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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

論阿米蒂奇與思想史研究的「國際轉向」

近20年來，「全球史」的潮流正在思想史領域展開，其中阿米蒂奇提出的「國際轉向」主張，對這一潮流進行了卓有見地的反思和發展。大衛·阿米蒂奇師從昆廷·斯金納，關注思想史的語境和空間議題，並致力於在全球倡導思想史的「國際轉向」。2013年，阿米蒂奇參加台北《思想史》學刊的專題論壇，與多位從事東亞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展開了討論。今天推送的文章《論阿米蒂奇與思想史研究的「國際轉向」》在全球思想史的背景下對這場討論進行了評述。全球思想史如何處理與「國族化」書寫的關係，在當前有限的觀念基礎上，全球思想史如何取得突破，這些問題都有待思考。

本文原載於《史林》2015年第3期，作者是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章可。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保馬」。

在世界範圍內，歷史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沒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現實政治環境、學科內部發展以及學科交叉作用等多種因素影響下，許多「轉向」應運而生，它們不只停留於口號，而發生在歷史學各分支領域實踐中，帶動一批新研究的出現，使史學變得更為多元和豐富。其中，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 和「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turn) 堪稱其中最具影響、最被熱議者。而就在最近20年，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悄然掀起，它試圖打破以往史學中民族國家和特定地域的敘述界限，在空間上重新塑造歷史學的眼光，其影響之大，亦有形成「轉向」之勢。

當然，近幾十年來的「轉向」多以「非替代性」為特點，著眼於對既往研究的整合與重構，並不會讓歷史學一夜變天、重起爐灶。但是，「轉向」之所以能成為「轉向」，也在於它大體上會在歷史學各個分支領域(或稱「次領域」)內同時發生，而形成集合態勢; 若只是限於某個次領域內的新觀點，尚不足以成為「轉向」。思想史作為歷史學中較為特殊的一個次領域，也深受以往各「轉向」影響，而在史學的「語言轉向」中則是最早投入的生力軍。

近年來，歐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從事語彙、觀念、文本、思潮等跨國家、跨地區流動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響應「全球轉向」。然而，迄今為止還很少有學者能像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一樣提出鮮明的思想史「國際轉向」(the international turn) 的主張，對這種趨勢本身進行理論化的反省和提升。我們需看到，無論是「國際轉向」還是「全球轉向」，都不僅旨在敘寫一部能包含各文明、各國家思想的「全球思想史」，它們並不是簡單地從空間上擴大思想史寫作的範圍，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替代性工作，而是希望對既往思想史書寫的空間思維模式做一種反思，這使其本身具有極強的理論對話價值。

大衛·阿米蒂奇

阿米蒂奇本人雖是研究近代早期的大英帝國和大西洋史出身，但作為「國際轉向」的倡導者，他一直希望將此擴展到全球各地域的思想史研究，而東亞思想史學者已迅速地回應其觀點。2013 年9 月在台北創刊的《思想史》學刊在第1 輯中就開設專題論壇，刊發阿米蒂奇《思想史的國際轉向》的中譯文，由五位從事東亞思想史研究的學者進行評論，並請阿米蒂奇作回應。這期論壇激蕩出許多思想火花，也證明包括東亞在內的全球各地域思想史研究，都能從「國際轉向」中受益，對傳統思想史書寫進行反思。由於相關論說都於最近提出，還未引起國內學界太多注意，本文就旨在做介紹和評述，並結合「全球思想史」的大背景做些探討，以期待更多新研究的開展。

一、阿米蒂奇其人與「國際轉向」的提出

大衛·阿米蒂奇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勞伊德·布蘭克費恩(Lloyd C．Blankfein) 講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國，1992 年在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之後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米蒂奇勤於筆耕，著述豐贍，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英帝國」的觀念溯源》等五種，目前正在撰寫《內戰: 觀念中的歷史》(Civil War: A History in Ideas) 。而他主編的各類著作則有11種之多。 此外，他還是諸種系列叢書的主編與編輯，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劍橋的老師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創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思想史研究叢書「語境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

