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沈從文的土改書寫與思想改造
內容摘要
1951年底，沈從文為了進一步改造思想，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學作品，響應中共中央號召，遠赴內江參觀了三個多月的土地改革。由於沈從文身體狀況欠佳，他未能參與土改的核心工作。沈從文既希望發揮自己的所長，創作出並肩經典的抒情式「現代小說」，又想向當時盛行的著力於普及的「故事」靠攏。沈從文在土改中的相對邊緣的位置，以及他在創作思想上的矛盾，導致他最終沒能創作出滿意的作品。他雖決心改造自己，卻在寂寞中面對川南山川風物，並在重讀《史記》中找回自我，構建出動靜對照，「有情」與「事功」的理論，重回「超階級」立場。這表徵著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難和限度。
感謝作者李斌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李斌
沈從文的土改書寫與思想改造
土地改革是新中國成立前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關係到億萬農民的翻身和農民主人翁地位的確立。組織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土改工作隊，是中共在土改中的重要政策，目的是通過土改來改造他們的思想。沈從文參加土改有著更重要的意義，他希望這次實踐能夠拯救他處於困境的文學創作。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寫出「一兩本新的時代新的人民作品」 1。作為一位擅長小說創作的多產作家，這次又在農村土改中生活了三個多月，沈從文的主觀願望為什麼就沒有實現呢？關於沈從文與土改的研究，除傳記式呈現和相關描述外，或將其土改期間關於「有情」與「事功」的論述放至20世紀中期海內外學者關於抒情言說的譜之中2；或認為他在一體化機制下，有意克服「人民的文學」否定個人、否定生命、以文學為工具的弊端，從而對土改歷史作出了超越性思考3。這些研究都從某一角度呈現了沈從文土改書寫的獨特性，但均拔高了沈從文作為現實對立面的意義、誇張了其對歷史的「有情」，而對具體歷史語境的複雜性和沈從文的矛盾掙扎缺乏辯證分析。本文將沈從文的土改書寫放回他在土改中的親身經歷和時代氛圍中，辨析他與主流思想及文學風尚的齟齬，進而追問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與限度。
一
沈從文參加的是北京赴西南地區土改工作第七團，工作地區為內江縣第四區（今內江市雙才鎮），工作時間為1951年11月8日至1952年2月20日，共計105天。內江屬於川南，地主佔有土地率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剝削嚴重，情況複雜。土改由縣土改指揮部統一組織。指揮部向每區派出土改中隊，由縣、區兩級領導分別擔任正、副隊長。區中隊在該區重點鄉設立中隊部，向每村派出1—2名工作隊員領導土改。第四區中隊部最初設在烈士鄉一個由大糖房改造的區公所。沈從文被分配在中隊部調研組擔任調研員。
沈從文
結合當時縣委幹部田文彬《內江縣土地改革運動的回顧》和沈從文書信，可知當時內江土改各階段的起止時間、主要任務及沈從文在其中的角色。
第一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動員，發動群眾，調查研究，制定方案」 4，時間大致為1951年11月3日至11月底，沈從文到達內江第四區的時間為11月8日，土改已經開始5天了。11月13日，沈從文在家信中說：「今天陽光溫和，大家聽解答報告去了，我因為頭不受用，很累，留在住處。」 5所謂「解答報告」，應該是內江第二期土改第一階段第一小節的工作，即「廣泛宣傳土改政策，動員各階層認真執行《土改法》」 6。沈從文「頭不受用」，是因為他長途奔波，加上對當地飲食不習慣，導致「血壓高些，心臟不太好」 7。第二天，他下了一次鄉，走了三十里路，花了一上午時間，覺得「頭很重」 8。沈從文的身體狀態可能給當地幹部造成一定的影響，他成為了被照顧的對象，這意味著他離開了土改的核心工作。
第一階段第二小節的工作是「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組織階級隊伍」 9，沈從文11月14日在家信中說：「過不多久，有些人就得分別下村去了，過三五天即得分住貧農家，一個一個去住，再會齊來報告的。」10下村去的工作隊員「有目的有對象地進行訪貧問苦，『吃貧雇，住貧雇，與貧雇幹活路』，同貧僱農打成一片，廣交朋友，擺家史，倒苦水，談剝削，挖苦根，回憶對比算賬，談心交心，扎正了『根子』，重點進行培養，並依靠『根子』，有對象有計劃地積極串聯。」 11 「訪貧問苦」「同吃同住同勞動」對於知識分子樹立群眾觀點和階級觀點，紮實投身土改工作十分重要。中南局秘書長杜潤生告誡下鄉參加土改的知識分子應該「做土改中的日常的具體工作，就要在具體事務上為農民服務，以求得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和農民打成一片」12。陽翰笙總結土改經驗時說：「所有領導的幹部都應該深入一個鄉，一個重點村，重點組，重點人。並應親自做到培養一個核心骨幹，交好幾個貧僱農作知心朋友」13。郭沫若的夫人於立群在廣西參加土改時「長期住在貧農家，幫做家務」14。參加川北土改的劉玉芬走訪了村子裡最窮的一家，深受震動，從而轉變了思想。15《暴風驟雨》中的工作隊員王春生同趙玉林一起推碾子、侍弄園子地，和趙玉林建立起了感情，才獲得趙玉林的信任，了解到屯子里的真實情況，打開了工作局面。
