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教育，他自稱花了16年時間，來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

編者按：多重身份的重疊使定義蔡朝陽成為一件難事。兩年前，他離開了學校變成了自由職業者，但教育始終是他工作的核心，「觸角」邀約他做一檔關於教育的音頻欄目，他欣然接受。青年學者羽戈認為對他最好的定義就是公民，「自由、獨立、理性、漸進、多元、寬容」是公民的標籤，是朋友眼中他的特質，或許也是他認可的教育的本來面目。為此，羽戈寫了一篇關於他的文，告訴大家，阿啃到底是誰？

文/羽戈

我喜歡阿啃這個名字更甚於其本尊蔡朝陽。這裡並無大道理可講，純是個人興味使然。喚作阿啃，備感親切；稱其蔡朝陽，客氣之外，不免有點疏遠。如果窮根究底，追問親疏背後潛伏的意識，那我只能說：阿啃是一個吃貨的名字，正對我的胃口。

事實上，阿啃遠遠稱不上吃貨，未免辜負了這個好名字。我與他共餐不下十次，發現他對食物並不怎麼講究，大抵是哪道菜端上來，便吃哪一道，距離他最近，便多夾兩筷子。飯桌、以及茶桌、酒桌之上，他的快樂不在吃喝，而在說話，滔滔不絕，逸興橫飛。也許正因此，身為吃貨的我，非常喜歡和他一起吃飯。他負責說話，我負責吃喝，大快朵頤之同時，還有一個名嘴談笑助興，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樂事。

阿啃不僅擅長說話，而且擅長與各種人說話，最關鍵的是，他擅長同時與各種人說話。這豈止一心二用呢，簡直要五用、十用，相當於一位棋聖同時與五人、十人對弈，所考驗的不僅是口才，還包括智商與反應力，以及風度。黃曉丹寫過這一幕：阿啃的飯桌之上，充滿各色人等，如編輯、教師、官員，當然從不缺閨蜜，普通話、紹興話、諸暨話紛飛，「朝陽」、「蔡老師」、「阿啃」共鳴，對此，「阿老師談笑風生，完全沒有應接不暇的意思」。更令人欽佩的是，阿啃的風度，能讓「桌上的每個人都覺得他說的話，阿啃聽到了」。

阿啃笑迎八方客的背後，則是一腔赤誠。不論與成人說話，還是與孩子說話，不論與學者說話，還是與白丁說話，他一視同仁，從不敷衍。他曾經率領一個遊學班來寧波，同行的司機是一位滿面風霜之色的中年人，看起來讀書不多，聽我們橫議國事，縱論江湖，直打呵欠，唯有阿啃能與之相談甚歡。此刻我才親見了黃曉丹描寫的情形：阿啃和司機說紹興話，和我們說普通話，和司機談鄉土，和我們談思想，偶爾還和在旁邊玩耍的兒子談兩句遊戲與寵物，自由切換，從容不迫。他的真誠，連桌上的花生米和紅燒肉都感動不已。

如黃曉丹寫道：「我常常聽到別人說，去了紹興，和阿啃談了什麼什麼問題。或者看到別人在文章里記憶某年某月與阿啃的某次談話，使他的某個想法清晰了、確信了、得到印證了。我總是想，那八成又是去宣教了一番並吃了阿啃一頓。」江湖傳言，現在去古城紹興，沈園可以不游，魯迅故居可以不拜，新青年書店（阿啃是股東之一）卻必須一逛，阿啃老師必須一見。見到阿啃，以其土豪的身家與好客的習慣，必定會請你吃飽喝足，倘性情相投，還能享受一場精神盛宴。當朝拜者趨之若鶩，阿啃聲名日顯，是以有閑人總結：「為人不識蔡朝陽，便稱英雄也白忙。」

我寫這些細節，用意不在讚頌阿啃的情商與交際力，以及他對朋友「柔如流水，溫如春光」的深情厚誼，而是試圖提供一個直觀的鏡像，讓不大了解阿啃的朋友明確兩點：第一，阿啃有一種能力，使他周旋於各色朋友之間，令每個人如沐春風，甘之若飴，同時使他周旋於各色身份之間，周旋於工作與生活、思想與現實、理論與踐履之間，遊刃有餘，進退裕如；第二，阿啃之於紹興的意義，恰如紹興之於阿啃的意義，他之所以能成為紹興的一張名片，正源自他對紹興的愛與奉獻。

