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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盜竊團伙」,揭秘二戰末期美軍對納粹德國航空航天技術和人才的搜刮

原標題:「沃森盜竊團伙」,揭秘二戰末期美軍對納粹德國航空航天技術和人才的搜刮


原創不易 認可價值 轉載請務必註明作者 以及來自空軍之翼


譯者註:本文原文發表在2017年1月份出版的美國《空軍》雜誌(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美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獨立研究所(IRIS)的總裁瑞貝卡?格蘭特(Rebecca Grant)。譯文所配圖片有改動。



韋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與一枚「土星5號」(Saturn Ⅴ)運載火箭的合影,照片攝於1969年,地點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美國人是在馮?布勞恩的幫助下才研製成功「土星5號」的。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地區結束後,馮?布勞恩帶領著眾多德國科學家向美國軍隊——而不是蘇聯軍隊——投降

「二戰在歐洲結束時,同盟國各國都派出小組競相擄獲和發掘德意志第三帝國那些最聰慧的頭腦。」


背景概述


在1945年的5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在歐洲地區還沒有熄滅之前,在德國和奧地利邊境的哨位上執勤的來自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Sheboygan)的列兵弗萊德?西涅科特(Fred Schneikert)發現一位年輕的德國人正騎著一輛自行車向他駛來。這位年輕的德國人告訴西涅科特說,他的哥哥是納粹德國V-2導彈的發明者,現在想要向美軍投降。


西涅科特覺得這個年輕人是在胡扯,他告訴這個德國年輕人不要瞎說,不過他還是把這位名叫馬格努斯?馮?布勞恩(Magnus von Braun)的德國人羈押了起來,並對他說美國人會對這一切進行調查。



德國V2火箭之父馮·布勞恩博士,很多人把他當做英雄,也有不少人指責他是納粹的幫凶


到了第二天早上,西涅科特所在的反坦克連已經「收容」了數位來自德國佩內明德(Peenemünde)火箭基地的工程師——他們都在試圖越過鄰近奧地利的德國邊境地區。


他們的領頭人物是韋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馮?布勞恩確實是V-2導彈的設計者,他現在希望被美國人俘虜,而不是被蘇俄紅軍俘虜。



美軍轟炸機在空中拍到正以4馬赫沖向目標的V2

在戰爭結束時,美國人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四處奔走,意在搜集納粹德國努力用於戰爭的科學財富,這種行為在今天也許可以稱作是一種「預先扣押」(preoffset)——從Me 262噴氣式戰鬥機的裝配鑽機到來自佩內明德基地的彈道導彈數據,再到那些科學家本身,這些巨大的飛躍開啟了美國空軍在戰後年代的技術優勢。


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陸軍航空隊的總司令亨利?H?「哈普」?阿諾德(Henry H.「Hap」 Arnold)就已經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德國技術。



時任陸軍航空隊司令的「美國空軍之父」阿諾德將軍在結業典禮上檢閱女飛行學員


阿諾德成立了「航空技術情報小組」(Air Technical Intelligence teams),小組在整個戰爭期間都在監測敵方的技術進展。阿諾德將軍的顧問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一俟戰爭結束就組建了一個由眾多渴望對德國的先進科技加以發掘利用的科學家組成的智囊團。在1944年底,「航空技術情報小組」開始在位於俄亥俄州的賴特空軍基地(Wright Field)開列由他們最想要的德國飛機組成的「黑名單」。


傳記作家狄克?A?達蘇(Dik A. Daso)在《空天力量雜誌》(Air & Space Power Journal)中這樣寫道,阿諾德將軍「意識到美國及其盟國絕對稱不上是在領導著世界軍事航空的發展」。在二戰開始前,面對發動機和飛機科研活動的快速創新,美國在設計方面已經滯後了,美國工廠僅僅在產量上才能徹底壓倒軸心國。雖然美國在幾個關鍵領域保持著領先地位——例如加密和雷達,但在其他領域美國卻是落後的,甚至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也是如此。真正意義上的美國噴氣式戰鬥機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才投入使用。


