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畫的「老師」

文史 05-22

誰是中國畫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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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中國畫的「老師」

論畫，說得千千百百，好畫的通則，無非是得畫理、得畫趣。

▌先論「理」「趣」

評價山水畫就有「宋人丘壑，元人筆墨」的說法，從專業的美術用語理解，就是講宋元繪畫風格的異同。

說得更圓融落實的是董其昌（1555～1636年），他說：「東坡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曰：『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上述所說的是宋畫重「理」，元畫得「趣」。以這樣的觀念，舉出兩個典型的宋元之例，就以南宋夏珪（活動於13世紀下半期）《溪山清遠圖》（岩石一段）與黃公望（1269～1354年）《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山峰）一段來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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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夏珪《溪山清遠圖》卷（岩石一段）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溪山清遠圖》（岩石一段）表現出具體的空間感及岩石的質地堅硬感，畫中還細緻描繪江邊一角，展現出可居、可游、可坐、可卧，得山川之理，黃公望《富春山居》（無用師卷）所繪山峰不能說無空間感，但畢竟表現出來的是重視筆趣與墨意，《溪山清遠圖》的斧劈皴用筆的節奏感也是世無等倫，當然這是就其對比而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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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無用卷師·山峰）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歷代繪畫評論者都有對「理」和「趣」的討論，明清之際唐志契（1579～1651年）所著《繪事微言》評「蘇松品格」之同異：「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之準繩也；筆之所在，如丰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趣味也。」講「筆」，在此處他所說的是士大夫趣味，其實還是「趣」。「松江畫」第一人就是董其昌，他倡導南北分宗論，建立了以王維（701～761年）為首的南宗系統。

▌以古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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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董其昌《畫王維詩意圖》軸 1621年作紙本水墨 109×49厘米

董其昌《畫王維詩意圖》，董自題畫是辛酉（1621年）所作，題王維詩是隔年的壬戌（1622年）。右裱綾有希曾（活動於嘉慶年間）題跋：「此圖寫右丞詩意，其畫亦從右丞變化而出。削膚見骨，古韻蒼然。」細讀畫上所題王維《積雨空林詩》，詩中字句，實不關畫面。今日畫幅的題名，恐是見了畫上的王維詩，就取此名。想董其昌本人未嘗如是。

董其昌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歲在乙未十月之望，得借馮夢禎（字開之，1548～1595年）所藏王維《江山雪霽圖》，「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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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維《江山雪霽圖》卷

就此幅董其昌所謂《畫王維詩意圖》，上半幅所繪江岸山石，實仿自《江山雪霽圖》的中段，又將平台屋宇作了左右對換，這是鏡中影的手法；小樹的穿插，遠峰的兀立，都是自《江山雪霽圖》變化所出。皴法恪守「都不皴染，但有輪廓耳」的王維畫法。董其昌此幅是將王維的圓轉皴法「破圓為方」，成為一種又方又尖的幾何圖狀。《江山雪霽圖》雖無松樹，而董其昌此幅所繪之松，也藉助《江山雪霽圖》的枯樹造型，採用宋元以來的「李郭派」松樹造型，樹枝是往下斜伸（猶如雪松），將伸干出枝畫得猶如人手起舞，充滿著律動感。左裱綾的第一跋：「用筆如針，惜墨如金」，第二跋：「削膚見骨」，描述出本幅細瘦的筆調與岩塊嶙峋的景緻，呈現的是一片晶瑩剔透的世界。董其昌在山水畫史上「以古為師」的本領，毋寧說是借古人軀殼，化出自身靈魂，這靈魂就如此幅。繪畫與真山水相比，「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絕不如畫。」真山水不如筆墨，也如此幅董畫。這也是他的自我說法。

金針度人，當然不是自董其昌開始，「以古為師」，嚆（hāo）矢於元初的趙孟（1254～1322年），這不待多言，比董其昌早的吳門畫派，陳淳（1159～1223年）的《仿米氏雲山圖》卷即是。陳淳的山水畫多數是以米家法的雲山表現。此卷作於1540年，陳淳時年57歲。畫中山巒起伏，近遠交錯，點筆為皴，使畫面有了律動的活力；水墨的濕度使山林樹石在雲蒸變滅中營造出山川的空間層次。我常認為「線狀」的皴法只適宜畫出石塊和裸露岩山，或者是山脈的大略輪廓。當滿山草木，鬱鬱蔥蔥，我總以為披麻皴、解索皴、荷葉皴只能畫出山陵大要，即使是牛毛皴，也只能表現枯草覆蓋著山陵。至於雨點皴，能體現樹林覆蓋山巒，最容易找到的例子是傳為董源的3件名作。「畫中山麓石塊，概用攢筆點剔……不為奇峭之筆……其用筆甚草草，近觀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這就是董源影像。「筆」即是千點萬點攢聚而成的皴法，山石以點為皴，稱「點子皴」，那來自於米家山的畫法，把點放大，或者說更近於眼睛中的理性。

前段的「理」與後段的「趣」，正足以來總結陳淳、董其昌兩人的風格是「丰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趣味也」。吳宏（1615～1680年，江西金溪人，移居江寧，即今南京）所繪《草堂讀易圖》，近景的大樹掩映著築台架柱的屋宇，再上以「之」字路徑深入中景，又加上遠方綿延的山陵，這種景深的安排，使景物如在眼前，真是「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這是「理之所在」。同為「金陵八家」的樊圻（1616～？字會公），其《山水圖》畫只署「鍾陵樊圻」，畫中喬木扶蘇，一路蜿蜒，山峰層層疊疊推遠，加以景深的處理，煙靄在望，或高遠，或平遠，或山石環抱，又是「高下不失」，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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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朱耷《墨荷圖》軸紙本水墨 127.5×67.6厘米

