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國家起源的「地理機會」

原標題：唐曉峰：國家起源的「地理機會」

《新訂人文地理隨筆》

唐曉峰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4

ISBN：9787108061102 定價：46.00元

歷史學家們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揭示出許多歷史發展的機緣，而從歷史地理學的觀察角度，則強調歷史發展還須有一個地理機會。所謂地理機會，意思是具體的歷史發展從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當在一處或幾處關鍵的地理部位上首先獲得條件，最早發生，然後還是在地理上，漸漸擴大，最後完成。

*文章節選自《新訂人文地理隨筆》（唐曉峰 著 三聯書店2018-4）。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於微信後台聯繫。

禹貢九州山川之圖

文 | 唐曉峰

大禹治水傳說的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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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進，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側面，一場重要的宏觀地理變革，這場變革是在大禹治水的傳說中表述出來的。

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藝術博物館的專家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銅器，叫燹公盨，其內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銘文，引起學術界的震動。銘文劈頭便講：「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乃差地設征。」撇開銘文的其他重要內容不論，僅這十來個字，就說到了中國古代地理的一樁大事，即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每個中國人熟悉的一個歷史傳說，大概在小學課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義不只是戰勝水災，不只是把洪水疏導光就完事了，這個傳說中包含著一系列整理疆土的偉業。到目前為止，我們能追溯到的中國大地上大範圍的、一體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點，就是以大禹治水這件事為標誌的。

大禹治水後，他所行經的地方，被稱作「禹跡」。經過大禹治理的地方就變得文明，沒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蠻世界，所以「禹跡」就成為文明之邦的代名詞。「芒芒禹跡，畫為九州」（《左傳》），在「禹跡」的範圍內又劃分為九個州，於是「九州」又成為文明之邦的代名詞。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跡」有了更進一步的演進，因為「九州」說出了一套地理分區體系、一個大範圍的地理格局。從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進，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側面，一場重要的宏觀地理變革，這場變革是在大禹治水的傳說中表述出來的。

燹公盨

關於大禹治水的傳說，文獻中多有記載，而最經典的歷史文本是《尚書》中的《禹貢》篇。在王朝歷史時期，《禹貢》屬於儒學經典，備受尊崇，人們篤信大禹治水、分畫九州是事實。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王朝體系崩潰，舊學淪落，新思潮湧現。在這個背景下，一批歷史學家對中國早期的歷史傳說進行了認真的清理，指出傳世文獻記錄的東西不是那麼可靠，於是糾正了不少對早期歷史的誤傳。關於大禹治水這件事，傳世文獻的記載受到懷疑，而確鑿的證據只有東周時期的銅器銘文，所以大禹治水的傳說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謹慎的人只追溯到春秋戰國，不敢講得再早。

現在，燹公盨的發現及其銘文的釋讀，將大禹治水傳說的確鑿證據提前到了西周時期。有了這個證據的支撐，文獻中有關西周時期大禹治水、分畫九州傳說的記載也相應增強了可信性。我們可以確信，在大約三千年前的時候，大禹治水的傳說已經流行了。

大禹治水是歷史「傳說」，但傳說背後的時代特徵與傳說表述的觀念應當是真實的。在大禹治水、分畫九州的傳說中，我們最關心的是對大範圍疆域得以整治的積極頌揚，和對其作一體分區的認知方式。這些東西都是西周時期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銅器銘文證據顯示，到了春秋時期，無論是東方的齊國還是遠在西方的秦國，都存在著這樣的頌揚和認知方式。

山東嘉祥武氏祠東漢時期大禹像拓本

我們一般把「統一中國」的功勞歸於秦始皇，而說周代是一個分封割據的社會。但是在許多觀念上，特別是在地理觀念上，「一統」化或一體化的東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現了。除了「禹跡」這個仍帶有原始痕迹的一體性地域概念外，周人還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體，是更成熟的一體性地域概念，「九州」則是它的分區。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所稱頌的「平水土、畫九州」的偉業都是在禹的名義下完成的。這說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而禹所處的夏朝是一個有成就的歷史時代。不管周人做了怎樣的誇張，也絕不會是無端的編造，我們在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時，對於周人所傳頌的事情，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這次發現的燹公盨銘文中，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內容。銘文中將大禹治水與「明德」密切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大禹治水已成為「德」的重要例證。「德」，是周人著重宣揚的精神崇拜對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統性的標準。大禹治水與「德」的聯結，說明「禹跡」「九州」這些連帶性觀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這一思想發展，為後世以「九州」為代表的大一統地理觀念之不可動搖的地位，奠定了基礎。這是一樁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中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情。

燹公盨銘文拓片

中國的「兩河文明」

「

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遺址的發現，其中有城邑宮室、奢侈墓葬、手工業遺址等，各種銅器、陶器的風格與鄭州商朝都城遺址的相同。如果這位貴族不是偶然來到這裡，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項部署，那麼我們可以說：黃河流域商朝的王權到了長江，「兩條河流，一個王權」的局面獲得了第一個證據確鑿的支點。