最令人震驚的是,沒有一個勝利的同盟國可以在火箭研發團隊方面與納粹德國相匹敵,德國人的V-2導彈已經對倫敦和低地國家構成了巨大的威懾。在打擊固定目標時,這款導彈的速度和突防能力使其具有巨大的破壞力。



V2飛彈造價比較高,大約12萬馬克,換句話說,德國發射的3000多枚V2飛彈僅僅製造費用就花費了4億5000萬馬克,這個代價偏高


時任盟軍最高統帥的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推測說,如果德國人在六個月前就研製完成V-2導彈的話,那麼作為諾曼底登陸集結地域的朴茨茅斯(Portsmouth)和南安普敦(Southampton)將被列入德國人的打擊目標,代號「霸王行動」(Operation Overlord)的諾曼底登陸「也許早就一筆勾銷了」,艾森豪威爾在他1948年的戰爭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身在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給艾森豪威爾下達的命令是「保存並搜集在你控制之下的與德國軍事研究組織有關的記錄、計劃、書籍、文件、文獻、函件,以及科學、工業和其他情報及數據,並保護它們免遭破壞。」


歐洲戰區空中力量指揮官卡爾?安德魯?「圖伊」?斯帕茨將軍(Gen. Carl A. 「Tooey」 Spaatz)命令所有「不承擔關鍵作戰職責」的人都要幫助搜尋能夠「在進行對日戰爭的過程中提供物質援助」的「技術和科學情報」。


首個用來發掘利用德國技術的總體方案的名字是「遮蓋計劃」(Operation Overcast),在這項龐大的計划下,美國陸軍航空隊(AAF)自身的分計劃稱為「『精力充沛』行動」(Operation Lusty),該行動的代號「精力充沛」(Lusty)是「納粹德國空軍科學技術」(Luftwaffe Scientific Technology)這幾個詞的縮寫。


「精力充沛」行動始於1945年4月22日,這時美軍的戰時技術情報小組與新成立的「科技搜集開發部」合併到了一起。該倡議將得到了時任陸軍部副部長空中力量助理的羅伯特?A?洛維特(Robert A. Lovett)以及阿諾德將軍、斯帕茨將軍和其他人士的高度支持——在「其他人士」中,就包括柯蒂斯?E?李梅(Curtis E. LeMay)將軍,他將在戰爭結束後的一年間擔負起領導研究和開發工作的職責。



柯蒂斯?E?李梅將軍


最想要的


接到了斯帕茨將軍的命令後,美國陸軍航空隊的相關小組立即動身奔赴前線,在廣闊的戰線上跟在大部隊的後面推進,意在「鎖定」位列那份「黑名單」上的飛機。在他們當中,有些人開著吉普車,同時另外一些人則直接搭乘著運輸機飛到了那些半荒廢的德國機場中。他們幾乎沒有什麼補給和支援,就直接在納粹德國空軍的營房裡風餐露宿。當深入巴伐利亞地區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開始釣魚或進行狩獵射擊以便為自己提供膳食。


哈羅德?E?沃森上校(Col. Harold E. Watson)領導了「精力充沛」行動中負責「抄底」德國空軍飛機的那部分。沃森上校把他的手下分成了兩組,一組用來搜集螺旋槳式飛機,另一組用來搜集噴氣式飛機。這兩組隊員都被冠以了「沃森盜竊團伙」的綽號(Watson』s Whizzers,譯者註:「Whizzer」一詞在美國俚語中有「扒手」的意思)。


在「精力充沛」行動中,美國人最想得到的飛機是後掠翼的梅塞施密特Me 262「飛燕」(Swallow)噴氣式戰鬥機。盟軍飛行員報告說,這款飛機在戰鬥中展現出了驚人的速度。在一次軍事頻道的採訪中,一位被徵調參加「精力充沛」行動的P-47戰鬥機飛行員鮑勃?斯托貝爾(Bob Strobell)說,在臨近戰爭結束時,「我們卻還連一架噴氣式戰鬥機都沒有。我們需要他們所擁有的(噴氣式戰鬥機),並儘可能快地把這些飛機運回美國。」