沈從文土改期間家書
沈從文十分明白，「一定要到村子裡去工作，才算是工作起始」16，但他一直住在中隊部，「住處是孤獨的一個單位，在山頂，四圍有竹樹環抱」。17直到離開內江前，他還在家信中說：「我住的中隊部，也即如軍中的指揮部，不算是土改戰鬥前線，因之也可以說沒有和土改戰士一道，沒有和農干一道，小組中種種是明白得不甚具體的。」 18沈從文一開始就吃「中灶」 19，比老百姓吃得要好很多。不久他的伙食水平又有提高，介乎小灶和中灶之間，「這是組中的上等伙食，如下村同志，吃的只是紅苕拌飯，牛皮菜。是目前貧僱農一般情形」。20即便如此，沈從文仍覺吃不消。沈從文既沒有訪貧問苦，也沒有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所以他在土改第一階段並沒有獲得多少實質性的材料。
第二階段「按照政策，劃分階級，民主評議，三榜定案」 21，時間大概是1951年12月。12月3日，沈從文到村子裡去開會，這次會一連開了四天，沈從文擔任記錄，工作對於他來說十分繁重，「目下是頭腦和心都希望有個把月休息」 22。這次沈從文被分下去和農民代表「同吃」，但「飯太硬，菜太辣，吃了四頓，消化不了」23。會議結束後他自己挑行李回到三里外的住處，覺得「十分疲倦」 24。回到住處又連續開了兩天會。很多工作主要是通過這種開會討論的辦法完成的。「半夜裡還有人從這村子走到那個村子，反覆反覆的開會，老太太、小孩子，都參加這種運動！我們的學習會，也是整天半夜的開。」25但對於沈從文來說：「路滑不好走，晚上小村子各種會都無從參加。」26
第三個階段的任務是組織群眾鬥爭地主，沒收地主財產。這個階段是土改的高潮，時間大概為1951年12月底至1952年2月初，沈從文稱之為「最緊張活潑的階段」27，每個村莊都有激烈的鬥爭。沈從文每隔幾天，就背著包，拄著打狗棍，從一個村子轉到另一個村子去看鬥地主，這才真正跟農民和幹部有了較多接觸，但他聲音嘶啞、心臟不好受、胸部痛苦，狀態不大好。12月27日，一連開了四天會的沈從文「獨自背了個被卷先回來」28。在這種火熱的鬥爭中，沈從文卻計算著歸期：「日子可能要到二月底，我實在希望一月底可回來。」29
第四階段是查田定產，分配土地，時間大致是1952年2月份。沈從文參加了部分工作，看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比如「『個體利益』和『群眾平均思想』」 30的矛盾。但工作尚未結束，沈從文就離開內江回北京了。跟前一階段沈從文想回家不同，回北京前他感嘆說：「我還應當綜合知道許多人許多事，可是時間太短了。」31
總體來說，沈從文是參觀土改，而不是參加土改。這種狀態為當時人們所不取。杜潤生曾告誡下鄉的文藝工作者千萬不要「作為農民鬥爭的一個旁觀者」 32。丁玲認為：「我們下去，是為寫作，但必須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單純為寫作。」 33劉祖春認為，文藝工作下鄉「要用人民的服務員的身份首先去為他們工作，熱烈的工作」 34。儘管沈從文在出發前請教了丁玲和劉祖春有關土改中的注意事項，但由於身體等原因，沈從文並沒有真正參加土改，而是將大量時間用在了獨自面對山川風物構思作品上，這影響了他的土改文學創作和思想改造。
二
沈從文在土改前兩個階段，對地主、農民和幹部三種力量都不熟悉，對於農村生產和新型民主也不熟悉，他沒辦法構思出當時人們期待的作品。反倒是川南的山川風物與湘西有著相似之處，給了沈從文重新找回自我的機會。沈從文在土改中相對邊緣的位置，使他有大量閑暇，或靜心體驗，或登高遠眺，從土地物產和自然風光中獲得靈感。
沈從文所住的地方「入晚天上淡白，十分靜，只聞山雀在屋後大竹林中聒噪，和小孩子哭聲。鳥相當多。院子中空而靜，我一人坐在階砌間」35。其他工作隊員下鄉後，他體驗到「靜得離奇」36的場景。他喜歡「到屋後高處懸岩邊去」俯瞰：「但見四野丘陵連亘，到處是褐色和淡綠色甘蔗林相間相映。空氣透明，而微帶潮潤，真是一片錦繡河山！」37
這種到農村後依然在凝視「風景」中表現孤獨內心的現象，是相當一部分作家曾經有過的經歷。孔厥回憶1940年和葛洛等人到延安鄉下參加工作時說：「雖然和廣大群眾在一起生活，有時候竟還感到寂寞！在那荒山野溝里，他們抽空找『風景區』玩，或是到『思索溝』里思索創作問題。有時候實在悶得慌，我就跑到高高的山頂上，出一出憋在肚子里的悶氣；眺望著遙遠的南方，心裡是怎樣地想念著故鄉的平原啊。可見那時候的精神生活，離農民是多麼遠！」 38孔厥意識到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離農民很遠，所以後來深自反省，真正深入到農民的生活中去。沈從文的精神狀態和孔厥相似，在一年前，他曾檢討自己具有「脫離現實的空想性」，原因是「過去生活孤寂，日和自然景物相對，得到畫面愉快的底子，再加上習得的美術知識，兩相綜合，影響到性情」39。現在雖到農村面對火熱的鬥爭，沈從文卻並沒有改變。
