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是「千年古都」？與以色列有關的另一些真相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據說，被稱為「充血公牛」（Bloody Bull）的英國埃及遠征軍統帥艾倫比（Edmund Allenby），前往耶路撒冷時是步行走完最後一段路的。此前，他麾下的英國軍隊把聖城圍成了鐵桶，城內的奧斯曼軍隊最終棄城投降，使這座擁有諸多神聖史跡的古城免於戰火。

艾倫比，圖片來源：wiki

屈指數來，聖城的「解放」（1917年12月9日）距今已百年有餘。

英澳聯軍的進駐，結束了穆斯林對耶路撒冷長達1200年的統治，同時也開啟了有關耶路撒冷地位的持久爭執。

耶路撒冷之所以被稱為「聖城」，因為它對猶太教、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具有神聖的意義。

公元前1000年，猶太王大衛（David）宣布該城為其帝國的首都，其子所羅門（Solomon）在此修建了第一座聖殿。四百年後，巴比倫的迦勒底帝國君王尼布甲尼撤二世（Nebuchadnezzar II）佔領聖城，摧毀聖殿，流放猶太人。公元前538年，「巴比倫之囚」70年後，波斯帝國創始人居魯士二世（Schah Kyros II）允許猶太人返城，並重修聖殿。公元後70年，後來成為羅馬皇帝的提圖斯（Titus）攻破耶路撒冷，終結了歷時四年的猶太人起義（「猶太戰役」），第二座聖殿被毀，如今的「哭牆」就是這座聖殿的最後殘垣。

基督徒視耶路撒冷為聖城，因為耶穌在此受難、安葬及升天。跟耶穌有關，也就沾上了聖跡。耶路撒冷老城裡那座教堂之所以被稱為「聖墓教堂」 （Sanctum Sepulchrum），因為它的坐落處據說就是當年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和下葬的地方。

穆斯林視耶路撒冷為聖城，因為按照《古蘭經》的記載，他們的先知默罕默德曾騎著神獸布拉克（Buraq），一夜之間往返於麥加和耶路撒冷，然後從聖殿山的峭壁騰雲升天（「夜行登霄」）。所以，開始穆斯林叩拜的時候也面向耶路撒冷，直到公元624年，也就是古蘭經啟示十四年後，才改成面向麥加禁寺內的卡巴天房（Kaaba）。

以色列政府認定，耶路撒冷三千年以來一直是猶太人的首都，七十年以來是以色列的首都，因而，美國總統川普不久前的決定只是承認了這一歷史事實而已。可耶路撒冷真的是猶太人的千年古都嗎？

根據史料，耶路撒冷處在伊斯蘭的統治下似乎更長。聖城在全球猶太人心目中的意義更多是一個精神凝聚點，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幻境和有朝一日能返回故園的念想。猶太人每年過「逾越節」（Passover ）時的那句話「來年耶路撒冷見」就是最好的明證。

「聖城」與「首都」

現實中的「聖城」在數百年的歷史中其實並非都城，而是座小城鎮。艾倫比徒步入城那會兒（1917），耶路撒冷的人口只有五萬左右。是英國人在1920年把耶路撒冷定為管理中心後，才有了某種首都的地位。

所以，對大部分二戰前來到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來說，耶路撒冷並非他們的首選之地。他們最關注的是有可耕土地和宜居住生活的地方，這也是當時以色列的建國基礎。

當年首批開拓者們甚至都不屑前往城市，就連復國主義創始人赫茲爾（Theodor Herzl）1898年看過耶路撒冷後都寫道：「啊，耶路撒冷，想到你，我並無愜意之感。」他本人更願意在海法的迦密山（Mount Carmel）建都。

開國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906年移民至巴勒斯坦後，過了三年才去耶路撒冷。他在建國前夢想著在內蓋夫沙漠中的Kurnub村建設未來的首都。

根據1947年聯合國的「巴勒斯坦分治計劃」，耶路撒冷成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由聯合國來管理。該計劃遭到阿拉伯國家的一致拒絕。在後來的以色列獨立戰爭中，聖城很久一直處於分割狀態：以色列佔據西區，阿拉伯國家約旦則擁有包括老城在內的東區。猶太居民遭到阿拉伯人的驅趕，也不允許去哭牆。

