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為何失敗，責任又在誰？孫中山和黃興為何就此分道揚鑣？

楊天石

楊天石，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季我努學社顧問，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專家委員會委員等。楊天石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的研究。著作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黃興主張持冷靜態度，謀法律解決。其後，孫中山命陳其美、章梓分別在上海、南京起義，黃興認為孫中山不善用兵，自請挂帥。7月29日，黃興認為敗局已定，離軍他走。事後，孫中山認為黃興出走，導致二次革命失敗，因此，對黃興大為不滿。1914年8月14日，他在致美國人戴德律的信中說：「他在第二次革命期間竟然棄南京而逃，曾使我痛失所望。」二次革命失敗，革命黨人紛紛流亡日本。孫中山、黃興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發展並加深。

孫中山主張解散本已十分鬆散的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振作精神，「一致猛進」，迅速發動三次革命，以武力推翻袁世凱的統治；黃興則主張保存國民黨，加以整理擴充，宣傳黨義，培養幹部，長期準備。支持孫中山的有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謝持等；支持黃興的有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鈕永建、譚人鳳、李根源、林虎等。

1924年，孫中山與宋慶齡視察廣州北郊石井兵工廠

當時，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黨員散漫，不統一，不肯服從領袖的命令，因此，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力圖加強組織性、紀律性，樹立領袖的絕對權威，在誓約中規定：入黨者必須「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保證「服從命令，盡忠職守」，「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除填寫誓約外，還要加蓋指模。黃興、李烈鈞等人反對孫中山的這些做法，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柏文蔚雖曾一度加入，但不久即不再過問黨務；陳炯明在南洋，孫中山幾次寫信，邀他來日，均置之不理。

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召集革命黨人會議

1914年5月29日，孫中山致函黃興，追溯二次革命失敗原因，函稱：「及今圖第三次，弟欲負完全責任，願附從者，必當純然聽弟之命令。兄主張仍與弟不同，則不入會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弟有所求於兄者，則望兄讓我於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同函並稱：「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命令耳。所以，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6月初，黃興復函孫中山，承擔南京兵敗的責任，但是，黃興也尖銳地批評孫中山說：「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乎!」批評孫中山「慕袁氏之所為」，實際上是批評孫中山搞專制獨裁。同函中，黃興又說：「先生欲弟讓先生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為期，如過期不成，即讓弟獨辦等語，弟竊思以後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個人之天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以後請先生勿以此相要。」

1911年，黃興任廣州起義總指揮時攝

6月3日，孫中山再次致函黃興，堅持認為，要建設完善民國，非按照自己的辦法不可。他說：「兄所見既異，不肯附從，以再圖第三次之革命，則弟甚望兄能靜養兩年，憚弟一試吾法。」孫中山的這種依靠個人，獨力領導革命的想法受到許多人的反對。

6月3日函中，孫中山並表示，以後彼此間決不談公事，但仍視黃興為良友。至此，孫黃間已無合作可能。同月30日，黃興離日赴美。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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