沈從文站在高處，俯瞰下去：「一面是位置在一個山頂絕崖上的砦子，還完全保留中古時代的風格，另一面，即在這些大莊子和極偏僻窮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來的或本地幹部同志，在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40沈從文由此提煉出動靜對照的世界圖式。他所謂的「靜」，包括自然風光與保留千年的傳統生活及生產方式，而「動」，指當時正在開展的土改工作。沈從文對於「靜」十分傾心。山中池塘邊的釣叟讓他感動，他多次寫到他：
上面最離奇的是一個老頭子，在這種山頂上作姜太公，用一支相當精巧的小釣竿，在山頂小堰塘中釣魚，用灰面作餌，蹲在那田埂上自得自樂。……一面這種砦子中日長如小年的有人釣魚，一面是山腳下每一處，都在進行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階級鬥爭，動靜兩相對照，給人一個離奇印象。41
唐寅《溪山漁隱圖》
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這事實上涉及「漁隱」的主題，有論者討論到1957年沈從文有關上海外白渡橋的速寫時說：「中國傳統的繪畫裡面，『漁隱』的主題其來有自，尤其是以瀟湘山水——南方楚地的山水——作為主題的漁隱圖，是從五代以來就不斷被重複演繹、詮釋的小傳統。」42關於沈從文和國畫的關係及由此表徵的思想意義，下文還將詳述。釣叟是沈從文的自我鏡像，他對此反覆書寫，意味著他肯定土改中的自我作為「隱士」的位置，也表徵著他和土改及當時文學主流的疏離。
如果以此創作一部帶隱逸色彩的抒情小說，其實未嘗不可，但沈從文在如何用文學反映土改時一直存在矛盾。有論者認為：「沈從文因對『講故事人』的自覺而獲得了自己獨特的小說意識，並在1930年代初達到了小說理念的成熟；最終則因為自己作為一個曾經的講故事人形象的消隱而變成一個孤獨的現代小說家。」 43也就是說，沈從文的作品在文體形態上經歷了從「故事」到「現代小說」的演變，而這種演變在沈從文那裡有進化的色彩。但此時的沈從文雖然覺得用抒情式「現代小說」表現土改在文體等級上更為高級，他卻又覺得「故事」可能在當時更加有效。他曾跟同來參加土改的演員金野討論道：
我總覺得用中篇小說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變動，歷史的變動，安置到一個特別平靜的自然背景中，景物與人事一錯綜，更是容易動人也。但當成戲來寫，社會性強，觀眾對於地方性生產關係，也可得到一種極好教育。44
沈從文所謂的「戲」，跟當時流行的土改小說所採用的側重人事的「故事」式表達相似，「小說」則是側重自然背景與人事結合，表現作者悠遠深至情感的抒情式「現代小說」。抒情式「現代小說」固然「更是容易動人」，但「故事」卻「社會性強」。究竟如何選擇？這讓他糾結了很久。到土改第三階段時，沈從文還說：「如果寫個戲，用四幕或五幕，大致可提出許多問題，都是過去還沒有人提出的。但這個區域從人事和自然對照，卻是個小說溫室。」 45可不久他又說：「從語言測文化，這裡鄉村文化比其他地方為成熟。封建剝削關係也同樣反映這種成熟，因此表現到戲劇中時，應當比小說生動深入得多。」只是對於他來說：「一個外鄉人來處理這些題材時，也即困難得多，而且缺少共通性。」他又批評當地的土改文學：「只會寫事，缺少事以外的空氣」，「缺少共通性，外省一般讀者並不能得到印象」46。
「共通性」是沈從文特有的詞語，一層含義指不同區域讀者都能看懂的普遍性，另一層含義則是名著的特質。在他看來，從屈原到魯迅的作品都具有這種特質，那是因為他們「對於人的愛與哀憫，總彷彿接觸到一種本體，對存在有了理會」 47。他以「共通性」為標準期待自己的土改小說，實際上是向著「提高」的路上邁進。這跟當時的文藝政策和左派作家的認識背道而馳。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論述了「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48。沈從文多次稱讚毛澤東的講話，對於毛澤東有關普及與提高之關係的論述也十分清楚49，這必然導致他對「共通性」也存在猶疑態度。
三
1952年1月2日，沈從文畫了一幅題為《遠望盧音寺》的鋼筆速寫，表現的是作者「從高處遠望丘陵地五里外高處一山砦『盧音寺』景象」，畫面為上小下大的梯形，上邊是山砦，「為黑色石頭孤峙獨出，四圍壁立，只一砦門可以上下」，「四圍是甘蔗田，下部為一大糖房」50。這幅鋼筆速寫從構圖和表現主題來看，都是山水畫的風格，體現了傳統文人的雅趣。這跟當時流行的表現工農鬥爭生活的木刻版畫大異其趣。後者突出人物刻畫，人物的表情甚至肌肉都躍然紙上，是寫實的；而前者主要表現風景，即便有人物，也大都粗枝大葉，面目不清，是寫意的。不久後，沈從文「回到盧音寺腳下山村時，正有個老農扛了個長柄蝦撮下田撈魚，神氣和夏圭山水畫中的漁人一樣」51。夏圭是南宋山水畫的代表人物，他的《溪山清遠圖》等名重一時，深刻影響了後人的審美觀念。這也透露出沈從文站在懸崖上對著山川風物思接千載，體現的正是傳統文人士大夫的高情雅緻。
《遠望盧音寺》沈從文繪
《遠望盧音寺》說明文字