阿米蒂奇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鎮。他的父親是英國海軍工程師，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服役，童年與父親的交談激起了他對大西洋和太平洋歷史的濃厚興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但他並非一開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國際史。阿米蒂奇剛進劍橋時，學習的專業是英語文學，直到博士階段，在研究彌爾頓《失樂園》時才開始對思想史產生興趣，而後他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兩年，在埃略特(J.H.Elliott) 教授引導下，選擇近代早期英國思想史作為研究方向。幸運的是，他得到斯金納的幫助，回到劍橋後轉到歷史系，並最終完成一篇有關「英帝國」思想的博士論文。

博士畢業後，阿米蒂奇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餘年(1993—2004) ，在此期間他繼續英國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當時北美的「英國史學」正面臨著危機和轉向，學者大多不滿足於在既有論題中固步自封，而希望更多以「帝國」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英國史，關注英國的國際關係和英國歷史的「全球」背景。阿米蒂奇本人正是這種轉向的推動者，其成果即體現在他的兩本著作《「英帝國」的觀念溯源》和《「大」英帝國: 大西洋史論集》中。

在2000 年前後，阿米蒂奇的研究開始轉向「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 ，當年他開始了名為「現代國際思想的基礎」的研究課題。該課題首先產生了一個意外成果，就是《獨立宣言: 一部全球史》一書。起初，研究「美國《獨立宣言》文本的國際背景」只是他構想中書的一章，但後來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麥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 建議他增加內容，討論《獨立宣言》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擴展成書後單獨出版。

該書出版後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短時間內就有了義大利語、法語、日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漢語6 種譯本，圍繞該書論點已召開多次研討會，同時還受到了世界各地學術圈外許多普羅大眾的關注。儘管該書關於《獨立宣言》某些段落的觀點遭到一些美國史學者的質疑，但它仍不失為近年來有關「文本跨地區、跨國家傳播」的一項示範性研究。它的出版和受歡迎促使阿米蒂奇重新規劃原構想的著作，並思考國際思想史的理論基礎。他所說的「國際思想史」指的不是「國際思想」的歷史，而是「國際」的思想史。其中的理論探討，即為後來出版的《現代國際思想的基礎》第一章《思想史的國際轉向》。

阿米蒂奇如此關注「國際」這一向度，部分緣於他之前對「大英帝國」的研究。當眼光聚焦於「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這個時間段時，「帝國」是無法繞過的歷史敘述對象，尤其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跨大洋、跨大洲的殖民帝國。而在最近兩個世紀，這些殖民帝國紛紛崩塌，各殖民地都開始產生獨立意識，建立起以民族為主體的現代國家。這種政治局勢變化，給各地區的歷史書寫都打上深深烙印，民族歷史學者們希望擺脫之前由殖民者們主導的「大歷史」敘述，逐漸自覺地以本民族國家作為敘述單位，以國族主義為方法論。思想史領域也受此影響，基於特定地區和民族、特定語言內的思想史書寫紛紛出現。

正是立足於「帝國」的研究經驗，阿米蒂奇不滿足於現代民族國家史學，在他看來民族國家模式為思想史研究鑄造了過於強硬的邊界，從而產生了「固化」(reification) 的危險，遮蔽了歷史的許多面向。因此，他更希望思想史能轉向「國際」。

然而，思想史有其特殊性，不同於一般的「全球史」。思想史研究要轉向「國際」乃至「全球」，遭遇的挑戰更為複雜。從當下「全球史」研究的整體境況看，佔主導地位的是「唯物」傾向，換句話說，研究環境和氣候變遷，物品、技術、人口、資本的流動等問題佔據主流，而研究較抽象領域的思想觀念、宗教文化則有所不同，它受制於語言和物質載體，與特定解釋框架的關聯也更為密切。在經歷民族國家史學洗禮後，國族主義變得根深蒂固，有時難以察覺; 而從另一方面看，伴隨著民族國家史學的盛行，思想史研究從方法上也在逐漸趨向「在地化」，這使得語言和地區的跨越對它來說愈發艱難。儘管從「帝國—民族國家—國際」這樣的變化看，似乎讓人有回歸之感，但阿米蒂奇相當審慎，觀念層面的「國際」研究不僅要超越民族國家界限，也要超越「帝國」遺留下來的心理邊界，它面臨的是全新的問題。

二、為什麼思想史研究需要「國際轉向」?