明清的時代變局中，八大山人（約1626～1705年）與石濤（1642～1707年）常被引為標竿人物。說到「墨趣」，自是以八大山人的《墨荷圖》為翹楚。在畫的造型中，在具象與抽象之間，墨荷真是可以從容遊戲其間。張大千（1899～1983年）的潑墨荷花，則是將此「具象與抽象之間」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近現代畫壇，從理與趣的角度看，墨著縑素，濃淡分明，便是活墨。活墨有光，「以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在色彩上，添加時用花青襯底，「淡而不薄」；如張大千《勾金紅蓮圖》，艷而不俗，畫面的整體色感在艷麗中顯出沉穩。大千的潑墨荷花，將色、墨潑寫兼施的技巧發揮到極致，被賦予了興酣落筆搖五嶽的雄秀之氣象，使他筆下的荷花已超越了花卉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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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潑彩花花圖》軸 1978年作紙本設色 134.6×68.6厘米

觀近代中國的書畫發展史，20世紀初期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康有為（1858～1927年）1917年在他的《萬木草堂藏畫目》序言中提出了改革論：「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至今郡邑無聞畫者。其遺留二三名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數筆，味同嚼蠟，豈復能傳後……它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國人豈無英絕之士應運而興，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者，其在今乎？吾期望之。」「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1879～1942年）首先在《美術革命——答呂徵》中明確指出：「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大概都用那臨、摹、仿、托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像這樣的畫學正宗、像這樣的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在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因此，「四王」被視為末流，反對臨摹、提倡寫生成為一時風氣。

20世紀初期，當時真正的名畫家有否聽到康、陳這些言論，加以實踐，恐也難以說清。從今日所看到的作品，不出以古為新、引西（日）潤中的軌跡。然此際影響於畫家者，用今日的話來說是「資訊」。是大量的書畫書籍印刷品的出現，即使是限於黑白版，古書畫的影本更精確更容易流傳，畫家以之學習，開闊了視野。如唐雲（1910～1993年）就自稱是「珂（科）班出身」，他的繪畫技巧是從珂羅版印刷品學到的。從實品論，1915年在「紫禁城」成立的「古物陳列所」，展出清宮舊藏的古書畫，1925年故宮博物院又成立，而敦煌洞窟的壁畫再出世，都使書畫家的眼界得到無比的擴充。張大千則從敦煌壁畫學到了魏、唐氣度，亮麗色彩。陳少梅（1909～1954年）追隨其師金城（1878～1926年），倡導臨摹古畫，如《秋山行旅圖》就是對宋郭熙雲頭皴的仿效，畫風清新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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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梅《秋山行旅圖》軸 1947年作紙本設色 76×27厘米

齊白石（1864～1957年）的70歲時作有題畫詩：「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讚頌徐渭、朱耷和吳昌碩的才華。素有「南吳北齊」之稱的吳昌碩（1844～1927年）年長齊白石20歲，這足足是相隔一代人。齊白石畫牽牛花、畫紫藤，設色和筆法都受吳昌碩影響。從「以古為師」的淵源分析，吳、齊所師，遠者青藤、雪個，近者趙之謙（1829～1884年）。品論吳、齊，當然要講書法藝術對兩人的影響。吳昌碩得之於石鼓文，齊白石得自《爨（cuàn）龍顏》《天發神讖（chèn）》《祀三公山》等碑刻，然而要問，天下多少人也學篆學碑，吳、齊筆下，韻味何以如此雄強渾厚，這是稟賦，還是後學？性之所近與藝術成就，這也是吳、齊之不同於青藤、雪個之處，或者可從筆趣上作一解釋。

▌西風漸進

17世紀初期，來華傳教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帶來歐洲油畫，國人見後訝異讚美。利瑪竇說了這一段評論：「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面驅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而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身。凡人之面，正面迎陽，皆明而白；若側立，則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這是以亮光與陰影比對出物像的立體感。中國畫或者中國人還是無法接受陰影存在於畫面，這最直接的是畫肖像畫，明清之際的肖像畫受到西風的影響，表達眼耳鼻口凹處，基本上還是以同一色調明度變化來處理。從徐悲鴻到蔣兆和的西洋素描式人物畫，堪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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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竹雞圖》軸 1944年作紙本設色 102×56.5厘米

20世紀初期的畫家有機會直接接觸西洋畫作。徐悲鴻（1859～1953年）的《竹雞圖》，畫竹竿，用排筆先蘸淡墨，兩旁再蘸濃墨，一筆畫出有亮光的竹。傳統的水墨畫畫竹竿，為求一筆之間分出濃淡，先蘸淡墨再蘸濃墨於筆尖，下筆於紙上，一筆左濃右淡，這是一般的畫法，但徐悲鴻使用排筆，竹竿比一般粗闊，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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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風眠《鬧天宮》

林風眠（1900～1991年）的《鬧天宮》是畫京劇人物，採用立體主義的分割手法，裝扮乃至臉部的化妝敷粉施朱，所以能突顯在畫面，色彩用墨勾線，墨打底，畫面猶如舞台上的聚光投射。我總以為這是得自苗族服飾的啟發，然其幽中透光，猶如珠明暗室，眼神為其閃閃爍爍所吸引。李可染（1907～1989年）的山水畫重墨之風格，墨法與西方明暗法相融合，創造出光影的獨特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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