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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羿龍焉】——御筆書翰墨,氈室伴清嘉

壁瓶皆作半器狀,背面平坦設凹槽,便於懸掛。

清乾隆 古銅釉描金開光夔龍詩文雙螭耳壁瓶

款識:「留余春山房制」六字篆書款

尺寸:23.5cm

參閱:《瓶盆風華 明清花器特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14年,頁226 ,圖Ⅱ-47 。

此件壁瓶外壁以古銅彩為地,營造鏽蝕斑駁的質感,減地浮雕夔龍紋,紋飾描金彩。器身中央開光墨彩書乾隆御題詩文『蘅皋掇菁藻,氈室伴清嘉。卻喜多風韻,偏宜對月華。紛披紅艷伙,掩映綠叢斜。還似文軒側,微吟倚碧紗』,末鈐紅彩『乾』、『隆』篆書印。器底書金彩『留余春山房制』六字篆書款。全器搭配和諧雅緻,詩、書、印融為一體,相得益彰。

縱觀今日公私收藏,此種仿古銅青綠描金開光裝飾形式的乾隆壁瓶數量稀少。筆者檢閱相關資料,目前所知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乾隆 仿銅金彩詩文瓷轎瓶』,並與乾隆五十五年《呈貢檔》:『正月初五日,……遵旨查看得原任九江道海紹之妻呈繳入宮貢物:……御制詩仿青綠鎏金轎瓶二件……』所載瓶例相符,其紋飾、制式皆與本拍品十分相似,可資參考。

壁瓶

明人文震亨《長物志》中稱之『壁瓶』,清代則稱為『掛瓶』或『轎瓶』。其主要用途為插花,陳之廳堂、轎輦,以作裝飾。壁瓶自明萬曆年間開始逐漸流行,此時壁瓶體型壯碩,懸掛於居室。明代高濂《遵生八箋 卷七 起居安樂篇 高子書齋說》雲:『床內後柱上釘銅鉤,用掛壁瓶,四時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兩可』。及至清代,隨著帝王審美的變化,壁瓶的形制與尺寸變化很大,御窯廠燒造大批壁瓶用於裝飾宮殿,以瓷瓶插花逐漸成為宮中習俗。

寂園叟《陶雅 卷下 陶雅十一》提及:『一瓶之式樣,千變萬化。無有窮期,故瓶獨尊於他品』。而壁瓶作為瓶式的一種,在乾隆時期種類更是繁雜多樣。除了造型多樣的器形,這一時期壁瓶還出現了一種開創性的裝飾技法,即將瓷器紋飾造型與帝王御題詩句相結合。壁瓶也因其可『隨行供嘯詠,沿路擷芳華』,故深得乾隆帝青睞。從傳世品及《清檔》資料可知,乾隆帝對壁瓶最是珍愛有加,並多次下旨交由唐英燒造,以用來裝飾內廷及文房陳設。

起先御窯廠燒制壁瓶只有畫而無題詠,後乾隆七年皇帝曾專門下諭旨於唐英:『將御制詩一首,交唐英燒造在轎瓶上用,其字並寶璽酌量收小,其安詩地方並花樣亦酌量燒造』,自此壁瓶集詩書畫於一體,無論是器形、紋飾和品種都更為豐富多彩。

拍品此詩是乾隆癸亥(乾隆八年)七月中旬西巡途中所作。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清檔》記載,乾隆八年『八月初四日,廣儲司庫使曹報上帶來內大臣海望信帖一封,內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太監高玉交御題《蘅皋掇菁藻》五言詩一首。傳旨:著寄與唐英照從前燒造過掛瓶式樣,將此詩寫上,燒造數件送赴來京,欽此』。由此可知,此件壁瓶式樣和搭配的御制詩,系乾隆帝所欽定。

乾隆壁瓶詩文內容大多是乾隆帝出行在外有感而發即興所作,瓶身再配以人物、山石、花鳥等裝飾,從而展示出不同的組合效果。通過一種特殊的方法記錄了帝王的日常生活點滴,也為在枯燥的宮廷政治之外增添了一些生活情趣,成為帝王娛樂的一種方式。乾隆帝的這種細緻情懷,高度契合了中國人情感上與傳統精神中極為深刻的東西,儘管壁瓶這一品種在龐大的瓷器分類中所佔的比例不大,也正是因為其少見,才更見餘味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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