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20年前的舊稿：命運啟示錄

命運啟示錄｜讀王曉明《魯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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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筆記中，我曾這樣寫道：「也許欣賞一位寫作者，實際上只是對自己內心的認同而已。」現在讀來，這段話有點狂妄。優秀作者對讀者是有提升之裨益的。當然，這種「尋找認同」的閱讀，把握好了也有其獨到之處，而且至少是愉悅的。

可是也有艱苦的時候。這種感受，在讀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時，便深深困擾了我，有兩次甚至直欲棄書而去。

這種新奇的體驗，讓我想起了藹理斯在《生命之舞》新版序中的話來。他說，當我們狹義地考慮一本書時，我們所指的「書的意義」就深遠了，這些意義來對「靈魂深處」一些隱藏的、多少想故意加以壓抑的事物的展示。「這種書容易使人迴避」，他接著寫道，「確實，我們自己的坦率暴露，在起初最容易使我們感到震驚。」

藹理斯是從作者的角度來說的，然而對於讀者也常常如此。我就是在這種震驚中讀完這本魯迅傳記，自己也彷佛被人洞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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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說：「為魯迅寫一部傳，一部凸現他精神危機和內心痛苦的傳，是我久蓄於心的願望。」1993年，他的這部傳記作品得以出版。

此前我閱讀過王曉明的一些著作，比如《所羅門的瓶子》（1989）、《追問錄》（1991）。王曉明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品格深深打動了我。我曾讚譽他的著作具有「至情至性的美」。而當讀到這本魯迅傳記時，確如他的朋友所皺眉的一樣，王曉明的文字是越來越「激憤」了。這種「激憤」在傳記里緊張地憋悶著，但並不成功，他無數次要忍不住跳出來談自己的看法。到了前序後跋中，更是沒有顧忌地泛濫了。這讓我看到一個心境與魯迅一樣糟糕的王曉明。

與以往那個「在刺叢里也要姑且走走」的魯迅印象不同，在這部傳記中，分明呈現了一個被時代逼迫得有些倉皇的「逃亡者魯迅」。這種感受的確觸目驚心！在這裡，傳主的許多生平細節是找不到的，能找到的是一些與「逃亡」有關的諸多史事。

魯迅先生並非一個天生的「逃亡者」，恰恰相反，他跑到南京甚至跑到日本的十一二年中，都充滿了自信。其原因，一方面他處在血氣方剛的年齡；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獲得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即歷史進化論，而拋棄了作為傳統之一的「復古」與「循環」的歷史悲觀主義。進化論和其他西方思想一起，賦予了他與同時代者對歷史趨勢和個人價值的「樂觀主義的新認識」。

然而對於魯迅這個個體來說，這種「樂觀主義」並不牢固。作為黑暗時代最初的啟蒙者，又在少年時代飽受了冷酷人生的刺激，在他對「醫學的能量」失望而轉向文藝時，他不可避免地又碰到了「文藝的能量」的老問題。這種懷疑來自他以文藝作為方法對當時國民性進行剖析與療救的實踐。他寫下的幾乎所有文章，都明顯的表現出對民眾的輕蔑，這簡直是作為啟蒙者的反諷了。因此，「鐵屋子」的比喻始終像幽靈一樣糾纏著他。

魯迅這樣一種透骨認識和他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實際上形成了強烈的對照，使他落入到「既是發誓獻身，又倍感孤寂」的尷尬中去了。他這樣來描述魯迅：「你今天來看，他一生都落在命運之神的牢牢掌握之中，接連碰壁，走投無路，可在他自己，這一生正是不斷地拒絕命運的啟示、不斷從悲觀和絕望中逃離的一生。」從北京到廈門、廣州，再到上海的「三次逃離」；從理想主義開始，最終逃到虛無主義里去。這就是魯迅的歷程。除了那種維繫希望和不甘心的樂觀主義之外，這種虛無主義的逃亡，也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生命狀態的一種基本特徵。

那麼，他們所拒絕的「命運的啟示」又到底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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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王曉明這裡找到了「悲觀主義」，這是一種既非「樂觀主義」有非「虛無主義」的第三種信仰。他對此論述不夠充分。但「惟悲觀者而清醒」，我覺得可以轉換為另一個詞，「理性主義」。王曉明的悲觀主義信仰，從骨子裡說就是一種理性主義信仰嗎？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從孔子的「待價而沽」、奔波不已，想找一位國君來實踐自己的理想開始，中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姿態似乎一直沒有改變過。這種過於急切的濟世心理，又過於接近於社會權力結構的中心，最終損害了他自己，甚至遍體鱗傷。這種傷害有時是如此嚴重，往往使得其理性主義變得黯然失色，最終連履行其真正使命的心境和能力也一塊失去了。