外觀充滿動感、便於維護的Me 262戰鬥機在「美國人希望找到的德國飛機」的名單上位列第一。美國人的搜索小組兵分兩路,一隊圍繞著螺旋槳動力的飛機打轉,另一隊則專盯著噴氣式飛機


斯托貝爾負責位於勒希菲爾德(Lechfeld)空軍基地的Me 262「飛燕」戰鬥機。約30架處於不同維修狀態的「飛燕」分散在勒希菲爾德基地四周。斯托貝爾招募了飛行員和地勤組長,但最終還是依靠德方人員才讓這些噴氣機飛了起來,並做好了將其運送到法國瑟堡(Cherbourg)的準備。令斯托貝爾感到驚訝的是,德國人對他們非常配合。「很顯然,他們為他們所擁有的這款飛機而感到非常驕傲,同時也希望我們能喜歡它」,斯托貝爾這樣回憶道。


機身流暢光滑的Me 262已經完全進入了實用化狀態,該機易於維護的特性令人印象深刻。斯托貝爾說道:「我所知道的一個事實是,你可以在30分鐘內更換梅塞施密特Me 262戰鬥機的一台噴氣式發動機」。其他的創新包括前緣縫翼,該裝置意在提高飛機在較低速度下的性能。



Me 262內翼段前緣的縫翼


通過不斷地試驗、糾錯,斯托貝爾領導的小組摸索出了如何駕駛Me 262戰鬥機,並通過航空渡運(譯者註:所謂「渡運」是指把飛機飛至交付使用的地點)的方式把這些飛機飛到了瑟堡。在瑟堡,這些飛機被裝上了一艘航空母艦,然後被運回了美國本土。


「精力充沛」行動最終搜集到了9132件單獨的物件。在這些物件中,大部分美國人在之前就已經知道了,但其他的則堪稱是一場「意外的驚喜」。在1945年4月中旬,美軍第1步兵師碰巧來到了一處位於不倫瑞克(Braunschweig)附近的設施,結果發現這是赫爾曼?戈林的航空實驗室,該實驗室擁有當時世界上已建成的最先進的風洞設施。這座實驗室掩映在一片正處在生長期的森林之中,建築物的房頂上點綴著一個個鸛雀的鳥巢。


德國人簡單地將該地區稱為「V?lkenrode」。「同盟國方面在此之前從未聽說過它」,記者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她的《回形針行動:將納粹科學家帶到美國的秘密情報計劃》(Operation Paperclip:The Secre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Brought Nazi Scientists to America)一書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


美軍在「精力充沛」行動中搜集到的「戰利品」被運到了俄亥俄州代頓(Dayton)市。位於該市的賴特空軍基地成了從紐約港用火車送達的裝在板條箱中的飛機和裝滿文件的箱子的中心轉運樞紐。有超過16200件獨立的物品被運到了這裡。新來到的德國人的一項早期任務是整理文件,並將其整理成一個技術圖書館。

阿諾德將軍下令,對在戰爭期間敵人飛過的各種類型的飛機,陸軍航空隊至少要保留一架。於是,大量的零部件和飛機開始先是運往印第安納州,然後轉場運往位於亞利桑那州的戴維斯-蒙山空軍基地(Davis-Monthan Field)。最終,數架在「精力充沛」行動中獲得的飛機在結束了其使命後被永久性地安置在博物館中作為展品展出——在美國空軍博物館和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館。



一架美國人俘獲的「箭」。Do 335 A-1(VG+ PH)正在馬里蘭州美國海軍帕塔克森特河測試中心試飛。該機的後螺旋槳可以被炸掉,以便飛行員安全跳傘,避免被切成碎片



美英聯軍開進挪威後,Ar 234成為盟軍的高優先順序目標。由於挪威屬於英國佔領區,英軍有處置Ar 234的決定權。6月美國向英國索要在索拉的3-4架Ar 234,沃森上校帶著兩名美國飛行員和一名叫鮑爾的德國飛行員來到挪威回收飛機。最後他們挑選了3架Ar 234,並駕機飛越德國抵達法國。三架Ar 234最後被運到美國進行測試。照片中是阿拉多Ar 234B-2 140311


