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代西部邊疆上的《禹貢》地名
【摘要】《禹貢》不僅是記錄上古地理知識的歷史文本，更是古人藉以認知周圍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自漢武帝拓邊西北、西南，漢朝開始據《禹貢》雍州、梁州境內三危、弱水、黑水等地名命名中國西北、西南諸山川，其間古文經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受益於《禹貢》經學知識蘊含的合法性，三危等新立山川未被視作新開闢領土，而是被視作自三代以來就從屬於華夏政權的上古山川。與此同時，漢人對「雍州」、「梁州」的地理認知也發生了相應變化。他們越來越相信涼州河西之地自上古以來就是《禹貢》「雍州」之域。同時面對經秦漢開拓後的益州，人們也認為那不過是「改梁曰益」而已。更有甚者，漢人為塑造益州本屬華夏文化圈的意象而強分之以原來對應戰國時期魏國分野的星宿。
【關鍵詞】《禹貢》；三危；渠搜；雍州；益州
【作者】牛敬飛，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陝西西安 710061）。
隨著20世紀初葉中國學術的轉型，《禹貢》這篇出自《尚書》的經學文獻更多地被現代學者視作是一篇帶有官方色彩的最早全面記錄中國古代地理的歷史文獻。《禹貢》記載的主要內容是大禹治水後之天下格局，包括九州簡況、天下山川走勢及五服制度。關於《禹貢》成書年代，既有西周說，又有春秋、戰國說，還有成書秦統一之後說（持此說者較少）。古史辨派領袖顧頡剛先生根據戰國時期諸國疆域，認為《禹貢》成書偏晚，是公元前3世紀前期的作品。辛樹幟先生則認為《禹貢》成書於西周。此二說影響頗大，之後顧頡剛弟子劉起釪先生綜合諸說對師說有較大修正，他同意王國維、辛樹幟等人意見，認為《禹貢》祖本定於西周，只不過後來增入了戰國史實。近年來，新出考古資料及先秦文獻越來越不利於顧氏之說，如西周中期豳公盨述及大禹治水事，戰國中前期楚簡《容成氏》錄有「九州」，這些可從側面反映《禹貢》成書可能較早。鑒於此，筆者更傾向王成組先生之說，認為《禹貢》雖不一定如辛樹幟所言始自周初，但亦不能晚至顧氏所說的公元前3世紀。《禹貢》與《尚書》虞夏書、商書等篇目類似，它們記錄的上古至周代君王事迹被周人視作歷史及思想資源，一直因口授或書寫而傳播，後經孔子編訂而被視作儒家經典。西漢獨尊儒術，《尚書》等儒家經典成為官方政治哲學，《禹貢》記錄的地理知識也被視作顛撲不破的真理。
大約自宋代開始，以程大昌為代表，古代學者們逐漸把《禹貢》視作單純的地理文獻，對《禹貢》的經學註疏實際轉變為對上古地理的歷史考辯。這一學術旨趣發展到高峰，便誕生了清人胡渭的《禹貢錐指》，該書彙集、辨析諸說，厥功甚偉。與之類似，現代學者顧頡剛、劉起釪所著《尚書校釋譯論》，其《禹貢》部分亦是彙集古今異說並提出己見。顧、劉二人與胡渭等傳統學者一樣，把《禹貢》所記視為客觀的地理知識，他們皆致力於從諸多或然之說中理出一個確然結論。然而，這種把《禹貢》僅視作記錄上古地理知識之文本的做法，似乎忽視了《禹貢》的其他作用，即《禹貢》不僅是對上古地理知識的簡單記錄，它的經文與相關註疏構成的思想體系還左右著古人認知周邊世界的方式進而形塑著他們的天下觀。受傳播技術所限，先秦典籍的傳承往往面臨著文本的斷裂乃至消亡。因此有理由相信，春秋戰國之交孔子對《尚書》的那次編訂，對維繫《禹貢》這套地理知識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即便如此，《禹貢》收錄的古老山川或因年代久遠（本在三代之域）或因采自傳說（本無定址），到了戰國中後期不少已失其方位所在，如屈原曾發出過「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的感慨。可是到了西漢，「三危」「黑水」等地名又重新出現在了漢朝的西部邊疆上。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崛起，學界對傳統「天下觀」及「中國」等概念關注頗多。誠如葛兆光先生所論，就歷史而言，「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就文化而言「中國」又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那麼，古代作為政治軍事產物的「中國」與作為思想文化共同體的「中國」如何聯繫、互動，這很值得我們關注。
鑒於此，筆者擬以《禹貢》雍、梁二州相關地名為線索，從思想史角度來考察這些地名在漢代西部邊疆上的落實及其對漢人地理觀念的影響。
一、《禹貢》之學與漢代西北邊疆的山川命名