在創作了這幅鋼筆速寫後不久，沈從文迎來了寂寞的舊曆年，他在溫習過往人生中完全回到了過去的自我，並通過閱讀《史記》列傳選本，上升到了理論自覺。這就是「有情」和「事功」的對立：「『有情』和『事功』有時合而為一，居多卻相對存在，形成一種矛盾的對峙。對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會中『事功』相背斥，易顧此失彼。管晏為事功，屈賈則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無能』。現在說，且不免為『無知』！」52沈從文顯然更欣賞後者：「一切英雄豪傑、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後還如相晤對。」 53如果對應當時的現實，可以發現沈從文的驕傲。他將自己和其他人對立起來，覺得土改中的幹部和農民都屬於「事功」一面，這從長歷史來看，終究不會留下痕迹，而作為邊緣者的沈從文自己，由於掌握了「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看似寂寞，卻能在「千載之下百世之後」仍然發揮作用。
這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當然不是像當時流行的土改文學那樣側重於人事鬥爭的「故事」。沈從文認為，《史記》「列傳卻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東西。我們說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的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認識。因之用三五百字寫一個人，反映的卻是作者和傳中人兩種人格的契合與統一」54。如何才有「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認識」呢？沈從文在另一處的表達可為解釋：「應如何從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於經驗知識，能理解的如何有限！」55所謂從「生命全部去看」，不要「局限於經驗知識」，意指應該將人類作為整體，而不是分為某幾個階級，如果從某個階級的角度看問題，必然會「局限於經驗知識」。如此，我們可以理解沈從文的「動」「靜」。無論是農民翻身鬥爭，還是地主反抗回擊，都是「動」，而這些「動」在長歷史和自然風物這個「靜」的大背景下，很快就會消失無形。因此，沈從文對這些「動」充滿了悲憫，類似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境界。
在1952年1月5日的書信中，沈從文曾描寫了一次鬥爭地主的場面，這像極了一幅速寫，畫面上只有群像，沒有任何突出的個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給人「異常沉靜感」，對此的閱讀十分類似於在美術館參觀鏡框里的油畫。他還特別描出「油菜田蠶豆麥田」、「丘陵竹樹」56，從而引向悠長的歷史。以這些物產風景為代表的「靜」如上帝一樣，是歷史真正的主宰。而人事的紛紜，在它注視下如小兒之遊戲，這自然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所以出場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名字，他們只需要一幅剪影就夠了。當沈從文以上帝視角俯瞰芸芸眾生，這在他的言說中為「有情」，但對於經歷剝削和壓榨，正積極投入翻身解放的有血有肉的農民，或極個別被誤判為階級敵人的，都不過是他抒發隱逸之情的介質。面對紛雜的人事，他如此遙遠和冷靜，也如此「無情」。
這種避實就虛、「左右連屬」，突出變動人事以外的安靜自然，以上帝的眼光俯瞰人世，充滿「轉喻」的抒情風格，其實是自30年代以來沈從文作品的突出特點。無論是《歷史是一條長河》中對水和石頭的書寫，《綠魘》中「觸著了『生命的本體』，並進入平靜超脫的『境界』」57，還是《傳奇不奇》中「亂雜雜的隊伍和雪後鄉村的安靜」 58的鮮明對比，都體現了這樣的抒情風格，正如論者所說，這「必將驅使我們質疑使砍頭合法化的政治制度」59。如今，沈從文又回到了過去。當時流行的土改小說被正義與非正義的鬥爭所貫穿。而在沈從文這裡，貫穿著的是動靜對照。土改鬥爭在他筆下泯卻了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僅是歷史長河中的偶然事件，無論是地主、農民，還是幹部，都不過是歷史的過客。這當然不會像論者所認為的，沈從文「同情『一切被踐踏和侮辱的階層』的『鄉下人』的立場」使他在土改前後「並不困難地就接受了『為工農兵的文藝』」60 。
沈從文用抒情的方式否定了舊時代的暴力，而現在他進入了新時代，一個他歌頌和拜服的新時代，假如他仍然採取書寫舊時代的方式來書寫新時代，新時代在他筆下也將成為否定的所在，這跟他的初衷背道而馳。這究竟是他的文學理想背叛了他的思想？還是相對於表態言論，這才真正代表了他的思想？
他關於這次土改的唯一一篇小說《中隊部》卻違背了他對理想作品的期待，他本要將動放置在靜的背景下書寫，但小說卻以中隊部接線員一個又一個的電話交流拼接而成，顯得紛擾雜亂。那個安靜的釣叟也只是在接線員的談話中呈現，不過是「動」的附屬，而並非相對於「動」的更有力量的存在。《中隊部》並非抒情式的「現代小說」，當然更不是當時典型的「故事」。
《中隊部》表徵著沈從文在書寫土改時那種揮之不去的矛盾和猶豫。事實上，他對新中國成立後的主流文學形態有著清醒的認識：「另一時真正農民文學的興起，可能和小資產階級文學有個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絕無風景背景的動人描寫。因為自然景物的愛好，實在不是農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只是小資情感。將來的新興農民小說，可能只寫故事，不寫背景。」61當沈從文以《中部隊》向這種「農民文學」靠齊時，他事實上放棄了自以為高級的抒情式「現代小說」。但他對農民卻沒有深至了解，對「農民文學」也沒有真正認同。所以他有關土改的創作在人我兩面均不被認可。