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聖城東部。在被禁止了二十年後，猶太人終於可以重新去哭牆祈禱了。1980年，以色列國會（Knesset）通過所謂的「耶路撒冷法」，宣布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完整和統一」的聖城為以色列的首都。

聯合國安理會在隨後通過的第478號決議中宣布，以色列對聖城東部的實際吞併「無效」，耶路撒冷的地位最終要通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當局的和平談判方能確定。1988年，約旦形式上放棄對東耶路撒冷的領土要求，不久後，巴解組織（PLO）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國，耶路撒冷為首都。但這只是一個象徵性舉措，未產生任何現實影響。

一方面以色列視整個聖城為自己的首都，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則堅持聖城東部是自己未來國家的首都。巴以若要達成和平協議，就必須在雙方完全對立的利益之間找到一個折中方案。

如果巴方也要求把整個聖城作為自己的首都，談判難度會比較大。從情理上說，目前在這個問題上需要做更多讓步的是以方。道理很簡單：1）東部你本來就是靠武力硬占的，不合情理；2）你的做法也不符合聯合國當時的計劃，也就是說，違反了國際法。反過來說，巴方如果堅持要以方做出更多的讓步，就必須首先宣布放棄消滅以色列這一政治目標。這樣，兩國並存的解決方案方或許才有實現的可能。

阿拉伯陣營的觀點是，占聖城35%的穆斯林居民中，絕大部分拒絕承認以色列的佔領。根據以色列1952年頒布的入境法，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的巴勒斯坦人只能擁有所謂的「居住權」。惟有憑手中這張「耶路撒冷身份卡」，才可以在以色列工作和生活，但無權參加議會大選。他們中只有少數擁有一本真正的護照，絕大多數使用的是「通行證文件」（Laissez-Passer-Dokument）。

每兩年還要去以色列內政部門重新加延或換新這兩個證件，不然就註銷居住許可。另外，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還必須證明自己有工作，有能力支付電費和「城市稅」（Arona）。兩份文件缺一不可，不然就得被傳喚至法庭。

另外，在東耶路撒冷生活少於七年的人，自動放棄居住權，並失去「身份卡」和「旅行文件」。這意味著，這些人將不再是百分之百的國民。人家是「身在異鄉為異客」，這些巴勒斯坦人卻是「身在家鄉為異客」

根據聯合國「被佔領區人道事務協調當局（OCHA）提供的數據，1967年以來已有一萬四千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丟掉了長期居住權。他們的猶太鄰居就容易許多：在以占的聖城東部，約有二十多萬以色列人生活在那些不符合國際法的猶太居民點內。以色列政府資助建設這些居民點，也支持這些猶太人購買阿拉伯人的房產，目的是為了改變東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朝有利於以色列的方向發展，造成既成事實。

「對外團結」與「內部分化」

建國七十年的以色列，軍事上應該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無論是阿拉伯國家，還是伊朗，目前都沒有能力危及到它的生存。德黑蘭雖然嚷嚷要消滅以色列，但它知道自己還不是這個猶太國家的對手。

然而，從外部撼動以色列固然暫無可能，可它的內部卻存在一個比伊朗威脅更大的威脅：一個日趨分化的社會。這裡，各階層各奔自己的目標，而政府對此卻一籌莫展。由於外界更關注以色列承受的外部壓力，因此很難窺到以色列國內的真實情況。

戴維·本·古里安的願景是讓以色列成為一座「大熔爐」。他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立國時，對什麼才是「新猶太人」（der neue Jude）有著明確的設想：他應該是一個世俗（非宗教）的、通過體力勞動建設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先鋒。但這個設想與那些從五湖四海聚集到以色列這片「應許之地」的猶太人搭不上界。

來自歐洲的猶太人是這個新國度的規劃者和治理者，他們中的精英們為這個嶄新的猶太國奠定了一種類似企業文化的精神。憑著這種精神，以色列如今已發展成名列前茅的高科技國家。

那些來自歐洲之外地區（摩洛哥、伊拉克、葉門和波斯等地）的被稱為「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則被大卡車帶到邊遠地區落戶，譬如南部的內蓋夫大沙漠（Negev）。這些地區至今仍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中，但人數上卻占以色列總人口的一半左右。