秦統一後，所立諸郡中太原、九江、恆山、衡山等郡名應主要受《禹貢》影響。自漢武帝向四方開疆拓土，漢朝即開始利用《尚書》等經典所錄地名命名邊疆。如漢武所立朔方、交趾二郡即出自《尚書·堯典》《禮記·王制》等篇；朔方郡轄有渠搜縣，其名亦見於《禹貢》、《孔子三朝記》（詳見後文論述）。 對於漢帝國來說，既能隔絕羌胡又能連控西域的河西之地極具戰略意義。河西四郡之名雖與經典文獻無關，但此地山川命名多采自《禹貢》。
《禹貢》記雍州有：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厎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禹貢》導山、導水部分涉及「雍州」的有：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漢書·地理志》錄《禹貢》全文以為上古政區地理之開端，足見浸淫於經學的漢人視《禹貢》九州、山川之製為理想制度。漢代河西地區受《禹貢》影響的山川地名有弱水、三危等。關於「弱水」，《地理志》記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崙山祠。」《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條言：「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桑欽為西漢古文經學家，他不僅將「弱水」定在河西張掖、酒泉諸郡，亦將「合黎」定在酒泉。桑欽作《水經》，對後世地理學影響頗大。如許慎《說文解字》言：「溺（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從水、弱聲，桑欽所說。」關於「合黎」，經學內部有山名、水名之分歧。如偽孔傳以為「合黎」是水名，鄭玄則以之為山名。清代學者錢大昕指出《水經》所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乃漢代古文家傳承之學，該篇記：「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由此可推斷，桑欽等古文家認為「合黎」（即合離）為山名，鄭玄於此處採用古文家之義。
這裡便涉及《漢書·地理志》與古文經學之關係。就《尚書》而言，其古文之學肇自西漢孔安國。孔氏古學因武帝末年巫蠱之禍未立於官學，其後一直有師傳，桑欽即孔氏五傳弟子。西漢後期，古學漸興，哀帝時劉歆提倡將古文經學立於官學，平帝元始年間王莽因崇古學而終成其事。《漢書·地理志》記各地《禹貢》山川有言及「古文」者，如右扶風郡有：「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如此凡十一條。錢大昕認為此皆古文《尚書》家說。王先謙指出：「凡志稱《禹貢》者，今古文說同也，專言古文者，今文所無也，其例蓋如此。」王說頗有見地。班固雖通古文經學，但《地理志》采古文義不應被簡單視作是彰顯班氏之學，它更是對西漢末年古文經學崛起並立於官學之反映。與此類似，傳習古文《尚書》並擅長地理的桑欽，其對《禹貢》的闡釋（乃至其所作《水經》）亦可視為是西漢末年官學之發展。總之，可以認為《地理志》「古文」所述地名即西漢末年官方認可之地名。除《禹貢》弱水、合黎外，西漢古文經學家還確定了「流沙」的地理方位，《地理志》張掖郡居延都尉條言：「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除此之外，河西地區另一個內陸湖休屠澤也被西漢古文家視作《禹貢》所記上古地名，《地理志》武威郡武威縣條言：「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壄澤。」
綜上可知，西漢後期隨著古文經學的興盛，古學家致力於發明新義，他們將《禹貢》地名安置在河西新拓領土之上，並逐漸為官方認可。這樣便製造出河西山川自古即屬華夏政權的地理印象，為朝廷開疆拓土提供了合理性與合法性。
正因為西漢後期的古文經學家能因時因地製作經義，故朝廷在河西地名上才可能採納其意見。以「三危」地名為例，其時著名緯書《河圖括地象》言：