四
中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土改，目的是為了改造他們的思想。62較早參加土改工作的黨外知識分子群體是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師生們，他們的行為獲得了支持與肯定，《人民日報》刊出文章，肯定他們「希望能在這一富有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中鍛煉與改造自己」 63。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中說：「在土地改革中，各民主黨派的幹部、城市中的教職員及其他民主分子願意參加土地改革工作者，應吸收他們參加，並且不必要他們迴避本地，這可使他們和農民群眾都能獲得有益的考驗和教育。」 64 1950年6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閉幕詞中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各階級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應該贊成土改，土改考驗著全中國人的立場，他希望大家能順利通過土改這一關。 65 1951年3月，毛澤東專門致信劉少奇等人：「今年還有九個月，應從北京、天津兩市組織四五批至七八批參觀團或參觀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華東、中南，如有飛機也應去西南）去參觀土改和鎮反工作。」 66 1951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各地應動員中上級幹部和黨內外文化工作人員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土改。不久，中共中央在一份通報中指出：「各地黨委應該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幹部一樣來使用與教育，按照他們的政治態度、政治水平與工作能力分配一定的工作（有的並可吸收參加土改領導工作）。盡量吸收他們參加各種土改工作會議，組織他們與當地土改工作幹部一起學習。」 67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通過
對文化工作人員「當做自己的幹部一樣」來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可以作為參考。毛澤東認為，文化工作人員要改變立場，就要熟悉工農兵及其幹部，要覺得工農兵比知識分子乾淨，「這就叫做思想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 68。也就是說，思想改造的核心，是階級立場的變化。對於這一點，參加土改的文化人士是自覺的。通過參加土改，很多知識分子逐漸開始跟農民站在了同一立場。沈從文的同事賀麟在土改中發現：「大家更嚴肅地決不願以第三者超階級的立場來靜觀這場翻天覆地的偉大的革命鬥爭。」69他的另一位同事吳景超經過土改，「充滿了對農民的愛，對地主的恨，把土改看作與自己血肉相關的一件事情。這點感情的內容，是由於與農民共同參加反地主的鬥爭而獲得的。」 70他的朋友朱光潛則在土改中聽了農民的訴苦，「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71。這都是毛澤東所謂的「思想感情起了變化」的例子。
沈從文對於階級立場轉變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華北革大的學習中總結自己「在階級鬥爭中即和大多數書生一樣，便有超階級意識反映」72。過去的工作是「超階級性」的，作品「和人民的要求與發展步驟遊離，越來越遠，筆下也就越寫越零亂」73。所以他決心以「人民立場為準」，「以階級立場要求」，「用理論鍛煉和生活實踐同一進行」74。他去內江的途中寫道：「要從鄉村工作鍛煉，自己也才能夠在思想上真正提高。目下說來，處處還是小資的自私自利思想，個人打算，而且是幻想多而不切實際，受不住考驗的，我要從工作實際中改造自己。」75到了內江後，沈從文在書信中不斷表示必須要用真摯的情感去愛新中國，要努力為新中國工作；對於新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他都無條件支持；對於毛澤東著作，他也多次表示信服，覺得這是新中國前進的指南針。
但沈從文轉變階級立場只是停留在語言層面，當他直面文學為什麼人服務，文學創作的普及與提高等問題時，他並沒有像他所宣稱的那樣站在人民的立場，而是重新回到了「超階級」的立場。具有象徵性的事件是在接近除夕的一天深夜，他在隔壁鄰居的吵嚷聲和哮喘聲中挑燈夜讀，「看了會新書，情調和目力可不濟事。正好月前在這裡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記》列傳選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燈下反覆來看，度過這種長夜」76。沈從文所看的新書，根據他此前在家信中的記載，當是毛澤東著作、丁玲雜感集以及有關土改的文學作品。這些新書不符合他的「情調」，而那本《史記》選本，卻反覆看，越來越有興味。這再一次彰顯了沈從文和時代的距離。