近幾十年來，在長江流域發現了不少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的考古遺址，長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令人刮目相看。於是有人借用一個老詞兒「兩河文明」，稱中國的上古歷史是又一個「兩河文明」。中國的「兩河」：一個黃河、一個長江。

中國的這「兩河」，比原來常說的兩河即西亞的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要長大得多，兩岸也遼闊得多。另外，黃河長江的水性、兩岸的人文各不相同，歷史關係也很複雜。中國的「兩河文明」需另有個說法。

從地圖上不難看出，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遠，中上游最近處恐不足百里，下游今天已匯流為一，兩條河流所處的地理、氣候條件基本相同，水性不致相差太大。歷史上兩河之間（稱「美索不達米亞」）有蘇美爾等古老文明發祥，兩河合力澆灌，養育出燦爛成就，如車輪、曆法、文字。兩條河流在人文發展上的「一體化」，是那裡的明顯特點。

中國的黃河、長江，在養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難說一體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兩大類各自成長的原始文化，互不統屬。即使到了銅器時代，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人文關係也不是那麼清楚。西亞的兩河流域約在公元前二三二〇年時出現統一國家阿卡德-蘇美爾，形成「兩條河流，一個王權」的局面。而中國的黃河、長江兩流域最早何時共尊一個王權，還是個尚待研究的問題，不過顯而易見的一點是，黃河、長江的統一比西亞那兩河的統一要難得多，也偉大得多。

在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權，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權，或無法確知，或勢力小不成氣候。黃河流域的夏王權勢力是否曾到達長江流域？按史書的說法，大禹曾巡狩到會稽（今紹興一帶），算是到了長江。但今天的歷史學家對此事多抱懷疑態度，認為夏朝不可能遠控江表。商朝的勢力到沒到長江？本來也是否定的人多，贊成的人少，但是最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提供了一些有利於贊成派的證據，問題開始變得有趣。

首先是一九七四年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遺址的發現，其中有城邑宮室、奢侈墓葬、手工業遺址等，各種銅器、陶器的風格與鄭州商朝都城遺址的相同。根據這些實物證據推測，很可能是黃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貴族率人來到這裡築城定居。問題是，這位貴族為何遠離熱土輾轉至此？他是否負有商王的什麼使命？如果這位貴族不是偶然來到這裡，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項部署，那麼我們可以說：黃河流域商朝的王權到了長江，「兩條河流，一個王權」的局面獲得了第一個證據確鑿的支點。

盤龍城宮殿復原圖

不過，盤龍城商朝據點的政治意義，必須有更實際的經濟說明、軍事說明或信仰說明，才站得住，無端的領地擴張、為領土而領土的事情在商代應不存在。在盤龍城遺址被發現以後，繼而探索商王對於長江流域究竟抱有怎樣的需求的問題，便是一個很實際、很重要的歷史地理問題。在長江流域，不斷有銅器時代的重要遺址被發現，猶如重筆勾勒出長江流域驚人的銅器文明。最有名的當屬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不過在考慮盤龍城商朝據點的戰略意義時，一批商周時代銅礦在長江中游的發現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著北方早期王權覬覦長江的一個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徵而論，沒有銅器不成商朝，商王對於銅礦資源的控制一定不吝代價。所以一些考古學家推測，盤龍城商朝據點與控制長江中游的銅礦可能有關係。經濟的需求（銅礦）導致政治行為（諸侯據點），在理論上沒有問題，在歷史事實上也很有可能，也許黃河與長江的政治結合就是這樣開始的。

盤龍城青銅鉞、盤龍城玉矛

黃河、長江是中國歷史上的文明大河，其兩岸均為人文淵藪，但「兩河」的政治統一過程並非一件簡單迅速的事，而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它需要強大的王權或皇權支持，還需要跨越大空間的社會組織措施。黃河、長江的最終全面聯合，是中國古代政治家的巨大成就。

國家起源的「地理機會」

「

討論一個具體國家的產生時，卻不能總是抽象。雖然在國家誕生的前夜，也就是「龍山文化」後期，我國方域之內存在不少臨近國家「門欄」的社會族群，它們都未能跨越門欄而形成真正意義的國家。中國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形成於晉南豫西，即夏朝。看來，只有晉南豫西地區存在著國家產生的「地理機會」。

九十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弗蘭茨·奧本海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論國家》。這是本篇幅不長的討論國家歷史問題的書，一九九九年被譯成中文出版。書中在討論國家起源時，涉及一些地理性質的問題，很值得注意。

