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與新啟蒙——訪杜維明教授（張豐乾）

原標題：新人文與新啟蒙——訪杜維明教授（張豐乾）

原載《邯鄲學院學報》2008年第一期，收入《杜維明著作系列·文明對話中的儒家——21世紀訪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引 言

各國學者已經注意到，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原來有人曾經預測過的西方文化也會一統天下的局面並沒出現。相反，文化多元化的勢頭在明顯增強。儘管，在「勢」的層面，基督教文化依然咄咄逼人，儒家文化依然被懷疑、被指責，但是杜維明先生幾年以來一直強調，儒家參與各個文明平等對話的契機已經到來。參與對話的基礎，就在於儒家深厚的人文主義。

可以印證杜先生的判斷的是，2007年4月，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Humanist Chaplaincy at Harvard）在它成立30周年的紀念會上，和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the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一道，給杜先生頒發了「人文主義傑出成就獎」。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自1953年以來，先後給50多位人文主義者頒獎，以表彰他們在人文領域的傑出成就，其中有10位是哈佛教授或曾在哈佛任教。可見，稱哈佛為美國人文主義的重鎮，並不為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文主義立場的哈佛教授，其實來自不同的學科。比如，1999年度的「全美人文主義者」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被認為是「新達爾文」，被《時代雜誌》評為「全美25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名著《螞蟻》及《人性研究》都獲得了普利策獎，他還獲得過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美國哲學協會富蘭克林獎章等75項重要獎勵。2006年的「全美人文主義者」史蒂芬?賓可教授是在語言和精神活動方面很有造詣的心理學家。2002年被授予「國際人文主義者」稱號的，是印度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他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的得主，目前是哈佛經濟學和哲學教授。其中，阿瑪蒂亞·森和愛德華?威爾遜和杜先生有比較多的交流，杜先生還訪問阿瑪蒂亞·森的故鄉，而愛德華?威爾遜則是本次杜先生獲獎的提名者。

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成立30周年紀念會及2007年的頒獎大會，有一千一百多人參加，安排了多場演講和討論。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組織。它的創始人湯姆?弗里克（Tom Ferrick）是哈佛紀念講堂（Memorial Church）的第一位人文主義牧師——一般而言，牧師都是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但是湯姆?弗里克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說服哈佛紀念講堂給他一個牧師的職位，並成立了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該協會的宗旨是「為哈佛及其他人文主義者，懷疑論者，無神論者和無宗教信仰人士建設、訓練及培育一個豐富多彩的共同體」。現任牧師是格里格?愛潑斯坦（Greg M. Epstein），他少年時就對佛教和道教感興趣，曾經在台灣學習禪宗，有宗教和中國文化的本科學位和猶太研究的碩士學位，目前在哈佛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愛潑斯坦在頒獎辭中稱讚杜維明先生是「儒家人文主義的世界領袖，中國哲學方面在世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和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密所切聯繫的人士，有各個宗教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文主義者，包括牧師、人文學者、科學家、政治家、作家和青年學生等等。杜維明先生近年來積极參与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對話，並大力倡導「對話」文明，和各個宗教的世界領袖都有交往，這些宗教領袖和其他不同背景的有心人士對於儒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均得益於杜先生的大力推介。同時，杜先生也認為儒家文明和中國文化，應該有更大胸襟向世界各個文明學習。他在頒獎大會上發表了「儒家人文主義：學以成人」的演講，受到與會者熱烈歡迎。以下是筆者就此對杜先生的採訪。

張：杜先生，再次祝賀您獲得人文主義傑出成就獎，4月份我們雖然和您一起參加頒獎典禮，但是我們覺得您獲獎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儒家或者整個中國文化有很厚實的人文主義資源。我們對於西方啟蒙思潮以來的人文主義也比較熟悉。但是，如果考慮到美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宗教社會，在美國討論人文主義是比較容易的，而宣稱自己是「人文主義者」而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則有些「非同尋常」（unusual）。目前為止，在美國的國會議員中，只有一位公開宣稱自己是人文主義者。從另一方面來看，獲得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和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所獎勵的，都是美國本土知識界，文化界，和政界的精英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背景中的代表性人物。根據您的觀察，在美國本土興起的「新人文主義」思潮，其背景是什麼？