《史記》藺相如列傳
有了《史記》和過去自我的支撐，沈從文對「思想改造」提出了獨特看法。他隱隱之中自居為「馬列魯迅高爾基」的正統，認為他們的特點是「博學多通」、「對一切有情」 77，而當時的思想改造沒有從這些方面學習馬列，所以不得要領，偏離了「馬列魯迅高爾基」的方向。但事實上，沈從文對「馬列魯迅高爾基」有極大誤解。的確，他們「博學多通」，但他們並非「對一切有情」，對於新興的無產階級，他們有深摯的愛，對於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者，他們希望其能儘早退出歷史舞台。沈從文所理解的「馬列魯迅高爾基」，其實只是他自己的鏡像。由此，他對思想改造的質疑，事實上是以自己為主體，拒斥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
當沈從文接過對方的話語系統，自居「馬列魯迅高爾基」正統時，他對當時政策有了更多的批評。他認為當時向優秀傳統學習學走了樣：「因為說的既不甚明白優秀偉大傳統為何事，應當如何學，則說來說去無結果，可想而知，到說的不過是說說即已了事，求將優秀傳統的有情部分和新社會的事功結合，自然就更不可能了。」78新中國文化界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而在沈從文那裡，只有繼承，缺少批判，他希望將《史記》和南畫的抒情傳統復活在土改文學中，而在當時流行的觀點看來，為了反映這個亘古未有的偉大時代，傳統的做法當然是不夠的，所以得向時代和人民學習。沈從文理直氣壯的批評，正好反映出他對這個新時代的不了解，但卻借用新時代的話語，佔據批評的制高點，頑固保持住自己的主體性。
沈從文在理論上借用新話語的行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當時領導內江土改工作的內江縣委書記郭克曾說，沈從文「在土改結束時，一個夜晚，在『民樂』（旅館）失聲痛哭。他真正觸及到『立場』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不只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而是一個人在階級社會中如影隨形、與時俱在的客觀存在」 79。不久前還有學者認為，沈從文在土改前後調整和轉變自己的思想，接受新的意識形態，真誠地「宣布要將『一切從大多數人民長遠利益出發』作為自己的一個『不變』的『根本原則』」，「經過土改實踐，『深深明白』了『集體主義』的『重要』，是真實反映了他的『新思想』的」，所以他放棄了過去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些特質。80這些不正確的觀點都是對沈從文的思想狀態缺乏深究所致。
沈從文自己卻明白，他雖然自居「馬列魯迅高爾基」的正統，畢竟是孤獨的，因此他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有種宿命般的失敗感：「我在改造自己和社會關係，雖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許還是那個——不可忍受而終於還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 81沈從文思想改造的不徹底從一個側面表徵了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難和限度。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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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025）》，《沈從文全集》（第19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頁。
2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10頁。
3 張謙芬：《沈從文建國初期的土改書寫》，《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8年第1輯。
4 6 9 11 21田文彬：《內江縣土地改革運動的回顧》，《內江市東興區文史資料》（第2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委員會編，1991年版，第41、41、42、43頁。
5 7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113（1））》，《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58、162頁。
8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113（2））》，《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63頁。