更複雜的是如何處理技術背後的人的問題。最初,勝利的盟軍飛行員一心想著要回收搜集飛機和文件。儘管如此,「精力充沛」行動的實地考察還得依賴德國人的幫助。顯而易見的是,這次行動很快變成了一場針對梅塞施密特試飛員、納粹德國空軍機械師和航空工程專家的招聘活動——特別是航空工程專家,他們來自德國的學術界和工業界,可以大大加強美國人對德國技術開發利用的程度。


退役上校沃爾夫岡?W?E?塞繆爾(Wolfgang W. E. Samuel)在《美國入侵者:搜尋納粹德國空軍秘密的比賽》(American Raiders: The Race To Capture the Luftwaffe』s Secrets)一書中這樣寫道 :「要想彌補美國在科學方面的落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設計和製造了噴氣式飛機、導彈和風洞的人」。



圖中這架Me 262的機鼻被畫上「尖叫的傢伙」綽號,被分配給美國海軍試飛分部,用來研究噴氣式飛機上艦的可行性。該機於1947年1月退役封存,1957年進入美國空軍博物館展示


在這項意在發展自身空中力量的行動中,背後的「主謀」是休?J?克納爾少將(Maj. Gen. Hugh J. Knerr)和喬治?C?麥克唐納准將(Brig. Gen. George C. McDonald)。克納爾少將曾是一名充滿闖勁的B-10轟炸機的飛行員,也是比利?米切爾的學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退役,但在戰爭爆發後重新服役,並在1944年擔任了駐歐美軍戰略空中力量的副總司令。正是在擔任這一職務時,他勸說他的上級斯帕茨將軍注意保護那些德國的科研活動所在地。克納爾少將在1945年春接管了航空技術勤務司令部(Air Technical Service Command)的指揮大權,這使得他在開展「精力充沛」行動的各方面工作時擁有了巨大的權威。

麥克唐納准將也是一位充滿冒險精神的飛行員,他曾在1924年創下了一項世界水上飛機比賽的速度紀錄,他在二戰期間擔任駐歐美軍戰略空中力量的情報主管。麥克唐納將軍後來成了美國空軍參謀長的首席情報助理。克納爾少將和麥克唐納准將共同努力建立起了將繳獲的納粹德國空軍的一切帶回美國本土的組織工作體系——此舉將一場原本針對德國飛機和文件的搜集活動變成了一場極其敏感的招募行動。


在德國的美軍佔領區,克納爾少將和麥克唐納准將任命的行動負責人是唐納德?L?普特上校(Col. Donald L. Putt),普特上校是一位擁有電氣學和航空工程雙學位的飛行員,他剛剛完成了一項絕密的任務——對一架B-29轟炸機進行改裝以便讓其攜帶原子彈。普特上校現在被委託創建一個美國陸軍航空隊希望帶回美國的德國科學家的清單,這份名單的制訂基於「航空技術情報小組」的報告和在歐洲所做的聯絡工作。


普特上校的第一份名單上只列了五個名字:歐內斯特?施密特(Ernest Schmidt),他是位發動機研發專家;阿道夫?布斯曼(Adolf Busemann),他是位壓縮性和超音速飛行專家,同時也是「V?lkenrode」航空實驗室的科學主管;西奧多?W?佐貝爾(Theodor W. Zobel),他是位空氣動力學專家,他能夠對機翼和渦輪葉片周圍的氣流情況進行拍攝;奧托?盧茨(Otto Lutz),他是位工兵軍官;最後是沃爾夫岡?諾基拉特(Wolfgang Noggerath),他研發出了火箭燃料和氮氧化物的加註工藝。


普特上校報告說:「在許多領域,德國人都要領先於我們……差距從2年到15年不等。」正如塞繆爾上校總結的那樣,這一切都是克納爾少將的功勞,正是他向斯帕茨將軍請願稱要「在已建好的德國技術設施和人員被銷毀或解散之前對其加以充分的利用」。