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據《漢書·地理志》，鳥鼠山在渭河上游的隴西郡首陽縣，如此則《河圖》所說「三危山」當在今川甘交界的西秦嶺山脈，後來鄭玄、張揖等人即采此說。此說影響雖大，但提及「三危」具體地理所在，古人還是多認同河西敦煌之「三危」。如杜預注《左傳》「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條：「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郭璞注《山海經》「三危之山」：「今在敦煌郡，《尚書》雲竄三苗於三危是也。」隋唐以降官方地誌皆認可敦煌（沙州）之三危山。其實敦煌三危說仍可上溯到西漢的古文經學，如《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記：「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新莽初年，嗜好復古的王莽處死佞臣甄尋後使驛車載其屍傳至「三危」，以模仿《堯典》所言「竄三苗於三危」，此時的三危應在敦煌。
下面再分析一則可能受到緯書影響的西北邊疆地名——崑崙。崑崙為先秦時期傳說中的名山，「河出崑崙」是先秦、秦漢之一般常識。「崑崙」除見於《禹貢》（偽孔傳以崑崙為國名），還見於《山海經》等文獻。雖然「崑崙」原本指涉之山已撲朔迷離，但我們依然能夠依據文獻清理出它從先秦到漢代的知識變遷。《山海經》西山經、海內西經諸卷多提及「崑崙」，畢沅言：「是『崑崙』者，高山皆得名之。」從該書眾多「崑崙」中，可以大體分出「崑崙」偏西北和偏西南兩種方位。如《海內西經》有：「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海內東經》記流沙之西月氏、大夏諸國時言道：「昆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此是崑崙在西北。《大荒西經》言：「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此是崑崙偏西南。這裡筆者雖引用《山海經》，但並不認為它各篇必成書於戰國，只因其提及「崑崙」較多，可視作是彙集了戰國秦漢間諸「崑崙」異說。戰國五行家鄒衍發明大九州說，其言中國為赤縣神州，乃大九州之一部分，此說為秦漢方士繼承並浸入漢代讖緯之學。如《河圖括地象》系列緯書言：「地中央曰崑崙。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又言：「崑崙之墟，下洞含石，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東南神州，曰晨土。」又有：「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又有：「其（崑崙）泉東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此知《河圖》認為崑崙在「神州」「中國」西北。讖緯之書或被用來詮釋儒家經典，或是儒家經典之衍義，故可視作廣義之經學，《河圖括地象》便有不少釋《禹貢》之處，它們可視作是與諸家經學註疏並列的另一種對《禹貢》文本的「陳述」（閚onc椋瑂tatement）。當然，讖緯神學又多被朝廷認可，故可推斷：西漢學者多認為崑崙在中國西北，這一認知會影響到官方的地名設置。如上文提及西漢金城郡臨羌縣（今青海湟源縣）有昆崙山祠，此外西漢敦煌郡還設有「崑崙障」。臨羌縣北向祁連山，周邊有日月山、拉脊山等山脈，崑崙障南鄰祁連山脈，此二地之「崑崙」應是漢人在新拓河西、河湟兩地落實《禹貢》「崑崙」之結果，其中祁連山更多地被視作「昆崙山」。張騫通西域後，武帝繼續向西北開拓，與西域互通使節，此時作為河源的「崑崙」被定在更西的于闐南山即今崑崙山脈。《史記》記錄了此次定名細節：「天子（漢武帝）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這裡的古圖書即《河圖括地象》之類。
與弱水、崑崙等命名歷程類似，西漢還因征服河湟羌人確定了積石、析支（賜支）、西傾等地名。《禹貢》導水篇有「導河積石」，積石山被漢人定在金城郡河關西南羌中之地，一般指今阿尼瑪卿山。至此，「崑崙」「積石」兩座與黃河有關的名山都有了定址。有趣的是，漢人還綜合解釋了兩山與黃河的關係：「于闐在南山下（即昆崙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這一地理認知的背後雜糅著《河圖》「河出崑崙」與《禹貢》「導河積石」兩條線索。此外，漢人還將「析支」（賜支）定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的羌中河曲處。西傾山也被定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岷縣）西的羌地。
綜上所述，自武帝拓邊西北開始，漢朝就開始依據《尚書》等儒家經典對新征服地區命名，其後特別是到了西漢末年，再據古文經學之義系統地將一批《禹貢》山川地名安置到了西北諸地。這些舉措都充分體現了 「王朝地理學」的特點。
