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閱讀 I 非正式空間的未來
非正式空間的未來——評《Urban lifestyles: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in spaces of consumption》
在網易雲音樂里，萬能青年旅店《殺死那個石家莊的人》下評論有這樣一段話：「石家莊葯都夢破滅，藥廠經營不濟；人民商場被北國併購，改了名稱；師大附中前日路過，暑假空落寂靜。」
對應歌詞，讓人有些落寞。人民商場讓我想起嘈雜又人流涌動的哈爾濱師大夜市，已不復過往。我在日記中曾這樣寫下，「兩年前我無比期待大學開始後的旅行，現在似乎又開始厭倦，可是生命的形態里，漂泊似乎是我最好的方式去擺脫庸俗。」但事實上，在移動城市裡，我們卻只能不斷重複地發現著另一個移動城市。這亦如朱津（Zukin）的讀本，很難去翻譯朱津的消費概念（consumption），一開始讀，看到的是消費、物慾、或者文化，可再深究下去，是現代性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或是福柯（Foucault）所謂的全景敞視監獄。消費迫使人們嚮往出逃，可是逃來逃去依舊是連綿的城市，就像《肖申克的救贖》里的老布（Brooks Hatlen），我們已漸漸被體制化了。我仍舊能無比清晰的記起，從納木錯返回拉薩市區時巨大的安全感，我已經喪失了在自然生存的能力。
而這正是我認為朱津這篇論文所具有的巨大魅力所在，沿襲著朱津在《權力地景》中談及的，「社會意義從生產轉移到消費。（朱津, 2010）」朱津在1998年的這篇文章主要圍繞著消費空間的發展，它同米爾斯（Mills）、福柯等巨擘一般，揭示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並非原本如此，如伯格（Berger）所講「（社會學）要求洞察社會被建構的方式。（伯格, 2009）」朱津一步一步拆解了都市空間，細細碎碎地講述著城市歷史——我們生活所在的歷史。具體而言，朱津將消費空間的發展或是說城市生活方式與現代化模式，分為了三個具體階段，發展的總趨勢是從物質消費到文化消費、多樣化到標準化、在地城市到創意城市。
一、消費空間發展史
（一）現代性(1880-1945)：拜金主義
1、娛樂與購物的分離
第一個現代化階段中，我們可以看到娛樂場所和百貨公司兩種典型代表，這兩種典型代表實際上也承載了中產階級最初的文化價值觀念，但這個階段娛樂消費和物質消費是分離的，這種典型及其背後觀念的影響也大多還局限在特定區域。
在這個開發中，朱津舉例了紐約時代廣場亦如其他被功能定位在歌劇等的區域一樣，是淫亂和放蕩的代名詞，特別是在大蕭條和禁令期間。這個時候的時代廣場是單純娛樂性地點。
2、階級與種族的融合
另一方面，正如朱津論述道：「1880﹣1920期間，儘管街區仍舊有著排外的傾向，但逐漸失去了壟斷權，不同階級、膚色、性別的人民，進入原先上流社會的場所變得容易。」都市的商業文化重塑了現代城市的公共生活，在早期的現代性階段，種族與階層隔離被一定程度上打破。
3、彌散全社會的拜金主義
消費產生了大量工作，吸引了很多年輕美麗卻沒有專業技能的女人進入城市，但是很快因為貧窮，一些女人開始賣淫，而顧客們因為商人推銷和流行風氣進一步購買各種風格的時尚。多樣化的商業由此建築在了一種不道德的夢想世界上。儘管商人在公共空間中創造了現代都市的圖景，但實際上，這種消費空間建構在對於金錢和物質的渴望。也許在某種意義上，百貨公司就是商人試圖在公共空間中植入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念。
總之，這一階段的消費空間產生了一種將消費作為獲取快樂的新都市文化、新的拜物教、民主化渴求，與彌散全社會的拜金主義。
（二）晚近現代性(1945﹣1975)：購物中心
1945年後，由於城市規劃中居住與工作分離的理念、汽車的普及等因素，產生了中產階級逆城市化浪潮，進而導致了消費社會的轉型。從大都會到郊區的城市去中心化，以汽車為紐帶的城市開始興起。
1、郊區城市化：購物中心的顛覆