1945年,巴黎奧利機場上一架正在更換機翼外側發動機的容克Ju 290四發運輸/巡邏轟炸機,該機已被塗上美軍機徽,正正待起飛前往美國。該機的德國空軍呼號是PI+PS,美軍編號FE3400,並獲得了「Alles Kaputt」(一切都結束了)的綽號。哈羅德?沃森上校駕駛這架Ju 290從奧利起飛,途經亞速爾群島於1945年7月28日抵達美國。這架被俘獲的飛機頻繁出現在弗里曼和萊特機場的航展上。1946年在該機在萊特機場報廢時,人們在機翼內靠近油箱的位置發現了一個德國製造的塑料爆炸裝置


這些技術的價值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原本那個只是打算對德國技術進行快速短期發掘利用的計劃最終演變成了一項對德國科學和工業企業進行整體搬遷的活動。克納爾少將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些德國科技人員在良好的條件下會把他們的工作做得最好——所謂「良好的條件」是指他們的家屬在他們的身邊。 克納爾少將在寫給斯帕茨將軍的一封信中這樣總結道:「在國家安全面前,我們絲毫用不著顧及『驕傲』和『臉面』的問題」(譯者註:這句話的意思是美軍應該放下「勝利者」的驕傲身段而向戰敗的德國人學習)。此外,他們也不希望這些科學家最終落在俄國人手中——同樣的,他們也不希望這些科學家最終落在英國人手中,甚至都不希望這些科學家落在美國海軍的手中。


隨著普特上校所列的名單越來越長,他也開始把這些德國科學家往賓館中安置。為這些德國科學家簽訂與美國陸軍合作合同的文書工作是相當費力的,美國人在此方面的種種努力被冠以了一個新的名稱:「回形針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之所以選擇了這樣一個名稱,是因為需要數目龐大的回形針把大量的德國科學家的檔案紙張夾持在一起。除其他事項外,美國人還需要證明這些即將到來的專家不是納粹分子。的確,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不是,但戰後的學術研究表明,美國戰略情報局(譯者註: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是今天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在某些情況下對這些德國專家中個別人的檔案記錄進行了「粉飾」和「美化」。


並不是每個人都歡迎這些德國專家的到來。新聞媒體的報道在美國國內激起了複雜的反應:艾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46年向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寫信,表示反對這項計劃。1947年,美國科學家聯合會(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稱這些德國專家的存在是在「侮辱」那些為這場戰爭而浴血奮戰的人。


克納爾少將、沃森上校、普特上校和在賴特空軍基地的其他人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這些德國專家與政府研究機構和私營企業融合在一起。如何利用他們獨特的知識需要巧妙的管理——巧妙的管理可以將德國人與項目結合在一起,使他們作出真正的貢獻。


印第安納州弗里曼陸軍機場的大門標誌是福克-沃爾夫Fw 190的左翼。該基地作為飛行員訓練機場成立於1942年,戰爭結束後,許多俘獲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飛機在該基地進行了評估測試,甚至是公開展示。1946年基地被關閉


例如,魯道夫?赫爾曼(Rudolph Hermann)曾協助馮?布勞恩(von Braun)的團隊建造過一個超音速風洞——超音速風洞在導彈彈翼的設計中是一項關鍵的實驗設備,後來又成了噴氣式飛機設計中的一項關鍵實驗設備。赫爾曼先是在代頓市的賴特空軍基地工作,然後是在學術界工作,最後進入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


確認:它起作用了


與修道院般的馮?布勞恩團隊不同,來自德國的航空專家們需要與美國空軍的實驗室和航天工業相互融合。他們帶來了嶄新的視角、技術問題解決方案和採用現代設計的信心。他們當中的佼佼者不但推動了美國當時正在進行的項目,而且還影響了年輕一代的美國工程師們——他們對年輕一代美國工程師的職業生涯的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甚至更久遠。