阿啃的身份之多，一度令我眼花繚亂。他曾經的職業是中學語文教師，曾通過民主競選，擔任學校的總務處副主任，主管基建；此外，他還是書店老闆、假日學校的創辦人與文化沙龍的組織者；文藝中年;資深奶爸……還是那句話，在他身上，這些身份體現的不是衝突，而是和諧，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方向：公民。

如果要在二十世紀中國尋覓一個公民代表，我以為首推胡適，如果要在我身邊尋覓一個公民代表，我以為首推阿啃。他幾乎具備了公民的所有德行：自由、獨立、理性、漸進、多元、寬容……

阿啃的公民轉型，至少可以歸結出五條線索，如從文學到政治，從激情到理性，從批判到建設，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等，我最感興趣的一條，則是從魯迅到胡適。阿啃生在了魯迅的故鄉，飽讀魯迅作品：他曾在紹興的深夜讀《墳》，讀《野草》，讀《南腔北調集》，讀到一種抑鬱從紙上泛起，從他心底泛起；他還寫過許多關於魯迅的文章，那篇《在魯迅路口》，一度令我擊節不止。然而，倘閱讀《但得愛書人似我》，你會發覺，他越來越接近胡適，他的文章，從表達到說理，深具胡適遺風。其實，據我觀察，他並未系統讀過胡適的著作。對此，我的理解是：胡適並未遠去，他就站在那裡，每一個有志成為公民的中國人，都會不由自主，甚至不知不覺走向他、抵達他。阿啃便是一個生動的案例。

除了我總結的「從魯迅到胡適」，阿啃的公民轉型以及所表現的公民意識，還有三點特質，說是特質，實則與常識無異，只是在常識如此稀缺的當下，不免被視為特出。

第一，他擁有一個整全、自足的世界，這背後的決定因素，則是知行合一。要知道在吾國，教師尤其是文科教師的分裂，也許並不亞於官員。在阿啃身上，你卻難以找出一絲分裂的傷痕。我不敢確證，他怎麼想，就怎麼說，卻足可斷言，他怎麼說，就怎麼做。譬如他主張自由教育，便推而行之，他的課堂，充滿了自由及平等、開放的氣息。他形容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不願使用「醫治」，而是「喚醒」，這兩個詞語的差異，端在於對自由的呵護。他給學生放映《死亡詩社》和《肖申克的救贖》，「這兩部電影所表達的那種對自由可貴執著的追尋，一旦擁有，誰也不能奪走」。他不許學生喊他「船長」（有些教師則無比享受這一稱謂），因為他的自我定位，不是《死亡詩社》里的基廷船長，而是《肖申克的救贖》里的安迪，他自稱花了16年時間，來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這句話出自他在《一席》的演講，演講標題即「以自由看待教育」。

第二，阿啃熱衷於「參與構成本地精神生活」。2009年夏天，阿啃到貴州遵義遊歷，偶入西西弗書店，在店中看到「參與構成本地精神生活」一語，若有所悟。他的公民生活，大抵分作兩塊，一塊屬於教師之職責，「我儘力讓孩子們懂得自由為何物」；還有一塊，則是以開書店、辦講座等方式，建構紹興的公共生活：「我更希望以一個負責任的公民的身份，為我所處的小城市增添一點文化氣息。這完全建立在我對這個城市的愛之上。」

第三，他是一個快樂的反抗者。阿啃直言他不喜歡悲愴，他討厭悲壯。譬如呼籲「救救孩子」的魯迅，號召成年人「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歷來為反抗者所摯愛。阿啃覺得，這太悲壯，太沉重，自由教育，無須如此。在他眼裡，所謂「黑暗的閘門」，就是作業多不多，限制多不多。這一解釋，便從黑暗回歸光明，從悲情回歸日常，令家長和孩子都如釋重負。

不是說反抗者不能悲壯，而是，我揣摩阿啃的意思，假如能快樂反抗，何必悲壯呢？假如能扮演好兵帥克，何必佯裝愁容騎士呢？假如能用微笑消解現實的堅冰，何必一臉苦悶呢？假如能像布拉格人那樣，「給他們所鄙視的統治者最後一擊不是一刀，而是一個笑話」，豈非更好？

阿啃說他是「一個很淺薄的樂觀主義者」，我想起胡適自稱「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不知他們的樂觀基於什麼：人性、歷史還是上帝。不過，對公民而言，他們建構公民社會的姿態與方式，決定了他們必須樂觀。所謂姿態與方式，最經典的表達，就是日拱一卒，得寸進寸，就是「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胡適為中國科學社所撰的這句歌詞，要義不僅在「一寸」，還在「歡喜」。

