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現代的儒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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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側重情感認同，往往可能重新導向經學意義上的衛道意識，現代新儒家在某種意義上便展現了如上趨向；若僅強調理性認知，則容易將儒學只看作認知意義上的對象，而忽視其內在的價值意義。
我們應當看到，揚棄經學立場與注重情感認同和理性把握的統一，是構成了儒學理解過程的相關方面的一體兩面。
儒學在今天似漸呈復興之勢。這既展示了儒學本身持久的生命力，也體現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歷史需要。然而，在儒學趨於「熱」的背景之下，冷靜的理性思考同樣不可或缺。具體而言，這種思考指向兩個方面：其一，儒學究竟是什麼或何為儒學？其二，儒學在今天應引向何方？前者關乎對儒學的理解，後者涉及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儒學究竟是什麼？歷史地看，儒學或者被視為心性之學，或者被歸於經世之學，論儒學者則或以仁說儒，或以禮論儒，這些不同看法的背後，同時蘊含著對儒學的不同理解。類似的現象也存在於今天。以上事實表明，「何為儒學」或究竟應該如何把握儒學，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已經完全解決了的問題，在今天依然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論題。另一方面，儒學既有其相對確定的內容，又在歷史過程中經歷了變遷、演化的過程，從而並不是完全凝固、封閉的體系。儒學的這種開放性，同時也使之在今天面臨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寬泛而言，對儒學的理解，涉及多重方面。這裡面首先需要合理定位理性認知和價值立場之間的關係。儒學作為歷史中的思想形態，究竟包含著哪些方面的內涵？其核心觀念體現在何處？這些問題主要關乎理性的認知。相對而言，價值立場更多地涉及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在儒學的多重內容和觀念中，究竟應當側重於哪一個方面？應以何者為儒學的主導原則？等等。以上兩個方面並非互不相干：從邏輯上說，價值選擇、價值立場的確定，需要以對儒學多重內涵的把握為前提。
就儒學內涵的把握而言，首先不能停留在對已有概念的描述或重敘之上，而是需要在更廣的理論視野之下，揭示歷史上的儒學概念和理論系統在今天所具有的意義。以宋明以後所討論的「本體」與「工夫」這兩個概念而言，兩者均屬傳統意義上的儒學範疇，而其中蘊含何種理論內涵和哲學意義，則是今天需要思考的問題。從現代的理論視域看，與「工夫」相關的「本體」大致包含二重涵義。首先是人的後天發展之所以可能的根據，這一意義上的本體與「性相近」意義上的「性」有相通之處，而不同於西方哲學論域中的substance(本體或實體)。「本體」同時也表現為內在的精神結構或意識結構，這種精神結構或意識結構既包含人的認知內容，也滲入了人的價值觀念。以價值取向和認知內容為具體內容的精神結構，又構成人在後天展開多樣工夫的內在出發點。作為工夫的根據和出發點，本體不僅從「如何」的層面為工夫提供了引導，而且也從「應當」的層面為工夫提供了動力；前者表現為本體中的規範意識，後者則展現為本體中的責任意識。本體中的規範意識關乎行為「如何」展開，即如何做；本體中的責任意識則涉及應當選擇「何種」行為，即應當做什麼，後一關切往往又進一步轉化行為的動機，推動行為的發生。總起來說，人的發展離不開內在根據，後天工夫也需要現實的出發點，而不能從無開始，從而，「本體」在二重意義上制約著人及其活動。以上視域中的「本體」，從今天來看依然有其重要的理論意義。
對儒學的理解，同時需要揭示它對於解決今天面臨的社會問題和理論問題所具有的意義。這裡，重要的不是迎合某種現代理論，而是關注儒學所蘊含的克服相關理論偏向的理論資源。以近年成為學界熱題之一的正義理論而言，真正具有實際意義並需要加以關切的，並不是儒學中是否也有類似正義論的觀念，而是正義本身是否存在自身問題以及儒學在解決這種問題上可能具有的意義。正義原則以肯定個體的權利為核心，這種原則對建立合理的主體間關係無疑有其積極意義，然而，僅僅關注於個體權利的彼此尊重，往往很難避免主體間的緊張和存在意義的失落：當主體間只是一種權利關係時，人便片面地呈現為一種法理意義上的存在，而人是目的這一規定亦常常因之而模糊。較之正義原則，儒家所主張的仁道體現的是一種不同的價值趨向。仁道的基本精神在於尊重和確認每一主體的內在價值，它既肯定主體自我實現的意願，又要求主體間真誠地承認彼此的存在意義。這裡不僅蘊含著人是目的的理性前提，而且滲入了主體間的情感認同。對於克服僅僅強調以個體權利為核心的正義原則可能導致的偏向，以上仁道觀念無疑構成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在從理論層面闡釋儒學概念的同時，對儒學可能具有的歷史限度，也需要有清醒的理性把握。時下，常常可以看到某種回歸經學、將儒學研究經學化的傾向，這種趨向無疑值得加以思考。歷史地看，經學的基本前提是以儒學為正統的意識形態或真理系統。在經學的傳統中，對於作為經典的儒學文獻，往往只能解釋，不能批評。清代著名的經學家王鳴盛便明確指出，「治經則斷不敢駁經」。在此，經學即被視為思想的正統，其義理不允許有任何異議。經學的立場往往導致儒學的獨斷化、權威化。歷史上，獨斷化、權威化曾使儒學失去了內在生命力，如果現在依然回歸經學、以儒學為正統或以儒學為本位，同樣也將使儒學本身失去生機。從以上方面看，今天所需要的顯然不是儒學的重新經學化，而是揚棄經學的視域、以更為開放的眼光來看待傳統儒學。