歷史學家們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揭示出許多歷史發展的機緣，而從歷史地理學的觀察角度，我們強調歷史發展還須有一個地理機會。所謂地理機會，意思是具體的歷史發展從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當在一處或幾處關鍵的地理部位上首先獲得條件，最早發生，然後還是在地理上，漸漸擴大，最後完成。歷史發展的地理機會，就是那個（些）最早具備條件的地理部位。善於「腳踏實地」思考問題的人，都會明白，歷史發展沒有地理機會是不可能的。英文的「發生」一詞寫作take place，直譯是「得一個地方」，很有地理意味。

國家的產生問題可以作為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來討論（這樣的討論已經相當多了），但是討論一個具體國家的產生時，卻不能總是抽象，章學誠說過：以議論為春華，以事實為秋實，要華實並進。如今研究中國古代國家起源的問題，以文獻、考古材料之豐富，應當開始考慮摘取秋實了。

中國最早的國家「秋實」集結在晉南豫西地區。雖然在國家誕生的前夜，也就是「龍山文化」後期，我國方域之內存在不少臨近國家「門欄」的社會族群，蘇秉琦先生曾將其歸納為六大區系，但無論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如何繁盛，遼河之畔的紅山文化如何發達，它們都未能跨越門欄而形成真正意義的國家。中國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形成於晉南豫西，即夏朝。看來，只有晉南豫西地區存在著國家產生的「地理機會」。

奧本海在《論國家》中提出這樣的觀點：在純粹農民居住區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不易產生國家，甚至說「原始農民從未創立過國家」。他援引地理學家拉策爾的觀點，認為農人與牧人之間的矛盾，是早期文明發展的推動力，「國家首先在那些與遙遠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農民地區產生」。奧本海觀點的普遍適用性，可能有問題，他所依據的主要是西亞的歷史，對於埃及或南美可能不一定適用。但其強調農人與牧人的接壤處是早期文明激發地帶的觀點，也許確實代表了一類模式，值得我們在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時注意。

我國北方有一個綿長的農牧接觸地帶，這樣一個特殊的人文地理結構為中國歷史帶來了一項恆久的歷史主題。在中國古代的「正史」中對這個歷史主題有豐富的反映。近世美國學者拉鐵摩爾曾詳細考察過這個歷史主題，寫有《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今天的史學家、考古學家都承認，遺漏掉這個歷史主題將不成其為中國歷史。在國家起源的問題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考慮國家起源之「地理機會」的人文邊際特性，在夏文化（即中國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分布地域中，我們更關注晉南地區。晉南是中國古代北部「人文邊際」地帶的最南端。司馬遷曾明確指出這裡存在過的一條人文分界線，即「龍門—碣石」線（見《史記·貨殖列傳》，今習稱「司馬遷線」），上古晉南地區的這條人文界線，大體由今天的龍門山向東北延伸，經霍山再向東北，最後止於今河北昌黎一帶。這條線是農業地帶與非農業地帶的分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稱「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是一個狩獵畜牧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龍山文化時期的文化面貌與社會特徵上，已經表現出區域差異。特別是從經濟上觀察，在滹沱河至晉中一帶，「多半是狩獵、畜牧為主而兼營農業」，在晉南與晉西南地區，「則多半是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和畜牧業」。[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顧與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山西考古學者認為，這種差異可能說明彼時已形成兩大族群，北面的族類「可能是屬狄（翟）族及其先世」，南面的族群「似可視為中原華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顧與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無論族屬如何命名，這些文化現象說明在這個時候，已逐漸出現了一條「農獵」或「農畜」的分界線。在隨後的歷史時期中，山西南北一線的文化曾有南北影響強弱的拉鋸變化，這在北部的朱開溝文化中有所反映。

在南北文化拉鋸變化的某個時間段，陶寺龍山文化在晉南出現，它的來源背景尚待確證，但其所包含的早期國家因素（禮器）卻漸為公認。陶寺文化分布於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澮河流域，在臨汾、襄汾、侯馬、曲沃、翼城、絳縣、新絳、稷山、河津諸縣（市）發現大量遺址。核心區是崇山周圍的汾澮三角洲地帶。遺址年代距今四千五百至三千九百年。從遺物中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看，其經濟為發達原始農業。在時間與地理區位上，陶寺文化與夏朝具備銜接關係。

陶寺龍盤

夏代國家形成的事實讓我們無法忽視與其時空密切的陶寺文化的意義，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也讓我們無法忽視它獨特的人文邊際關係。後來的晉國幾乎佔據了與陶寺文化相似的地理位置。關於晉國，史書中稱「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左傳·昭公十五年》），陶寺文化時期，周圍的「深山」里活動著些什麼樣的人群，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在關於晉南國家起源的歷史，我們可以講的話比以前多了許多，而晉南的特定人文地理部位，要求我們一切判斷要以晉南的基本人文地理事實為依託。歷史事件的地理機會有其必然性的內涵，夏朝國家絕不會是偶然地於晉南登場。我們站在歷史地理學的立場認為：認識晉南，才能認識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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