杜：以哈佛為例，1838年，愛默生在神學院發表了著名的「神學院演講」，他說耶穌只是一個偉大的人，並非神，人應該按照道德律令而不是宗教教條生活，在他演講的中間，有一半的神學家和牧師退場抗議。在他發表演講的禮堂，我曾經和著名的神學家考夫曼（Gordon Kaufman ）有一次關於創造性的耶儒對話。可以說美國的人文主義一直是在成長中，一方面是美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人文主義者的組織也在不斷增多。在思想界，比較徹底地否定宗教的思想傾向也出現了，比如愛德華?威爾遜在美國科學界和思想界都有很大影響，他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希望科學人文主義可以取代宗教，被稱為「新達爾文」。

在基督教中內部，一直有一派和「三位一體」思想相對立的 Unitarian，好像一般翻譯為「唯一神教」，這個譯名還有問題。唯一神教和麻州 (Massachusetts)的淵源很深。比如，哈佛園（Harvard Yard）對面的第一教堂（First Church）是1636年就建立的唯一神教教堂，和哈佛大學的歷史一樣悠久。唯一神教的教義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現在差不多是最開明的宗教流派，以至於被認為不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影響很大。我幾次演講的時候，都有唯一神教的人士說儒家思想和他們的理念非常接近，我也希望能和他們有進一步的交流。

張：我注意到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現任牧師格里格?愛潑斯坦對您的觀點還有不同看法，比如，他說對於您公開批評「凡俗的人文主義」有些難以理解。我推測，「凡俗」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所苦苦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在漢語語境中，「凡俗」或者「世俗」一直是一個貶義詞。

杜：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們雖然給予我這個獎項，但是我覺得有些不安。我在受獎辭的開始就說明我所理解的「人文主義」和一般意義的「凡俗的人文主義」有很大不同。「凡俗的人文主義」是啟蒙以來發展起來的大傳統，有很多資料證明，18世紀前後歐洲的啟蒙主義多方面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當然主要還是從歐洲思想界內部，對於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的批評中發展出來的，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於基督教神學的反感是非常強烈的，有時候不惜使用血腥的字眼。因為啟蒙思潮是從反對宗教和神學權威開始的，在批判荒謬的宗教信仰的同時，不僅消解了神聖性，把人的最高的精神追求和價值訴求也切斷了。凡俗的人文主義或者說舊的啟蒙思潮有兩個盲點，剛才說的是一個，另外一個是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相信人類可以把握自然，了解自然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宰制自然。把自然界只當作人類發展的資源。這兩個盲點，哈貝馬斯的哲學裡面已經涉及到了，他提出啟蒙還沒有完成，但是在他目前的思想體系中，宗教幾乎不佔重要的地位。

另外一方面「凡俗」是和「神聖」相對的，儒家的思想特點是最高的人文理念，要在最平實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僅僅從「凡俗」的角度，是不足以理解「人文主義」的完整性的。所以我們提出，對於「人之為人」的理解不僅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也要超越人類學意義上對人的理解。1967年，林·懷特(Lynn White)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批評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學，是生態危機的根源，因為基督教主張人類中心主義。目前基督教神學家仍然需要回應基督教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很明顯，基督教是對自然抱著宰制的態度，目前有一些神學家試圖從生態環保的角度，把宰制改造為「愛惜」和「保護」，但是這種轉向並不是很容易。

張：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從「人文主義」的角度批評基督教由來已久；而儒家又長期被批評為「缺乏宗教性」。

杜：陳來的觀點就是中國早期宗教有一個人文轉向，而梁漱溟先生則認為中國文化的理性和人文精神「早熟」。而另外的批評就是儒家只有「內在超越」，沒有「外在超越」，造成很多缺失。按照韋伯的批評，新教主張世俗社會和上帝的分離，因為分離，所以從「上帝」的角度，對世俗社會有很強的轉化力量。而儒家則是因為認同現實社會，所以和現實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比較缺乏批評現實和轉化現實的能力。我和一些基督教神學家的爭論也是在這裡。如果你把儒家對於現實社會的認同當作是對於理想的放棄，那是很大的誤解。比如，儒家常常把堯舜作為聖王的典範，作為君主，不僅在理論上應該學習聖賢，而且在歷史現實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典範。因此，儒家的君主理想不是建立在烏托邦的基礎上的。這樣，它的轉化的能力可能更強，甚至構成「非如此不可」的壓力。另外，很多儒家學者不僅是入世的，而且當過地方官，每天都要處理訴訟、稅務、河道、建築、軍事、民族、祭祀等各種問題，接觸大量最醜惡的現象，他們對於複雜的現實社會的理解遠遠要超過在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你不能說他們沒有莊嚴的理想，他們更不是「膚淺的樂觀主義」。我也不同意中國儒家傳統中壓抑了「幽暗意識」的說法，儒家的「憂患意識」對於人性的有限性、破壞性以及人的存在條件的陰暗面有充分的認識。以前我們對於這一方面的了解可能太過簡單了。