葉門猶太人，圖片來源：wiki

在以色列的歷史和文化中，他們的貢獻基本被忽略不計，既鮮有人知道，亦很少被問津。他們中雖然也產生過企業家，甚至還有人當過政府部長，但尚無人登上總理的寶座。

以色列的對外「招牌」依然還是歐洲猶太人在共產主義和復國主義思想的雙重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帶有某種烏托邦性質的的社區模式：「基布茲」（Kibbutzim）——類似中國當年的「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政府為每位非法滯留在約旦河西岸的歐洲裔猶太人所投的錢，卻要多於米茲拉希猶太人三倍以上。

外界都知道，以色列除了卓有成效的國家建設之外，還有驅趕巴勒斯坦人的不光彩歷史。但很少有了解，以色列國內那些米茲拉希猶太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生活在類似特拉維夫和海法這類經濟中心的世俗猶太人思想比較開放，與落後地區民眾以及原教旨主義者有著很大的區別。如今，極端保守的宗教人士不僅主宰著以色列的信仰領域，政治上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

譬如，他們要求在安息日（Schabbat）停止所有的公共生活，即便是那些世俗化了的地區也不例外。如今，每逢宗教節日，全國的公交車和鐵路均一律停止運營。極端宗教家庭的出生率頗高，很快將佔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

除他們之外，人口增長快速的還有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政府以前雖然曾加大融合力度，但這部分以色列人仍被猶太人視為「異類族群」。 政治的民族主義化和宗教化趨勢也加劇了這種社會的內部分離傾向。

根據聯合執政的利庫德黨（Likud）和「猶太家園黨」（HaBajit haJehudi）今年提出的一個法案，將允許「純猶太」社區的存在。這類政治主張在以前會被劃為極端和邊緣的範疇，如今卻成了議會中討論的熱門話題。

這些政治主張只會疏遠那些生活在經濟中心城市的比較開明的民眾與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在以色列，每個社會陣營幾乎都擁有自己的政治黨派，本屆內塔尼亞胡內閣中，就有六個黨派聯合執政。

以色列已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了，但人們對何謂「新猶太人」依然語焉不詳。由於缺乏統一的認同感，所以，以色列國內真正關心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人並不多。

從軍事角度看，以色列已成功控制住巴勒斯坦人，但這種長期佔領別人土地的狀態不僅對民主體制有害，還會造成另一個層面的分化：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猶太裔美國人越來越疏遠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對此一方面無所作為，同時又指責猶太裔美國人的批評是自我仇視。這種做法非常短視，因為美國畢竟還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國。

有道是，外敵當前，內部團結。正是這一次次的生存危機和外部干擾（包括這次的伊核危機），才把以色列的內部分化掩蓋和延緩下來。這也是內塔尼亞胡數年來大力渲染伊朗威脅的真正原因。問題是，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位了，留下的以色列除了是個軍事強國外，或許也是個分裂的社會。

「受害者」與「施害者」

作為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成果，歐洲的猶太人從1791年起開始享有公民權力。這一進步狀況在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得到逐步的完善。

當年拿破崙把猶太人從所謂的「隔離區」（Ghetto）中解放出來，結果是，他們一方面的確有了融合進基督社會中的機會，另一方面卻又必須直接面對基督徒出於宗教原因對他們的排斥。隔離時，兩者矛盾對立並不突出；融合時，格格不入才變得明顯起來。

1879年，普魯士歷史學家和政論家馮·特萊奇科（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發表的那句「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Die Juden sind unser Unglück）在歐洲引發了一波排猶高潮：1895年，反猶主義者呂格（Karl Lueger）以絕對多數當選為維也納市長；此前一年（1894），就職於法軍總參謀部的軍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因其猶太人身份而以「叛國罪」 被判終身流放，史稱「德雷福斯事件」。雖然他數年後被平反昭雪，但在當時的整個庭審過程中，法國保守的教會人士和保皇派勢力發起了前所未有的反猶攻勢，質疑猶太人享有普通公民權力這一共和原則。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追求猶太復國的錫安主義（Zionism）才應運而生，目的是建立一個屬於猶太人自己的國家。開始，歐洲的許多猶太人，特別是相對富裕和有文化的階層，並未真正熱衷於這項事業，但後來納粹的滅絕政策給他們帶來了難以想像的嚴重結果。他們做夢都未想到，偏偏在德國——這個此前曾向遭到迫害的中東歐猶太人慷慨施以援手和在文化上與自己緊密相連的國度里，會做出了如此慘無人道的事情來。