如果我們追溯「思想史」這種史學敘述的產生過程，那麼在一開始，「國家」並不成為問題。在16、17世紀，歐洲較早一批敘述「歷史上的思想」的學者，都基於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其自覺問題也是普世的。在早期，這一眼光可能是一種延續已久的基督教普世主義所致。而到了18、19世紀，啟蒙運動及其後的幾代學者有意識地以超越國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對觀念進行思考，他們論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觀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種族、階層、性別、年齡等。這種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稱作是「非國家的」(non-national) 。

但在最近的一個多世紀，尤其在所謂「非西方」世界的學者中間，由於政治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國族化的思想史書寫相當常見。如果僅僅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敘述思想史，那麼對後者的普世性並不會構成太大挑戰。但問題在於，這些研究「非西方」的學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比如各種「主義」) 來對本土思想進行描述。這種「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終貫穿著張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對本地思想進行定位，另一方面則儘可能地強調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過來又會強化民族國家的界限，當學者們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歷史譜系後，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納所說的一套「神話」( mythology) ，彷彿這些觀念本來就如此存在。這樣，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將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時，又在不斷地營造著「特殊」的普遍概念，擴充原概念的內涵，甚至使後者看起來像是「分化」成了許多不同的概念，加劇了思想史的地區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筆者較為熟悉的「人文主義」(humanism) 概念為例，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區的傳播，使學者們( 西方和非西方的) 都傾向於以其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論述中國傳統或儒家的人文主義在20 世紀大行其道。現有思想史辭典在解釋「人文主義」時，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區的「人文主義」都包容進來，而各種「人文主義」之間又頗有差異，形成碎片化的景況。「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產物，它強行用「人文主義」之類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會頻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內涵，還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豐富性和活力。

其實，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敘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並無謬誤。特定民族國家往往與特定語言相關，尤其對於那些由長期延續、穩定發展的文明轉型而來的民族國家( 如中國) 而言，語言及其產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產生和演變的土壤，也是其獨特性的來源。「後殖民」思想家法儂(FrantzFanon) 的著名說法是：「說一種語言，就是在承擔一個世界，一種文化。」從整體來看，這都可以都歸結為思想產生的「語境」。

按照凱利(DonaldKelley) 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著「內在理路」和「外部環境」這兩種解釋進路。 前者注重思想本身的發展和演繹邏輯，而後者看重的是外部的政治、社會、甚至個人生活因素對思想產生的影響。而在最近幾十年，尤其是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提出「語境」(context) 一說後，簡單的「內∕外」區分被一種更具針對性、更富解釋力的「語境」指向所涵蓋。這種「語境」既可包括「語言語境」，也包括社會、政治的「語境」。

無論是哪種「語境」，都會使思想在特定地區的形成環境被更多重視。葛兆光在評論中首先提到這點，並指出，傳統中國/東亞思想史的最重要「語境」，就是國家/王朝作為政治背景，中國思想史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這特定的政治語境。而「語言語境」帶來的衝擊則更大，在東亞思想史領域，以劉禾(Lydia Liu) 為代表的學者質疑辭彙和觀念在跨語際的翻譯過程中，兩種(多種) 語言之間不言自明的對等性，而更強調在「主方語言」中的創造性。對「語言語境」的考量，客觀上在不同語言的國家和民族之間划出了界線，跨越語境的思想傳播不能再被視為簡單的複製。

推動思想史研究走向「在地化」的，並不只有對「語境」的重視，還有觀念研究領域普遍出現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空間轉向」在近年來的歐美歷史學界和人文領域中也是一個熱門議題，它起源於20 世紀60 年代，最初發生在地理學和社會理論領域，而後擴散到諸如宗教、文學、人類學、藝術史等等學科。和許多類似「轉向」一樣，儘管各個學科中的「空間轉向」都包含著對「空間」的關注，但它在每個學科中表現出的具體問題是不同的。

在觀念領域內的「空間轉向」，實際上開始於科學史學科，科學史家們最先受到地理學領域的影響，開始質疑一種普世性的真理，而強調觀念的本土性。也就是說，觀念(包括科學觀念) 都是從特定的空間中產生的。就思想史和知識史的研究來說，「空間轉向」和對「語境」的追求是相呼應的，只不過前者更為強調空間、地理的一面。那麼，這種種趨勢相互合流，會不會愈發推動「全球的」思想史分裂成各自為營的一塊塊碎片?