在這一階段中，因為中產階級搬遷郊區後的物質需求，產生了符合中產階級觀念的購物中心，而汽車的大規模使用，則進一步加強了購物中心的產生與發展。正如朱津論述的，郊區綜合體的消費與家庭取向生活方式，很快提供了一個郊區城市化的文化背景。很快城市中的消費空間被郊區均質化的購物中心取代，並命名為半嘲諷半致敬的名稱：`galleria』 and `malls』。不管購物中心產生之初的本意是什麼，它的出現顛倒了現代城市本來的模式。購物中心成為了私家車首選的目的地，低效率的私家車取代了高效率的集體模式，購物中心改變了人生活的方式，汽車讓人感覺越來越方便。並且因為人們越來越依賴汽車，也開始要求一種高檔獨特性，購物中心遠離公共汽車路線，又繼續加強了這種趨勢。
同時值得一提，購物中心的出現也為郊區家庭提供了一個得以連接的公共空間，此時大量的家庭主婦居住在郊區的家中，個人的孤獨生活方式因為購物中心得以連接，購物中心因而具備了公共空間的屬性，家庭主婦在這裡與社會接觸，在這一階段，大量光顧購物中心的人的心中，購物中心已經不再是私人商店，而是一種公共空間。這一空間特性在下一階段被進一步加強。
2、城市再發展：娛樂與物質的消費融合
當然，第一階段處於城市內的百貨公司與娛樂場所並未消亡，但購物中心的出現確實分薄了城市的消費者。由此娛樂公司和百貨公司為了生存而發展處了兩種新的形式，一種是娛樂消費與物質消費兩種功能開始融合，產生了娛樂零售業，另一種則是將百貨公司的價格進一步壓低，發展為平價大超市，而購物中心則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流，開始奧特萊斯（outlets）式的標準化。
（三）後現代性(1975﹣至今)：縉紳化與區隔
1、對資本主義的反抗與再次被收編：雅痞縉紳化
在第三階段的後現代化消費空間中，一個顯著的轉變是雅痞縉紳們開始返回城市，回到他們祖父輩居住的地方，成為社會多樣性的支持，體現著對以往祖輩居住與工作分離的否定，而將工作與居住開始混合。
同時，正因他們嚮往祖輩的本真性，於是物質消費開始轉向為文化消費，空間也由物質轉向文化。上文提及的娛樂零售業在迎合這種文化取向中，便轉變營造出非購物空間或文化空間來滿足需求。
這一進程在學界又被稱為縉紳化。簡言之，大眾對於縉紳化的想像，就是關於一種藝術性的生活方式，而縉紳通過他們的能力也的確可以去捍衛和擴張他們希望的居住環境，通過去建設更多的文化設施。縉紳化的確帶來了急速增長的文化消費。縉紳不斷提供著新文化的材料，也不斷消費著這些新材料。
朱津對於縉紳化的看法是複雜的，一方面縉紳化重建了城市，在城市構建了中產階級的樂趣，對於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產生了巨大影響，抵制了現代主義的一家獨大。但另一方面，縉紳化鼓勵私有化，削弱了公共設施；對於社會文化多樣性的支持有時候會轉為要求視覺和諧的審美，為了制度化和諧的消費空間而迫使低收入者遠離中心；乃及這種文化消費，事實上是不知不覺中開始以新中產階級審美取向的標準化形式塑造都市空間，成為了美國社會及全球的主流審美取向，壓抑了其他的審美取向。
2、區隔：制度化空間的社會再生產
朱津也敏銳的洞察到，儘管迪斯尼樂園天才般創造了一種視覺吸引的消費制度，創造了一種安全乾凈的公共空間，一種僅僅只是去享樂的機制，後現代的資本主義空間。但領退休金的老人、低收入勞工及少數族裔很少與迪士尼化的公共空間關聯，他們只關心他們所需要的，族裔微弱的聲音也讓他們很難融入這個環境中，實際上推遲了階層與民族融合。以街區為單位的私人資本制定了遊戲規則，並主導了迪斯尼化的公共空間，將中產階級與城市弱勢群體割裂。
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弔詭的反身性，中產階級精英雖然追求著文化消費的獨特性，但他們實際生活在一個標準化供應的世界中，中產階級生活其中卻又鄙夷標準化，由此產生了對供給標準化產品的弱勢群體的排斥。社會生產的空間，隱性的邊緣化了弱勢群體。
這種都市消費制度建立在一個旅遊業與大量私人化的都市生活的共存基礎上，在其邊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後現代的矛盾與分裂，同時在都市生活中被制度化了。
3、創意城市：獨特化與標準化的並存
