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人情味回來了，傳統文化復興就成功了
梅花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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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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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認為：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相碰撞的歷史。進入21世紀，中西學的激烈爭論仍未了結。
山東大學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王學典一直研究如何把中國「中國化」，他的這一觀點在學界受到廣泛關注。在他看來，西方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當下問題，人文社科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回歸；中國社會成功轉型的關鍵，在於創造高於自由主義的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
記者：這幾年傳統文化復興的呼聲越來越高。目前社會上出現了儒學進校園、讀經班、國學社、鄉村儒學、社區儒學，您怎麼看待這種「國學熱」?
王學典：我有一個觀察，近二百年來，中國和西方走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紳士化、貴族化。你到美國，普通民眾見面，一定要跟你打招呼，早上見面了說，good morning，上電梯時也彼此招呼一下，這本質上是一種紳士風度。
而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卻恰恰與之相反，我們是把君子、貴族、精英平民化、草根化，有段時期甚至是流氓化、野蠻化。儒學復興的本質是把國民重新君子化、重新紳士化、重新精英化、重新貴族化。再進一步說，重新文明化。它針對的是道德墮落、禮儀之邦喪失這一問題。
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中國已經完成了倉廩實的任務，剩下的是知禮節、知榮辱。知禮節、知榮辱是什麼?是價值觀的重建，是品質、境界、操守、人格的提升。我們要再造一個君子國。我個人認為，傳統文化復興的要義就在這裡。
另外，我不認為儒學復興在研究院。儒學復興也不在讀經班、電視講座上，儒學復興的根基是再造一個以儒家原則為基礎的克服自由主義缺陷的更富有東方溫情的倫理型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觀察到了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人際交往背後，是沒有主義支撐的。西方是自由主義作支撐，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由儒學在支撐，但我們今天所有社會活動背後的支撐是什麼?沒有。
所以說傳統文化必須復興，因為它前期被貶得太厲害了，這是一種反彈，但還沒反彈到足夠高度。也正因為此，我不認為傳統文化的復興過了，事實上這種復興還沒到位。
記者：您說要創造一個高於自由主義的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目前有沒有這樣一個樣板?好多人喜歡列舉中國台灣。
王學典：我個人也認為中國台灣、韓國已經部分具備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徵，特別是台灣，因為台灣是中國的本土，是中華文化的直接移植和延續。你到台灣去，會發現他們既能尊重個性，比如說注意保持彼此之間的距離，尊重契約；但大家又能很快打成一片，吃個飯、喝個酒、大家暢談開懷大笑，帶有中國社會的人情味。
中國人特別崇尚大團圓，春節到了，一家人在一起。西方過節也去看父母，但與東方倫理型的生活方式相去甚遠。包括西方人喝酒，大家從頭到尾拿著一杯紅酒，僅僅是一種形式。中國人喝酒是喝烈酒，三杯酒下肚，所有的誤解、問題、障礙和最初見面的距離都消失了。我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只要得當，把那些壞毛病去掉，保留最本質的東西，會更具有人情味。
什麼時候把更富有人情味的東方倫理型的生活方式再造出來，中國社會轉型就成功了。
記者：您認為目前再造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王學典：比較困難，但也不是不可克服，只不過中國目前還沒進行這方面努力。新加坡有一個政策，兒子在父母的小區或父母在兒子的小區買房，給一定的折扣，鼓勵聚居。在城市社區生活的安排上，我們目前並沒有考慮到幾千年來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生活模式，沒把那些要素加以提煉吸收，融合在新的社區生活當中。如果政策適當鼓勵朝這個方向發展，能減少很多問題。
我剛才說了，我們的社會生活背後沒有主義支撐。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背後，是有主義支撐的，即儒家的倫理、價值觀念，就像西方的社會生活背後是自由主義作支撐一樣。仁義禮智信是一套規範，在過去是起巨大約束作用的，現在做不到這一點。
我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儒學復興不是簡單地重視傳統文化。儒學復興不是復古，而是再造一個新的文化。明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我覺得新文化這個概念沒什麼問題，不能完全回到傳統當中去，也回不去，但也並非與中國傳統文化絕緣，而是能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能吸收自由主義的某些東西。
記者：塑造新的生活方式，要對中西方文化做怎樣的取捨?具體能做些什麼?
王學典：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致命缺陷，在我看來是漠視個性、扼殺個性。中國傳統文化是義務本位，是一種集體取向、社群取向、共同體取向。無論這種共同體是國家、是政府、是家族、是家庭還是其他。
西方的文化強調個性至上、個體至上，但也有缺陷，已經暴露出很多問題，像槍擊事件連綿不斷。我個人認為，人類的未來是創造一種新的文化，吸取東西方文化的優秀成分，綜合為一個新的文化。這個新文化能同時兼顧個體與社群，同時帶有本民族的某些表現形式和特點，這會是一條比較好的道路。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台灣、韓國經歷過一個權力下移的演進過程。台灣在上世紀70年代也有一個傳統文化的復興過程，但實現您所說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是在威權社會解體之後，才逐步構建起來的。
王學典：社會的演化和歷史的發展肯定有自身的規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比如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家轉型，不是三天兩天就能成功的。但中國社會面臨一個大問題，我們和傳統社會發生了巨大的斷裂。
中國傳統社會的自然狀態已被徹底破壞、徹底摧毀。20世紀的革命也好、外國侵略也好、戰爭也好、動亂也好、貧困也好，已經把大陸傳統社會的遺存摧毀了。所以它遠不像韓國、中國台灣這種原住民的社會，基本上是按照幾千年的原始軌道往前挪動。中國大陸如何重新彌補斷裂造成的空白，是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記者：儒學在中國歷史上幾度輝煌，長期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存在。現在要復興優秀傳統文化，就儒學而言，它怎樣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保持其獨立性?
王學典：歷史上，儒學本身不一定要和皇權結合起來，但是儒學確實也在追求權力。孔子周遊列國，就是想讓人用他，就是想取得權力。但是儒家對權力的追求，是想通過權力來實現自身的理想，而非享受權力。
馮友蘭因為「文革」時的表現被批評，但侯外廬先生解釋說：你們都不了解馮先生，馮先生向權力中心靠攏，這不是馮先生的品質決定的，而是馮先生搞的學問決定的。儒學從來都很看重國家權力、公共權力，儒家看重權力，是藉助公共權力實現自己的理想，實現心中那一套社會制度安排。
歷史上所有的儒家都熱衷於和官方打交道，儒學和權力有著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它不像道家，道家把權力看作糞土，因為道家不承擔對人間社會的使命，它是超脫的。但儒家不行，儒家對人間社會有一套全面的制度安排，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而這一套制度安排要變成現實，「治國平天下」，必須依靠權力。如果手裡沒有權力，怎麼能對人間社會進行安排呢?怎麼讓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理想要想實現，一刻也離不開權力，這是所有的儒家都熱衷於和官方打交道的秘密。
只要搞儒學，只要信奉儒家哲學，就可能有追求權力的願望，這是必然的。但儒家從來只是把權力看作是實現自身理想的一個工具，而不把權力當作一個終極的追求。其終極目標不是攫取權力，更不是通過攫取權力攫取財富，那就和儒家理想完全背道而馳了。儒家的理想是要安排人間秩序，要為萬世開太平，治國平天下，怎麼能離開政治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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