阿米蒂奇對思想史的「在地化」有充分體察，在他看來，「語境」和「空間轉向」都不是思想史轉向「國際」的敵人。思想史當然可以專註於某一特定的地區，但它需要警惕的是一種「固化」的國族敘事模式。這種模式通過建立民族國家思想的歷史譜系，在不同的國家間區分出不同的「思想原型」，這樣，即使是那些名為「跨國」、「比較」的研究，也可能是在確認和強化這些「思想原型」，也就是強化國族界限。

李蕾(Leigh Jenco) 尖銳地指出，「政治理論的全球化往往使民族主義疆界更為穩固」，因為政治思想的在地「固化」會使得人們忽視觀念的流動性，「觀念的空間化其實是限囿了，而非助長了思想的移動性」。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不僅在思想領域，在更為常見的「跨國史」研究，比如對環境、犯罪、流行病、跨國公司等的研究中都會出現。思想被「普遍化」的過程，反而使得思想本身的流動性被遮蔽、被忽視，這正是思想史需要「國際轉向」的原因。

三、阿米蒂奇的「國際轉向」與「全球思想史」之前景

作為斯金納的學生和「語境中的思想」叢書主編，阿米蒂奇對思想史研究中的「語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為「國際轉向」的倡導者，他主張一種更為靈活、更為寬泛的「語境」理解。在回應葛兆光時，阿米蒂奇提出，「政治語境」和「語言語境」固然重要，但它們並不是全部，「語境」既不能等同於「當時代的政治文化」，也不能完全由語言所決定。「語境」可以是文化的、宗教的、制度的、經濟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一定是語言的或者概念的，也可以是物理的或者空間的。也就是說，「語境」可以超出國族邊界、語言邊界，甚至它會處在不斷流動變化中。

如何理解這點? 慕唯仁(Viren Murthy) 在評論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趣也很關鍵的問題：「為何有些觀念(比如革命、民族自決等) 會在特定時間裡，特別容易成為全球性的觀念?」這個問題是單純的「民族政治語境」和「語言語境」所無法解決的。尤其在最近幾個世紀里，跨國家、跨語言的全球「語境」和「在地」語境一樣重要。阿米蒂奇研究《獨立宣言》文本在全球的傳播，即能最清楚地表明，民族革命、民族自決的觀念是如何在不長的時間裡迅速蔓延全球，尤其是蔓延至「非西方」世界，為這些地區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語境」，使之同樣表達出自己的「獨立宣言」。

其實，無論是「語境」取向還是「空間轉向」，都可以被思想史的「國際轉向」藉助，來反對國族主義歷史書寫的「固化」模式。要衝破這一「固化」牢籠，最基本的態度是對思想流動性和對話性的充分強調。按阿米蒂奇的想法，英國的自由主義和印度的自由主義當然有差別，各自有其成長的「生態環境」，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就會分化成兩個概念，事實上，「它們的立論並不忽視彼此，而是經由對話，考量當地接受條件、流通性以及論點的交互影響」。所以，正確的態度不是急於塑造出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發展譜系(英國的/印度的) ，而是具體分析它們相互對話、接受、彼此影響的特殊「語境」。只有這樣，它們才不會被人為的國族界限所割裂，「自由主義」概念也能得以包容更多地區經驗，在更寬廣的思想基礎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普世取向是思想史的內在要求之一，但經歷了20世紀民族國家誕生浪潮後，啟蒙時代的那種簡單的「非國家的」思想史已經很難再成立。在阿米蒂奇看來，目前需要的，是一種整合跨國經驗的「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 思想史。提出口號固然容易，在今天的情況下，要整合跨國經驗、甚至全球經驗的思想史，該如何使用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那些基礎觀念?