有人說現在的以色列就是當年的納粹德國，指的是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鎮壓、迫害和打擊。了解猶太歷史的人，應該理解以色列人為何如此團結，那是因為他的生存始終受到周圍的威脅。同時，根據上一段落中描述的那些狀況，我們也有理由擔心，這種迫於外部壓力和侵害的環境一旦消失，以色列國內自身的矛盾也許會迅速凸顯起來。

不錯，以色列立國第二天即遭到阿拉伯人的圍剿。因此，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缺乏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自己已經強大到無人可敵的時候（如今的以色列基本如此），也應該給別人留條活路。以色列的恃強霸道和美國人的一味袒護，或許正是西方社會內「反猶思潮」重新泛濫的一個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反對或質疑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反對以色列人違反國際法強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不等於反猶。我們可以反對「反猶主義」，但不能因此而失去批評以色列政策的權力。可實際情況卻是兩者經常被混為一談：誰批評以色列，誰就很容易被扣上反猶這頂帽子。

還有，猶太人歷史上的不幸遭遇，並不是「天下曾負我，我亦負天下」的理由。按理說，自己反覆遭受厄運打擊的人更應該理解別人的相同苦楚，更不該自己去對他人施加同樣的危害。

可惜，舊的不幸正在被新的不幸取代，原先的受害者現在似乎已成為施害者。猶太人應該知道，以往本民族受過的冤屈和付出的犧牲不能成為自己蔑視國際法的「永久免罪符」。 以色列有生存權，巴勒斯坦人同樣享有這個權力。任何以各種借口阻止巴勒斯坦人享有這一權力的言行，都是產生新的暴力和不公平的溫床和助推器。

結語

三年前去世的德國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曾因一長一短兩部作品聞名於世：長作品是小說，叫《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它給格拉斯帶來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短作品是首詩，叫《不得不說的話》（Was gesagt werden muss），它引發了一場關於以色列的政治激辨。

他在這首詩中寫了這麼一句話：「核國以色列正在危及本就脆弱的世界和平？」（Die Atommacht Israel gef?hrdet den ohnehin brüchigen Weltfrieden?）或許，格拉斯本人也擔心這麼說有些過，因此在句後加了個問號，以沖淡這句話所含帶著的爆炸性意味。但他的這首詩一經發表還是產生了巨大的爆炸性效應。

或許，他想要的正是這種效應吧。總之，這句針對以色列說的話差點讓這位偉大的作家「晚節不保」。但是，現在重溫他那些「不得不說的話」，再結合當下中東的局面，讀者或許更能切身感受到他當年壓抑許久的心境，更能體會他真正想要說的話。

格拉斯這首詩有兩個重點：1）之所以沉默那麼久，是因為他的身份（來自曾經迫害過猶太人的德國，發表後又披露出他自己曾參加過俗稱「黑衫軍」的「武裝黨衛隊」——Waffen SS）2）呼籲國際社會應該把以色列和伊朗一視同仁，將兩國雙雙置於國際核能機構的監督之下。

格拉斯說錯了嗎？沒有。但為何至今難以實現？

川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接受CNN採訪時被記者追問以色列是否擁有核武，他最後的回答是：「你可以盡情地猜測。但有一件事是明確的，以色列不會威脅和毀滅任何國家。」

那麼，如果伊朗也說我即便擁核也保證不主動打擊其他國家，以色列和美國會接受它生產核武器嗎？

德國社民黨和左派黨前主席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日前在接受《明鏡周刊》（der Spiegel）採訪時明確指出：「我駁斥美國發動戰爭是服務於民主的謊言」（「Ich widerspreche der Lüge, die Kriege der USA dienten der Demokratie」）他這話雖然點的是川普的名，但針對的卻是那個「謊言」本身。

而這些恐怕才是更該引發我們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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