這些德國專家自然會遇到一些「阻力」,對美國國務院——還有賴特空軍基地的某些工作人員而言,這些德國科學家仍然是「來自敵國的人員」。


勞埃德?溫澤爾(Lloyd Wenzel)這樣說道:「我發現美國實驗室在使用這些德國科學家時存在相當大的不情願」。溫澤爾是一位P-38戰鬥機飛行員,執行過70次戰鬥任務,他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德語社區長大。溫澤爾的軍銜是上尉,他是眾多根據斯帕茨將軍下達的「掃貨」命令而被強行徵調入神秘的「回形針行動」的人員中的一個。


在塞繆爾的書中,溫澤爾回憶起了當賴特空軍基地的一颱風洞發生故障時,人們的態度是如何發生變化的:一位名叫魯道夫?加特(Rudolph Gothert)的德國風洞專家對這颱風洞進行了檢查,並很快使其完美地運轉了起來。溫澤爾這樣說:「這的確讓我們得以度過了最艱難的階段。」


另一個讓美國人迅速獲益的方面是確認了後掠翼的有效性。在弗吉尼亞州的蘭利空軍基地(Langley Field),對後掠翼的研究是一項高度機密的研究項目。根據塞繆爾的說法,正是馮?卡門和阿道夫?布斯曼之間關於後掠翼測試數據的談話才說服了波音公司的首席空氣動力學家喬治?S?謝勒(George S. Schairer)接受了「後掠翼」的觀念。


西奧多·馮·卡門,匈牙利裔美國工程師和物理學家,主要從事航空航天力學方面的工作,是工程力學和航空技術的權威,對於二十世紀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理論與應用的發展,尤其是在超聲速和高超聲速氣流表徵方面,以及亞聲速與超聲速航空、航天器的設計,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那份有影響力的工程師的名單中,位列榜首的是漢斯?J?P?馮?奧海因(Hans J. P. von Ohain)。1939年,「亨克爾(Heinkel)178」飛機首飛,推動該機的正是馮?奧海因研製的人類歷史上首台噴氣式發動機。馮?奧海因一直在美國政府中擔任公職,直到1975年他才以航空推進實驗室(Aero Propulsion Laboratory)和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Wright-Patterson AFB)首席科學家的身份退休。在他工作期間,馮?奧海因指導了一位名叫保羅?貝維拉誇(Paul Bevilaqua)的年輕人——貝維拉誇進一步發明了羅爾斯?羅伊斯的垂直升力風扇,正是這種風扇才使得今天短距起飛/垂直降落型的F-35B戰鬥機成為了可能。



青年時代的漢斯·馮·奧海因


許多像馮?奧海因一樣的德國科學家仍然在美國政府中擔任公職,與此同時,許多其他人流向了學術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工業界則是一個更好的去處。維爾納?馮?德?努爾(Werner von der Nuell)是一位增壓器專家,美國發動機方面的工作是外包的,所以馮?德?努爾成了首批轉移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工業崗位的德國專家之一。


到1946年春,賴特空軍基地開始允許工業界和那些德國科學家之間進行接觸。柯蒂斯-賴特(Curtiss-Wright)公司是首家與這些前納粹德國的科學家進行正式會面的公司。


作為一個十幾歲的男孩,亞歷山大?M?利佩什(Alexander M. Lippisch)在柏林滕珀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Field)目睹了奧爾維爾?賴特(Orville Wright)的飛行。1931年,利佩什幫助設計了第一款三角翼飛機,其進一步演變成了令人著迷的無尾飛機。在梅塞施密特公司,利佩什博士是火箭動力的Me 163「彗星」(Komet)戰鬥機設計團隊的成員之一。Me 163「彗星」戰鬥機在1941年的首飛也是在利佩什博士的協助下完成的。利佩什博士針對三角翼這一理念的相關工作而得到的證據對康維爾(Convair)公司F-92概念機的設計作出了貢獻。同樣的,受益於此的還有後來問世的(也是更加成功的)F-102「三角劍」、F-106「三角標槍」B-58「盜賊」



