係到民生所盼，實現學術與教化的結合，因而不僅被皇帝所囑目、採納，在朝堂上產生很大影響，也能深入到社會民間，傳播於天下芸芸眾生之中，堪為「流布遠邇」的一個註腳。據《瓊台詩文會稿》(以下簡稱《會稿》)所載，丘濬的文章有奏章、策問、序、記、傳、錄、題跋、雜說、賦、頌、箴、銘、贊、墓志銘、神道碑和祭文等多種體裁，涵蓋政治、經濟、教育、人事、建築、世俗、禮儀林林總總，許多奏章、序、記等力作，都體現了這些特點。

　　為弘治新政建言獻策

　　自古以來，許多臣子為了陳述自己的政見，實現其政治理想，抒發個人志趣，往往向帝王進獻奏章。歷史上，西漢晁錯的《論貴粟疏》、三國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晉李密的《陳情表》等，都是流傳千古的名篇。

　　收進《會稿》里的奏章有23篇。丘濬這些奏章固然沒有上述名篇那樣膾炙人口，卻不乏重要的歷史意義。

　　1487年11月，丘濬花了十年心血編撰的巨著《大學衍義補》，終於大功告成。之後，就給登基不久的明孝宗獻奏章《進<大學衍義補>奏》。這篇千字文，短則短矣，意義卻非同小可。《大學衍義》是宋朝大儒真德秀花了十年時間完成的一部力作，其寫作的初衷是給宋理宗提供治國理政經驗讀本。他認為「《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其《大學衍義》是推衍《大學》要旨而成。對於真氏這部著作，丘濬誠然重視，卻並不盲從。他的奏章開宗明義指出，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因此，他「竊仿德秀凡例，采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正如他所言，《大學衍義補》補的就是治國平天下之要，這正是編撰《大學衍義補》的宗旨。奏章還指出，《大學衍義》「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而《大學衍義補》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其所衍之義細而詳。」「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丘濬這些評介，一針見血，提綱挈領，兼容並蓄，取長補短，體現了一個政治家的胸襟和見識。

　　《大學衍義補》內頁。海南日報記者宋國強攝

　　丘濬還在奏章中對明孝宗懇切陳詞，他之所以編撰這部巨著在於：「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為報。」丘濬憑一介來自海外「蠻荒」之地的學子之身，登進士第，不斷升遷，成為翰林院學士，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主要歸結於他一生勤於政事，忠於職守，功勛卓著，從而得到孝宗的賞識和重用。然而，他卻稱自己受之有愧，冒領朝廷厚祿，戰戰兢兢，害怕一旦身死，有負皇家恩典，沒有功績報答朝廷。因此，儘管他自謂「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不誤」，仍然嘔心瀝血撰寫這部巨著。見諸這些文字之外，他奉獻的是一顆拳拳的忠君愛國之心。這發力點，使奏章力透紙背。貫穿在奏章中的是他那強烈的願望，一種古為今用、經世濟用的精神：「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酌古准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務。」丘濬說得懇切、委婉，自謙之中，蘊含一種熱切的期待。這種願望一以貫之。可以說，丘濬不是為了《大學衍義補》能刊刻名山而進奏，而是希冀《大學衍義補》能成為明孝宗的治國理政讀本而進奏，為弘治新政、為明朝的振興而進奏。

　　年僅十八的孝宗皇帝於1488年登基，是年為弘治元年。這時離朱元璋建立明朝的1368年，已有120多年。當時，明朝正處於一個歷史節點。年輕的孝宗皇帝，勵精圖治，立志有一番作為。「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弘治一朝，多用正士。」(孟森《明史講義》)正是由於君臣協力，弘治年間出現了朝政清明的局面，歷史上因此有「弘治中興」之說。其中，丘濬的奏章無疑發揮其一定的作用。

　　秉持正義大膽進諫

　　1492年也即弘治壬子年四月十日，丘濬進獻《論厘革時政奏》。雖然弘治新政已經推行五年，但明朝積習依舊未除，仍然面對許多極待改革的課題。此時，丘濬已被擢升內閣，進入權力中樞，不再人微言輕。這份奏章的進獻正當其時。朱元璋登基年號，跟弘治同在戊申，「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奏章這設問，讓孝宗的登基籠罩神秘的色彩。但是，丘濬著力點，是對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進行分析：「是以漢唐宋之後，自百五六十年後往往中微。」他縱觀歷史，漢、唐、宋等封建王朝，都在建國一百幾十年後走下坡路，這似乎是個宿命。而走向衰亡，說到底，是由於「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甘為敗亡之故也。」話鋒直指漢唐宋的亡國之君，而弦外之音卻規勸孝宗皇帝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顯示了丘濬的膽識、見識和忠誠。

　　接著，奏章縱論古今，從天象徵兆、王朝治亂、歷史經驗等層面剖析，指出當今明朝正處於歷史分水嶺：「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這是挑戰，也是歷史給孝宗皇帝提供的機遇。「皇上當此大任，當可為之時，有可為之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為之計哉。」話說得如此懇切、明確，忠君愛國之心，溢於言表。他懇求孝宗臨事要深思熟慮，以是否順乎天理人心，是否能於聖賢經史中找到依據，是否違悖祖宗的常訓，是否對當世軍民有利等為依歸。根本標準，就是要以社稷為重，以天下蒼生利益為重。

　　在這份奏章中，丘濬雖不指名道姓，卻給某些人畫像：「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以肥家，結親幸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其親識及所交私人謀，豈有毫髮謀國之心哉。」這些話，戳穿那些為家謀為身謀為私人謀為子孫後代謀而一點也不念及國家利益者的本質，顯示他銳利的政治眼光和疾惡如仇的性格。針對明朝閑官兀員多，任官制度可能死灰復燃的情況，丘濬在奏章中告訴孝宗皇帝：如果有人認為工匠勞苦，應該得到升賞，那就與之指明，國家對於百工技藝，有官職的已給俸祿，無官職的也有糧給，他們的勞作成效，這是份內的事，不能隨便封賞。有的人，提出其部門人手不足，請求朝廷額外增員;舉薦工巧之人，以謀官職;要求給有技藝雜流之輩，賜與文武要職;要求在官員正常編製之外，增聘無出身的人。針對於此，丘濬懇請孝宗皇帝或指正，或駁斥，以絕謀官求財之路。這些奏議，對孝宗皇帝提出忠告，希望他遠離那些阿諛奉承圖謀得到升賞得到高官厚祿的小人。

　　丘濬對於人才的培養和任用也極為重視。他的《乞儲養賢才奏》，建議將政府任命新晉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培訓，而且要形成制度。1494年，丘濬進獻他生命中的最後一份奏章《請昧爽視朝奏》，感載孝宗皇帝的知遇之恩，讚揚他即位以來，七年如一日臨朝議事、孜孜圖治的精神，同時又對他開始懈怠於朝事進行勸告。奏章縱橫古今，引經據點，以史為鑒，體現了丘濬一貫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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