毫無疑問，在經歷了這一波「在地」思想研究的熱潮後，啟蒙時代的西方思想家們勾划出的諸如自由、民主、人道之類的宏大觀念，儘管其辭彙形式沒有變，但內涵已大不相同。在近幾十年來的後殖民批判浪潮中，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已成為思想界的「政治正確」，這些宏大觀念背後附帶的權力運作，或者說「霸權」(hegemony)，已被充分曝露。學者甚至試圖將生髮了「現代性」的歐洲經驗描述為一種「地方經驗」，以此來實現對「中心」的消解。但消解之後，「無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狀況，無疑使得「國際的」或是「全球的」思想史又面臨著同一性的困難。

然而，無論是阿米蒂奇還是他的評論者，都極為看重以後殖民理論和「空間轉向」為代表的取向對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如果不是它們帶來的對啟蒙以來普世觀念的反思和對觀念「在地」情景的充分考量，那麼不同地區間的思想裂痕將越來越大，要尋求新的「超國家的」觀念就無從談起。所以，舊有「中心」的消解並不可怕，李蕾就提出，要重新考量思想傳播中的「通用化」(generalization，或譯「普及」) ，即不能因為思想在新的環境中重新建構，就否認其「通用化」的一面。而考量這種「通用化」的核心，則是基於其相通的部分，作一種「中心重定」(re-centering) 。

此外，阿米蒂奇也希望重新引入「長時段」( Longue Durée) 視角。幾乎在闡述「國際轉向」同時，他也在思考「長時段」理念與思想史實踐的融合。從「長時段」視角出發，可能會克服目光只聚集在短時間和共時層面時所導致的對「語境」的過分看重。

內戰：觀念中的歷史

作者：大衛·阿米蒂奇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整體而言，「國際轉向」其實並沒有它在字面上看起來(要達成「轉向」) 這般野心勃勃。阿米蒂奇原本只是期望揭露思想史敘述中的過度「國族主義」傾向，並主張一種更大、更寬廣、更靈活、更具空間性的「語境」理解。實際上，他並不諱言，「國際的」思想史要走的路還很長。若再進一步談論「全球的」思想史，則他的態度更為審慎。

要真正實現一種「全球思想史」，並不只是研究「國際」或者「跨國」思想史即可，它需要基於全球經驗的觀念基礎。與整體的全球史研究一樣，在當前，「全球思想史」只能更多地體現為願景和方向，各國史學界在理論和實踐等方面都未實現意見統一，若強而為之，則只是空頭大名，內里還是散落的地方或局部經驗的拼合。比如弗雷德里克·庫柏( Frederick Cooper) 就提出，即使是目前出現的跨語言、跨地區思想聯繫的研究，也只能稱之為「互相聯繫的歷史」( interconnected history) ，還不能構成「全球」。

為什麼說目前思想史研究所能提供的觀念基礎還不夠寬廣? 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從時間上看，由於對觀念跨國、跨地區流動的強調，現有的「國際」思想史更多關注的是此類流動較為頻繁的近幾個世紀，然而，對於各文明相對獨立發展的較早時間段，仍然需要有能真正突破各自文明「語境」的「中心重定」。第二，從空間角度看，「全球史」或者「全球思想史」關注的空間範圍，應該包括整個地球，不僅是那些已經發展出高度現代文明的國家，也應包含那些尚未接受現代文明，甚至是還處於相對原始狀態的地區。「全球」對思想史的空間視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要完成這一目標，還需要思想史學科外的，諸如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幫助。

但無論如何，對大部分學者來說，民族國家還是現實的生存境遇。可以想見，除非在「帝國—民族國家」後，人類的組織格局出現新的變化，否則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仍將長期存在。但是，我們或許可以期待，經過這一輪的「國際」和「全球」轉向之後，包括思想史在內的歷史書寫，將具有新的、更為寬廣的眼光，而千百年來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生活的一些思想觀念，也會被重新加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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