二戰結束後,各國瘋狂爭搶德國技術和科學知識的舉動導致大批諸如亞歷山大?利佩什這樣的德國科學家來到了美國。利佩什曾經為納粹德國設計過火箭動力的Me 163戰鬥機。照片中所示的這架Me 163於2015年在美國空軍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Air Force)展出


利佩什自己為衣阿華州的柯林斯無線電公司(Collins Radio)工作。他在三角翼戰機方面的工作是「回形針行動」中的德國科學家如何加速了美國航空科研工作的一個經典案例。思想的融合加速了美國公司和研究實驗室的創新。


利佩什博士在三角翼設計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的諸多經驗被康維爾公司應用到了美國戰鬥機的設計工作中(例如F-102)。上圖所示的即為F-102戰鬥機,飛行員們在接到警報後正在快步奔向自己的飛機,照片攝于越南戰爭期間



利佩什(左)和滑翔機飛行員岡特?格羅恩霍夫(Günter Groenhoff,右)在一起。格羅恩霍夫駕駛的是一架利佩什設計的「斯托奇」5型(Storch Ⅴ)滑翔機,照片攝於20世紀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


「精力充沛」行動的負責人沃森上校在1981年時這樣總結道:「所有這一切,當被分析並融入了我們美國自己的項目之後,我們的研究和開發工作就被迅速地推進了四年半到五年的時間」。


在冷戰期間,沒有什麼創新比從V-2導彈向洲際彈道導彈(ICBM)和用於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土星5號」助推火箭的轉變更具戲劇性的了。盟軍首先清理了位於諾德豪森(Nordhausen)的V-2導彈工廠。就職於美國陸軍情報部門的詹姆斯?P?哈米爾少校(Maj. James P. Hamill)這樣說道:「我被告知要搬走儘可能多的東西,同時不要在工廠中留下明顯的被我們『搶掠』的痕迹」——以上說法取自亨利?C?德特洛夫(Henry C. Dethloff)撰寫的一本講述NASA歷史的書。大約有300車廂的貨物從歐洲裝船運到了位於馬里蘭州的阿伯丁試驗場(Aberdeen Proving Ground),最初一批到達的來自德國的「戰利品」包括138種不同類型的導彈設計方案。


哈米爾還包裝了100枚V-2導彈以便將其裝船運到美國。硬體和藍圖「只是需要帶回本土的一小部分」,塞繆爾這樣寫道。「更重要的是挖掘創新的科學家的頭腦——那些首先提出了這些想法的科學家的頭腦。」德國科學家「是這場戰爭真正的『戰利品』」。



納粹高官中的布勞恩


同盟國方面知道他們要找的是哪些人。1945年3月,英國的軍情六處(MI6)得到了所謂的列有德國頂尖科學家的「奧森伯格名單」(Osenberg List,譯者註:1943年初,納粹德國開始從戰鬥中召回了一些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並令其重新回歸科研工作崗位,以加強德國在對蘇長期戰爭中的實力。為此,德國「軍事研究協會」的頭目、科技工程師沃納?奧森伯格開列了一張可以恢復科研工作的德國科學家的名單,即所謂的「奧森伯格名單」)的一份副本。美國陸軍軍品研究與發展服務處(US Army』s Ordnance Corps)的羅伯特?B?斯特弗少校(Maj. Robert B. Staver)掃描了這份名單,並根據這些德國科學家編製了一份列有自己最需要的名字的名冊。韋納?馮?布勞恩在這份名單上位列榜首。


但是,馮?布勞恩正在逃亡。他的V-2導彈研製場所被劃在了蘇聯佔領區內,而且他也知道這一點。為此,馮?布勞恩指揮著好幾輛車把他的研究團隊的一部分從他們位於波羅的海岸邊的研究所轉運到了巴伐利亞內陸,在那兒,他們遇見了正在向前推進的美軍部隊。


馮?布勞恩有充足的理由逃亡。早在1944年3月,蓋世太保就把他關了兩個星期,原因是他通過談論他如何渴望製造用於和平目的的太空火箭而激怒了武裝黨衛軍。他還親身經歷過特爾維克(Mittelwerk)彈藥工廠里奴隸勞工的境遇,根據作家瑪莎?弗里曼(Marsha Freeman)的說法,布勞恩稱其為一種「展示不可描述的苦難的場所」。