10 35沈從文：《致沈龍朱、沈虎雛（19511114）》，《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65、166頁。
12 32 杜潤生：《在中南第二次文藝工作會議上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文藝工作者怎樣參加土改》，湖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委會編，1950年版，第21頁。
13 《陽翰笙日記》，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33頁。
14 柳州市沙塘鎮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沙塘鎮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頁。
15 王英：《革命的熔爐：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之考察》，《文化戰略與管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頁。
16 75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108）》，《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55頁。
17 19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119）》，《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68、167頁。
18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20129（1））》，《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324頁。
20 37 40 47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119-25）》，《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80、172、172、180～182頁。
22 26 44沈從文：《致金野（19511202）》，《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95、194、197～198頁。
23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203）》，《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01頁。
24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206）》，《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09頁。
25 沈從文：《致沈龍朱、沈虎雛（19511218）》，《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37頁。
27 28沈從文：《致沈虎雛（19511227）》，《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49、251頁。
29 45沈從文：《致張兆和（19520113）》，《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82、283頁。
30 31沈從文：《致張兆和（19520209）》，《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347、348頁。
33 丁玲：《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文藝工作者怎樣參加土改》，第70頁。
34 劉祖春：《先做好一個政治戰士》，《文藝工作者怎樣參加土改》，第80頁。
36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130）》，《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186頁。
38 孔厥：《下鄉和創作》，《文藝工作者怎樣參加土改 》，第111頁。
41 沈從文：《致張兆和（19511212-16）》，《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20頁。
42 王德威：《沈從文的三次啟悟》，《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128頁。
43 吳曉東：《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46 沈從文：《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11212-16）》，《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22、223～224頁。
