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對中國理解最深、誤解最深的是四個德國人

5月21日，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京舉行新書發布會。《中國的文明復興》和《中國的知識重建》這兩本新作，都是圍繞解釋中國、思考中國文明展開。

「近代以來，我們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我們沒有進行自己的思考。」鄭永年直言自己對中國的知識界比較苛刻。

經過多年反覆琢磨，鄭永年對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體系充滿了懷疑。比如，為何上個世紀50年代，國內在廣泛地討論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照理說唐宋時期中國國力更強盛，為何不討論唐宋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為西方對新大陸的發現開始於明朝。

「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解釋，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他們習慣用中國沒有的東西來解釋中國。」鄭永年指出。

鄭永年舉例解釋到，像中國歷史上，從來找不到像西方那樣大規模的奴隸社會，中國歷史上的家奴不同於西方的奴隸。按照馬克思對社會階段的演進，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但中國從沒有奴隸社會。

怎麼解釋中國，是一件龐大的工程。鄭永年花了很多年時間去看西方怎麼解釋中國，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一直到現在。「對中國誤解最深的是四個德國人，他們也是對中國理解最深的，這四個人還是我們大家都很崇拜的人。」

黑格爾提出中國從秦朝以來的歷史是凝固的，中國沒有什麼變化。馬克思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思韋伯從宗教的角度，指出西方新教倫理為何能產生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儒教為何不能出現資本主義。魏特夫提出治水社會。這四位德國學者有關中國文明或者亞洲文明的解讀，是西方世界理解中國的經典之作。

鄭永年最近在研讀管子，他表示管子的思想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的經濟，相較西方學說有強大的解釋能力。「如果能找一幫年輕人，把管子的思想數學化、公式化，這會是對中國社會學科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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