飛向月球


在布勞恩的兄弟馬格努斯與西涅科特交談過之後,這位美國大兵把事情甩給了第44反坦克連的查爾斯?斯圖爾特中尉(Lt. Charles Stewart),斯圖爾特中尉最終允許這些德國人通過了美軍的防線。


馮?布勞恩很快就受到了美軍的訊問。布勞恩在1945年這樣對審訊的美軍人員說道:「當火箭科技得到進一步發展時,它將有可能抵達其他行星,首先是到月球。」馮?布勞恩還預言說:「倘若把原子能以及正在快速發展的火箭結合在一起,其後果還難以完全預料。」



馮·布勞恩向美國總統德艾森豪威爾講解土星1號運載火箭,1960年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


就在1945年的那個夏天過去後不久,華盛頓方面批准了127名德國人與美國方面簽署合同並為美國工作的卷宗。到1945年底,有300名德國專家正處在上述審核批准的過程中。


德國的火箭專家們一直在期待著移居美國,他們為此等了好幾個月。沃爾特?威斯曼(Walter Wiesman)一直希望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他是在一個史密森尼口述歷史(Smithsonian oral history)的節目中回憶起這一切:「我的妻子和我甚至早在1944年就做出了決定,至少在1945年初,如果我們有機會前往美國,那麼我們就會去美國。」


人們毋須對此感到奇怪。塞繆爾回憶道:「歐洲已經是一片廢墟了」,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就住在柏林,後來他還寫了有關「精力充沛」行動的權威歷史著作。


然而有些人也對此感到震驚。在1995年的一場演講中,恩斯特?施圖林格(Ernst Stuhlinger)發問道:「我們能夠希望美國人會接受我們作為同事,並根據我們真正的價值來對待我們嗎?儘管所有的戰爭宣傳畫都展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德意志民族的形象。」


害怕被抓到美國——然後再被遣返回德國——的恐懼讓名單上的許多人打了退堂鼓。當美國方面決定保證在美國定居的那些德國專家的長期就業時,事情才發生了關鍵的轉折。


由韋納?馮?布勞恩帶領的六人組成的第一支團體在1945年9月動身前往美國。他們首先在波士頓附近的斯特朗堡(Fort Strong)短停,然後前往阿伯丁試驗場。在阿伯丁,他們處理了那300車廂的文件材料。然後,馮?布勞恩的團隊動身前往得克薩斯州的布里斯堡(Fort Bliss)和新墨西哥州的白沙(White Sands)試驗場。1950年,布勞恩的團隊最後在亞拉巴馬州的亨茨維爾(Huntsville)安頓了下來。馮?布勞恩繼續統領彈道導彈和航天火箭的研製工作。最終,他們都歸到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麾下。


還有一個問題:那些繳獲的V-2導彈零件呢?1946年,在白沙導彈靶場(White Sands Missile Range)美國人開始了一項代號為「緩衝器」(Bumper)的計劃。在這項計劃中,美國陸軍發射了64枚V-2導彈(這些V-2導彈是用繳獲的零部件拼裝起來的)。為了不被陸軍超越,美國海軍也在「中途島」號航空母艦上發射了一枚V-2導彈。




一枚V-2從「中途島」號上發射升空


到1953年,544位因「回形針行動」而被遴選出來的德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經開始在美國本土工作了。最終,他們當中的516名成了美國公民,與他們一道成為美國公民的還有他們的1063位家庭成員。


到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空軍已經充分地裝備了噴氣式戰鬥機、轟炸機和運輸機,而且還在部署他們的洲際彈道導彈。同樣是在20世紀60年代,馮?布勞恩在亨茨維爾通過一次火箭發射測試活動而招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這位客人來自威斯康辛州,他就是當年與布勞恩有過一面之緣的美國陸軍列兵弗萊德?西涅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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