張：另外，愛潑斯坦也強調他們的「新人文主義」依舊非常堅持自由、民主、人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可剝奪的。而儒家歷來和專制整體是相輔相成的。這個質疑是很有代表性的。我注意到梁漱溟先生指出過，中國是禮讓社會，希望能建立「政黨綜合體」，如果中國推行西方式民主，會導致「選災」。

杜：我同意他們關於「新人文主義」的說法。至於儒家的思想，則沒有那麼簡單，比如，思孟學派就是有很強的抗議精神。但是，我也很擔心所謂「新左派與儒家結盟」的趨向。關於民主，在美國大致上有兩種理論，一種是認為民主是可以量化的，比如有多少公民可以投票，有幾個政黨競爭政權等等；另外一種是認為選舉不能解決問題，而是要儘可能擴大公共空間，使政府的決策透明，有效率，不能一意孤行。兩種理論各有長短。海耶克（F. A. Hayek)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他對於民主有深刻的憂慮，因為他自己是貴族出生。埃塞亞·柏林（Isaiah Berlin）關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分也值得注意。

張：我另外還注意到梁漱溟先生關於「和解」的思想，內容很豐富。目前世界上各種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還比較普遍，各個宗教中極度排斥「異端」的力量還比較強大，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杜：這中間有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問題。沒有身份認同，精神沒有歸宿，而狹隘的自我認同，必定會導致衝突和矛盾。認同是和適應相呼應的，適應越好，說明認同越有價值。一般認為，理性程度越高，越寬容。但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原教旨主義也很有市場。這裡面的分寸很難把握，但是需要自覺的自我認同的兩面性。從長遠來看，還是需要文明對話。阿瑪蒂亞·森甚至認為任何認同都會導致衝突，最好不要強調任何身份。

張：您和阿瑪蒂亞·森和愛德華?威爾遜他們的區別是什麼？

杜：他們認為宗教是阻礙社會進步的，不僅是鴉片，鴉片只是害你自己，而是禍害。這恰好和凡俗的人文主義者對於宗教的不敏感是一樣的。我認為宗教問題，對於21世紀的世界和中國都是非常重要的。

張：我們在美國也接觸到一些華人基督教會，他們的組織形式很發達。而儒學或者儒家的宗教性要落實下去可能會有很大挑戰，對於知識分子而言，通過閱讀經典，參加討論等等，實現對於終極關懷的追求大概沒有問題，但是對於民眾而言，儒學的宗教性或者儒教意味著什麼？

杜：這個問題的確非常重要。我個人對於祭孔、塑像、建廟、漢服等形式化的儒教理解不夠，所聞所知很片面。但是，儒教在印尼、韓國等地已經是成形的宗教，在中國民間，我想也有多樣的形式。要注意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經過啟蒙思潮的衝擊，很多中國人對於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形式上都有抵觸情緒，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觀念的實質也在生活中也消失了，比如「孝」、「中庸」等。現在，在觀念的層面，也有很大變化。另外，文革時期，關於孔子和孟子的很多文物都是靠當地的農民或工人所保護的。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民是受尊重的，代表了最基本的美德，而西方則是長期鄙視農民，中國目前的社會生態對於農民是很不公平的。

張：您的意思是說，除了知識界、學術界的努力以外，也要注意民間資源和呼聲。

杜：不僅如此，在文化中國地區，因為長期的反傳統運動，現在知識分子成了思想資源最貧乏，創造力最蒼白的群體。反而是更廣大的人民，包括企業家、商人，他們身上有豐厚的思想資源和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活力，也包括民間宗教的信仰。所以，到民間去，不是向他們傳教，而是向他們學習。我們最怕的是無知但是又傲慢的人。

張：還有一個是思想資源發揮功能的機制問題。很多批評者認為，儒家那麼強調「與萬物一體」，但是，中國目前的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十分嚴重。愛潑斯坦就說，他自己在中國親身見證了大好河山如何被嚴重污染而政府沒有拿出有效措施來應對。

杜：我非常擔憂中國的環境問題。不經過制度建構，任何觀念是沒有作用的。但是，環保和生態不是孤立的，要信息透明，破除地方利益等。在孟子的時代，牛山之木已經被大肆砍伐，西方有的學者已經做了這方面的研究。我同意他們的描述，但是任何觀念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改變，能夠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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