根據許廣平先生的回憶，魯迅就說過：「革命者要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惑，不易勇往直前。」（景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這種感受，就正是魯迅所具有的理性主義在那種政治機制下的呻吟。這種理性主義來自他「剋制不住」的懷疑精神，而這種懷疑精神又來自他對社會、國民性透徹的認清。反過來，這種理性主義由於必然要面對他那尖刻的分析結論，也終於遭到了最後的覆滅，即被那深埋於其內心深處的虛無主義「鬼氣」所反攻倒算。甚至，正如王曉明所看到的，連那在早年間曾給予他莫大信心的歷史進化論，也要岌岌可危了！

因此，雖然他一次次強調要「養成勇敢而明白的鬥士」，但他自己也正在證明，一旦這鬥士「明白」了，就不免要對自己的「勇敢」和「價值」質疑起來。

一個明白的鬥士，不僅要對「一二千年前的黑暗根源」進行艱難清算，他還要同時又背負起這麼一個傳統來；更為困難的是，他還得瞻前顧後，為防止「友軍」與「後方」的暗箭而「橫站」。這種處境恐怕是孤獨者所難以吃得消的，終究由於逃離心切，連那點理性之光也要在倉皇中不能顧及了。20世紀上半葉的魯迅，恐怕確是難以把握這一點。那麼魯迅之後呢？王曉明做出這樣的判斷：「到了這個世紀末快到結束的時候，我們仍不清楚自己是處在怎樣的境遇中，仍在精神的曠野上茫然無措。」

——在王曉明「激憤」的背後，佇立著一個多麼孤獨的靈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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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與虛無之後，理性主義才是我們真正所缺失的。魯迅先生是有的，但他對家庭到社會、從民眾到青年都失去信心，這種心境損害了他的理性精神。他的文字因為過多的「激憤」，顯得「鋒利有餘」而蘊蓄不足。這份有時代缺憾的批判理性，是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

於是，便很自然的想到了顧准。顧準是在90年代時代氛圍中發掘出來的一個令人驚訝的思想者。

王曉明談到，如果魯迅先生在1936年不死，此後的歲月中他可能要做「第四次逃離」的。這種推斷並非沒有根據。那麼，他恐怕又要再一次拒絕「命運的啟示」了，而能夠超越「樂觀」和「虛無」的，只能是下一個時代的知識者。我從顧准這裡看到了這種知識者的影子。

顧準的人生遭遇雖然與魯迅先生並不能做對比，但正如其女兒所說的，也是「一步一步地從地獄中趟過來的」。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知識者中，沒有逃離到樂觀主義和虛無主義中去的，顧准應屬於其中的一個。

顧准文獻的整理者、胞弟陳敏之先生說，在1972年到1974年，甚至更早以前，顧准就開始「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陸續寫下了這部根本沒有想到會出版的讀書筆記，《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顧准早已痛苦地感到一個問題：娜拉出走後怎樣？——這個問題也是魯迅提出來的。他發現，人，如果從某種「想像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蹟，卻不能解決「這麼一個問題」。

他感到年紀大一點，當詩意逐步轉為散文和說理的時候，就得分析「想像力」了。他說，「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陳敏之按，指作為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然而，當今天的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地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顧準的態度從來是明確的。他的徹底的經驗主義、多元主義，不正是「勇敢而明白」的鬥士所該具有的「理性主義」嗎？雖然人們對他本人的恃才傲物與心無城府既厭煩又利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個鐵骨錚錚的硬漢人格。理性主義要求能夠直面慘淡的人生，即使這種人生是無法直面的，他仍然要做到這一點，的確，顧準是做到了的。那麼是否可以說，魯迅的遺產找到了真正的繼承人？當顧准被知識者所普遍認可之後，王曉明的那種「仍在精神上的曠野上茫然無措」的悲哀，是否可以逐漸消除了呢？

然而這恐怕還需要時間，包括王曉明自己。他必須明白，「激憤」是一把雙刃劍，對於思想者，既有啟示力，又有自我損害（即魯迅的「長蛇自噬」）的可能性。他在閱讀魯迅的過程中「尋找認同」，但顯然，僅有這些仍然不夠。他必須對其所持的「悲觀主義」有更深入的論述，敢於直面的同時，又能超越「激憤」，走向理性。這也正是他自己所說的「命運的啟示」吧？

或許這才真正符合他為魯迅寫傳的本意。

1996年5月3日，北京

（《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王曉明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顧准文集》，顧准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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