對待儒學的開放態度，具體展現於情感認同和理性把握的互動。情感認同和理性把握關乎前面所說的價值立場與理性認知，一方面，在對待傳統儒學的問題上，總是涉及情感上的認同，後者既表現為對以往文化成果的敬意，也與價值取向上的正面肯定相關；另一方面，對儒學又需要加以理性的把握。情感認同和理性把握的統一，可以視為對儒學作合理把握的觀念前提。僅僅側重情感認同，往往可能重新導向經學意義上的衛道意識，現代新儒家在某種意義上便展現了如上趨向；僅僅強調理性認知，則容易將儒學僅僅看作認知意義上的對象，而忽視其內在的價值意義。可以看到，揚棄經學立場與注重情感認同和理性把握的統一，構成了儒學理解過程的相關方面。
如前所述，關於儒學，不僅有如何理解的問題，而且也有怎樣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儒學的這種發展，可以從形式和實質兩個不同的層面加以考察。
從形式的層面看，儒學的發展首先需要在概念的邏輯分析方面給予必要的重視。在傳統的形態下，儒學一方面有自身獨特的概念系統，另一方面這些概念往往呈現文約義豐的特點。就積極的意義而言，文約義豐意味著內涵的多方面性和豐富性；從消極的方面看，以上特點則常常表現為缺乏嚴密的邏輯形式，並容易導致理解上的歧義。注重邏輯分析，首先要求對這些包含多重內涵的傳統概念作具體的辨析，使之呈現邏輯的清晰性。這種邏輯的辨析，可以視為進一步推進儒學的前提性工作。與概念辨析相聯繫的是觀點的論證。論點的提出，應當進行嚴密的邏輯論證，所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涉及這一方面。對於傳統儒學中的觀點，同樣需要揭示其立論的根據和理由，並具體說明其何以在理論上能夠成立。此外，對於今天的儒學研究來說，往往還面臨邏輯重建的問題。馮友蘭曾區分了實質的體系與形式的體系，在其傳統的形態下，儒學更多地關注於實質的體系，而不是形式上的體系：儘管它實質上表現為具有內在關聯的系統，但在形式上，這種系統並不是以邏輯推論的方式展開的。與之相聯繫，今天對儒學的把握和發展，需要進行邏輯的重構，這種重構包括揭示不同命題之間的邏輯關聯，分析觀點展開過程中的內在脈絡，等等。
進而言之，注重不同觀點之間的討論與爭鳴，也是儒學發展不可忽視的方面。儒學本身就是在論爭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其中首先是儒學內部的論爭。儒學在先秦時候就分化為不同的發展趨向，如孟荀之間的分野，更寬泛意義上如韓非子所說的儒分為八，等等，這種分化，同時伴隨著儒學內部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所謂派中有派。與之相關的是儒學和其他學派之間的爭論，百家爭鳴便包含了儒學和其他學派之間的論爭。無論是儒學內部的論爭，還是儒學和其他學派之間的相互辯難，都從不同方面為促進儒學的發展提供了思想的活力。
儒學在今天的發展，同樣離不開不同學派、觀點之間的爭論。事實上，時下也可以看到這一類討論，所謂心性儒學、政治儒學、生活儒學等分野，便表明了這一點，這些不同理解的展開，也每每伴隨著儒學內部的爭論。此外，儒學和其他學派之間的對話，包括與所謂自由主義的交鋒，亦屬儒學在現代涉及的廣義論爭。更進一步，儒學可以進入世界的範圍，參與世界範圍內的學術爭鳴。通過以上多重形式的論爭，一方面可以汲取多元的智慧和多重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不斷克服儒學可能具有的理論偏向。歷史上的儒學是如此走過來的，今天儒學的演進，同樣需要在新的歷史層面上注重以上的理論發展方式。
從實質的方面來看，儒學的發展同樣也面臨多重問題。首先需要關注現實存在，後者意味著真切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的現實需要。儒學在今天呈現復興之勢，並重新受到多方面的關注，這無疑折射了歷史的需要，這種歷史需要具體包含何種現實內容？這本身需要切實的研究。同時，儒學的發展也必須把握其歷史可能性：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現實的社會發展形態為儒學重新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究竟提供了何種可能性？在什麼條件之下，它可以成為有生命的思想資源和生活形式？無視時代變遷，簡單地追求復古式的回歸，顯然容易脫離現實的可能性。在這方面，對現實可能性和時代條件的具體把握，無疑十分重要。
寬泛而言，儒家的歷史作用主要不是在事實的層面上解釋世界，而是在價值層面上引導和規範社會生活。陳寅恪在談到儒學時曾提及，儒學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方面，體現於「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其「學說思想」，則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這裡也蘊含著對儒學現實規範意義的理解。當然，陳寅恪對儒學的這一看法，本身也可以進一步討論。更具體地說，儒家之長似乎主要在於通過確立普遍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原則，建構與之相應的倫常制度，以擔保社會的倫理秩序和政治秩序。儒家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久不衰，與它所具有的以上歷史作用顯然分不開。歷史地看，漢以後的朝代，即使是北方外來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建立起來的王朝，最後幾乎都選擇儒家學說作為其主導的意識形態。從中，也可以看到儒學的歷史功能和意義。
與以上歷史作用相聯繫，儒學的核心主要體現於「仁」和「禮」之中。歷史上，儒學常常被視為「周孔之道」，後者的實質內容即「仁」和「禮」：「周」即周公，其文化層面的歷史活動主要與制禮作樂相涉；「孔」則是孔子，作為儒學的奠基者，其思想與「仁」的觀念無法分離。這樣，「周孔之道」背後所蘊含的，便是「仁」和「禮」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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