48 6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851頁。
49 沈從文：《自傳》，《沈從文全集》（第27卷），第62頁；沈從文：《我的感想——我的檢討》，《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頁。
50 沈從文：《遠望盧音寺》，《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65頁。
51 沈從文：《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20129（1））》，《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330頁。
52 54 76 78 沈從文：《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20125左右）》，《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318、319、317、319頁。
53 55 81沈從文：《致張兆和（19520124）》，《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312、311、312頁。
56 沈從文：《致沈虎雛、沈龍朱（19520105）》，《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67頁。
57 李松睿：《論沈從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文學思想》，《文學的時代印痕》，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版，第263頁。
58 沈從文：《傳奇不奇》，《沈從文全集》（第10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頁。
59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頁。
60 80 錢理群：《1949—1980：沈從文的堅守》，《歲月滄桑》，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8，23、17頁。
61 沈從文：《致沈龍朱、沈虎雛（19511226）》，《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246頁。
62 相關論述參考崔曉麟《土地改革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莫宏偉《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過土地改革「關」》（《毛澤東思想研究》2008年第3期）等。
63 《國立美術院師生 參加京郊土改》，《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1日。
64 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 11年版，第266頁。
65 毛澤東：《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頁。
66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頁。
67 《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各界人士參加與參觀各地土改工作經驗的通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頁。
69 賀麟：《參加土地改革改變了我的思想》，《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吳景超等著，光明日報出版社1951年版，第2頁。
70 吳景超：《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吳景超等著，第31頁。
71 朱光潛：《從土地改革中我明白了階級立場》，《光明日報》1951年4月13日。
73 沈從文：《總結·思想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第103、122頁。
77 沈從文：《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20202）》，《沈從文全集》（第19卷），第343頁。
79 傅長楠：《參加「土改」的點滴回憶》，《內江縣文史資料》（第16輯），政協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委員會1989年版，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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