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吃貨，越深情

2018068

「人生如夢，我投入的確是真情。」

情，這東西總得有安放之處。

當它面對人時，謂之愛情、親情或友情；當面對自己的某種愛好時，可稱為「癖」。晚明文學家張岱說，「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所以，無論何時，人都不應喪失用情的能力。

21 年前的今天，汪曾祺逝世。再讀他的字與癖，便覺其深情如此。

汪曾祺的第一「癖」是美食，他不僅喜歡吃，還專門著書談吃，不過他文字中的吃，不僅有生活，還有深刻的人生體驗：

長沙火宮殿的臭豆腐因為一個大人物年輕時常愛吃而出名。這位大人物後來還去吃過，說了一句話：「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文革中火宮殿的影壁上就出現了兩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

汪曾祺的畫

汪曾祺走到哪裡，便會吃到哪裡，同時還會留下文字品評。在他的美食地圖裡，有內蒙古的手抓肉：

「手把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塊的羊肉。一手「把」著一大塊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塊肉吃完了，骨頭上連一根肉絲都不剩。有小孩子割剔得不凈，媽媽就會說：「吃乾淨了，別像那幹部似的！」幹部吃肉，不像牧民細心，也可能不大會使刀子。牧民對奶、對肉都有一種近似宗教情緒似的敬重，正如漢族的農民對糧食一樣，糟踏了，是罪過。

也有昆明的炒雞蛋：

炒雞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雞蛋特泡。一掂翻面，兩掂出鍋，動鍋不動鏟。趁熱上桌，鮮亮噴香，逗人食慾。

番茄炒雞蛋，番茄炒至斷生，仍有清香，不疲軟，雞蛋成大塊，不發死。番茄與雞蛋相雜，顏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紅柿炒雞蛋，炒得「一塌糊塗」。

最讓人驚嘆的是，晚年的汪曾祺每每買到新鮮食材，會先揮毫一番，然後再將它們烹煮，用情之深盡然...

汪曾祺的畫

他的另一個癖好當然是文字，在同一本散文集里，他既可以深情的與草木對話：

「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它們開得不茂盛，想起來什麼說什麼，沒有話說時，儘管長著碧葉。你說我在做夢嗎？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

也會痛快的飆一下髒話：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不過，這就是真實的汪曾祺，也是「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他的文字，始終透露出一種「不爭」，即使經歷了戰爭和各種運動，汪曾祺的身上也不曾留下絲毫痕迹。

年輕時的汪曾祺

1937 年，日軍佔領江南，江北告急。這一年，汪曾祺 17 歲。

在勉強讀完中學後，隨父親到一個村莊的小庵里（他後來將此庵寫入小說《受戒》）避難半年。此時，除準備高考的書籍外，汪曾祺只帶了兩本書——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沈從文小說選》，說得誇張一點，這兩本書定了他的終身。

兩年後，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但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本是 4 年的學制，他讀了 5 年。但這並不是一個學渣逆襲的故事，大學期間的汪曾祺喜歡到處逛泡茶館，雖在一些固定課程上「不用功」，但他晚上常常在圖書館或茶館讀書，有時一直讀到天亮，然後回宿舍睡覺，第二天接著逃課...起初的幾年，他幾乎讀遍了圖書館裡的各種著作。

所以從「逃課」這件事上看，80 年前的大學生活與現在並無二樣，但逃課的時候做了什麼，這才是人與人之間有不同發展的根本原因。

汪曾祺與沈從文

大學期間，聞一多對汪曾祺甚是欣賞，常給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學讓汪曾祺代筆寫了篇作文，聞一多讀後很是高興，稱讚說：「你比汪曾祺寫得還好。」此時的汪曾祺，心裡暗暗高興。

大二時，他遇到了恩師沈從文，老師開課 3 門，他一次課都沒逃過。

作為沈從文的嫡傳弟子，汪曾祺文風受他影響極大。青年時期，汪曾祺很喜歡抖機靈的寫作方式，他曾寫過一篇小說拿給老師看，文中主人公的對話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設計過，但沈從文卻批評說：「你這不是人在講話，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

就是這次批評點撥，使汪曾祺豁然開朗，悟到了寫作的真諦，他後來對自己的文學語言總結到：

「語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

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樸實卻不乏鋒利，溫情卻不矯情的原因。

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 1948 年

1958 年，因為系統內「右派」指標不夠，汪曾祺「補課」成為右派，鬥爭來勢洶洶，大字報貼滿了單位過道，批判會一開再開。但汪曾祺卻看得開，他曾在隨筆中風趣地寫道：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少有文人逃得過此劫，汪曾祺因為有「前科」就更是重點照顧對象，批鬥、遊街都少不了。幾年後，恰逢江青主抓樣板戲《沙家浜》而想到了曾經排過戲的汪曾祺，宣布他「可以控制使用」，才使他免於更多的迫害。

相比同時代的很多文人，汪曾祺是幸運的，自始至終家庭和順，即使在那 10 年的風雨飄搖中，家庭成員之間也並未隔閡反目。

這顯然得益於他對家人的用情至深、樂觀的人生態度和積極的家庭教養。

晚年汪曾祺

1979 年，汪曾祺獲得平反。有人問他：「這麼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

「隨遇而安。」

實際上，他寫過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說，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種溫和含諷的笑意。汪曾祺說，「我的性格就不是一個爭的人。不控訴、不置惡語，哀而不傷，怨而不怒。」

同時代人中，在楊絳寫的《幹校六記》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為。

這是一個作家天性中的良善，用情至深，而鮮少形於辭色，汪曾祺的動人，亦在此處。

新浪微博：L與CA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