阿啃不是完人，我更無意把他塑造為完人。所以最後必須說說他喝酒的故事。這廝酒量深不可測，與我們一桌吃飯，卻常常只喝可樂，自嘲「可樂黨黨魁」，無論誰來勸酒，怎麼勸酒，他都堅貞不屈，不為所動。其理由無非是要開車，要帶兒子，抑或陪閨蜜爬山……我們不耐聒噪，遂把他拋在一邊，自行歡飲。待喝到醉眼朦朧，搖搖欲墜，阿啃忽然站起，拍桌喝道：我敬諸位兄弟三杯！我們大驚失色，不由疑問：你不是還要開車嗎？阿啃道：不開了，豁出去了，陪兄弟們盡興要緊，休得啰嗦，喝酒喝酒！此刻，我努力撐起沉重的眼皮，瞥向阿啃，昏昏燈火之下，他的身影愈發高大了。

2018年4月，蔡朝陽（阿啃）來京簽售，「觸角」得以機會對他進行專訪，關於父母的自我成長是家庭教育核心這一話題，有了以下的深入對話：

觸角：你是一個曾經從事過中學教育多年的老師，現在做兒童教育，這種轉換背後的動因是什麼？

蔡朝陽：孩子的問題，其實根子就在父母的身上。我以前是高中語文老師，多跟青少年接觸，發現16歲的問題孩子，作為老師，我可以做的很有限。於是我就俯下身來，去做兒童教育，希望能更深地介入到孩子的成長之中。而這些年，所見到的孩子越來越多，則越來越認識到，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共同成長，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教育里有一句話：每一個問題孩子背後，都有一對問題父母。這句話可能過於嚴重，但未始沒有道理。至少，這句話，會讓我們去反思自身，而不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孩子們身上。

觸角：你所說的父母的問題是指？

蔡朝陽：這裡所謂的父母的問題，大概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在認識上的。因為沒有認識到兒童的特質與教育的特質，從而在家庭教育中出現了一些偏差。一個方面則是技術和技巧層面的，我們知道很多育兒的道理，但是缺少好的方式，將這些我們所知道的道理，貫徹在我們的家庭教育中。於是，我們在育兒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常見的就是，孩子不聽話啊，孩子厭學啊，父子關係緊張啊之類，最終出現了「愛你的人傷害你卻最深」的可悲的局面。為什麼家會傷人，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尤其是我們這些70後80後的父母，因為我們本身就是被這樣的教育所塑造的，我們以不變應萬變，以自己的習得的教育方式，來教育我們的孩子，客觀上，便成了加重孩子負擔的幫凶。但是奧秘在於，一旦我們自己變成了開放的、能夠接受新鮮知識、能夠自我成長的父母，那麼，親子關係的改變，家庭關係的改變，就變得非常可能了。

觸角：如果以這個定義來看，父母在教育中的成長甚至比孩子的成長更重要？

蔡朝陽：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成長中的父親。曾經，我也是一個壞脾氣的、愛翻臉的爸爸，以至於我家娃叫我「翻臉王」。但在跟孩子的相處中，尤其是不斷讀書學習中，我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壞脾氣的根源，於是就有了去改變自我的動力。而一旦有了這個動力，關係改變就隨之而來。

我把這種爹媽的自我認識，叫做「父母的覺醒」。用美國心理學家薩巴瑞的話來說，「覺醒」的意思就是保持清醒，真正的清醒，對我們經歷的一切事情都保持清醒。其中包括能夠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去接受和應對它。

觸角：僅僅是覺醒，似乎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蔡朝陽：當然，這不是說，一旦父母的自我覺醒了，對家庭教育的認識提高了，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我只是說，這種覺醒，為我們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的基礎之上，我們的孩子，也將更有可能活出他自己，成為他自己想要成為的那個人。而問題也許還會不斷出現，但只要我們走在了覺醒的道路上，我們滿可以見招拆招，見機行事。

就像我自己所經歷的那樣，一旦對教育、對孩子的認識開始加深，一旦走上自我覺醒的道路，那麼，這種覺醒所帶來的改變的力量，也是顯而易見的，甚至令人欣喜不已。

這是我要做這個課程最直接的原因，致力於家庭教育，用父母的自我成長，帶動孩子的心靈成長。這個目標一點也不遠大，因為，知識真的是有力量的。一旦你認識到了家庭教育中的關鍵所在，孩子的潛能，就能前所未有的被釋放出來。至少，親子關係的改善，是可期待的。而和諧的家庭給孩子帶去的安全感，將是孩子一生幸福生活的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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