朱津對於未來城市消費空間的預測是一種持續性的移動生活方式，一種標準化的消費空間擴散到全球。它同時吸納不同種族的需求，建立一種視覺的和諧和安全感，一個集體性商業文化，而不是一個多元性的社會。迪斯尼很早就提出了這種構想，在現代都市中，這種趨勢越來越難以抗拒。
另一方面，迎合著中產階級審美，朱津也論述到紐約政府正在嘗試去把文化資源變成直觀的經濟資本，以此保持紐約作為國際文化中心和旅遊中心的地位。而這不僅僅是紐約政府在做，所有的城市都在做。如台灣高雄政府將美麗島捷運站變成了旅遊的一部分，如哈爾濱政府打造冰雪-俄羅斯文化。過去政府譴責移民與非傳統的生活方式，現在卻把城市的多樣性作為一種商品供給到文化消費市場，這種符號經濟給都市生活帶來了更多的壓力，城市間的競爭也加劇了複製，反而削弱了城市的獨特性。
誠如朱津論述，1980年代，學界的都市研究主要是分析縉紳化及其對各社會階級的影響，消費被視作一種都市社會階級或經濟政治聯盟的具體途徑，而到了1990年代末，消費不僅僅視作一種途徑，也被視為了都市社會變遷的動力。重新組織的世界市場與成熟的都市經濟，創造了新的職業和新的消費方式，這些新職業往往是店鋪里的低收入，而新消費則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依賴高技能知識，以提供文化產品，另一部分則是標準化、為旅行移動服務，傾向於可預測與利潤導向。
二、非正式空間的未來
（一）空間-社區的對立：少數族裔社區
在回顧了都市空間的發展歷程後，朱津也論述到，正是與上述中產階級不同審美取向的弱勢群體，在社會主流外遊離出了獨特的少數族裔社區或購物街空間。
迪斯尼化的購物中心空間和少數族裔或弱勢群體的購物街存在著非常有意思的對立，我將其理解為一種空間—社區對立，也即這種對立具體可以表現在空間的分布上。如果購物中心的規則是人為制定的、主動生長出的、精英主導的機械團結，那麼邊緣的購物街規則是近似《想像的共同體》的不言而名的習俗或默契、被動偶然性的、集體主導的有機團結，購物街是雅格（Jacbos）所欣賞的真正的都市生活方式。
（二）時間-社區的對立：東京六本木
另一方面，沿襲朱津對空間的思考，塞布里烏斯基（Cybriwsky）則進一步論述了日本東京六本木地區，因其發達的夜生活，存在著一種我理解為的時間—社區對立，也即六本木依據早晚的時間將同一個地區劃分為了兩種用途和形態的社區（Cybriwsky, 2011）。
六本木的白天公務區與夜晚娛樂區，與朱津的空間割裂不同，這兩種空間疊合於同一物質空間，但聚集的人群截然不同。或許夜生活提供了創意經濟所需要的非正式網路，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的是，市場與資本力量依然不斷地強化了不同社會階級夜生活的範圍與對立。
在這一都市空間進程下，無論是朱津，還是塞布里烏斯基，無論是紐約，還是東京，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個無形的階級隔膜確實存在於我們的都市空間中，並被現代資本主義時空制度化。
（三）非正式空間的未來：誰來保障公民權？
儘管一些學者認為少數族裔社區中，新移民發起的新企業、便宜租金和充滿活力、異質性和多樣性的夜生活街區，可以推動產生包容性、受保護性的公共領域與全球城市等（Su-Jan Y, Limin H, Kiang H, 2012）。
但正如朱津所潛在敘述的，如果說精英主動構建的購物中心是相對穩定的，那麼購物街則無疑是脆弱的，它們非常偶然因為消費而生長出來，為城市帶來了多樣性，但這種多樣又易碎的特點，讓縉紳化非常容易或是「不小心」的便將它們「城市化」。
我不得不發出這樣的疑問：當全球城市希望更加的西化，這些城市的非正規性可以生存多久？近來上海市永康路酒吧一條街的拆遷是很好的例證。最終朱津在這篇論文的十年後進一步思考，如何保證這種脆弱的購物街社區可以保留，如何保證所有公民的城市權（朱津, 2015:332）？事實上也是對1960年代雅格布斯提出問題的回應：「城市如何鼓勵陌生人互相信任？（雅各布斯,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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