二、漢代西部邊疆地名對《禹貢》知識系統的偏離
地理命名主要是為治理或控制地方服務，地名之學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學。無論古代地名受《禹貢》等經典影響多大，經學知識也只是實現帝國政治目標的資源與手段而已。正因地名學與經學之間存在此種張力，漢朝在邊疆地理命名上才不會對《禹貢》亦步亦趨。
以「渠叟」為例，按《禹貢》之義，「渠搜」作為地名，應該與崑崙、析支類似，同屬「西戎」，同在西方，但西漢卻將「渠搜」定在帝國北部的朔方郡（今內蒙古杭錦旗北），其地幾乎在長安正北。此種做法與《禹貢》有所抵牾，但並非沒有經典依據。漢武帝有兩則制詔言及「渠搜」，一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詔：「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一是元光五年制稱引上古之治有：「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僅由元光元年詔書，難以判斷「北發」二字之義，但在五年制書中「北發」顯然與「南撫」相對，此正如魏晉人臣瓚所言：
《孔子三朝記》雲「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為對也。
《孔子三朝記》主要記錄孔子與魯哀公問對，是先秦儒家作品，流行於漢代，一般認為它有七篇，後被收入《大戴禮記》，其中包含頻現「北發渠搜」的《少間》篇。上引元光元年詔即與《少間》篇內容相近。《少間》篇主旨是孔子借虞夏商周四代更替言君臣之分，其述四代盛世皆有「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之語。但此句之前只有虞舜部分提及「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故清人錢大昕說：「《大戴禮·少間篇》『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之文凡四見，而『南撫交趾』僅一見，其文又不相屬，則非以南北對舉明矣。」 借錢氏之說再考察漢人對「渠搜」的其他理解。賈誼述帝堯之教化：「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此知漢初人認為渠搜當在西方。劉向論及舜禹之功：「南撫交趾、大發（按，或為「北發」之訛），西析支、渠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此是西漢後期學者認為渠搜在西方。揚雄《解嘲》有「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此句之左右前後對應東西南北，亦是漢人以渠搜在西方之明證。將此三條與武帝元光五年制書對比可知，漢人在《孔子三朝記》（《大戴禮記·少間》）「北發渠搜」上存在歧義，有以「北發」與「渠搜」並列為族名者，有以「北發」為「於北方徵發」者，漢武制書即采後說，亦因此以為渠搜在北方，這便是漢朝將「渠搜」定在朔方郡的知識背景。更重要的是，匈奴長期為西漢北方邊患，漢武帝北討匈奴拓邊河套，元朔二年（公元前127）立朔方郡，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北巡至朔方，臨黃河陳兵威懾匈奴。可以說，漢武帝將「渠搜」置於「朔方」更是出於對勁敵匈奴的政治投射，這可能才是武帝舍《禹貢》「渠搜」在西之義的根本原因。
與「渠搜」定名不盡符合《禹貢》本義類似，西漢還認為「黑水」流經西南新拓之地益州郡（今雲南中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滇國被迫降漢，漢武帝在其地立益州郡。據《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治西北的滇池澤有「黑水祠」。《禹貢》有「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一般認為是華山之陽；又，「黑水西河惟雍州」，一般認為「西河」即黃河山西、陝西兩省分界段，如此則「黑水」即梁、雍二州西界。《禹貢》又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漢在西南新拓益州郡祠祭黑水，此地雖近「南海」（交州有南海郡），但與「黑水」所至的敦煌「三危」懸絕數千里，亦難以切合「黑水西河惟雍州」之說。因此可以判斷，西漢用《禹貢》「黑水」命名新拓西南邊疆時，並未太在意《禹貢》地理知識的合理性與系統性。
西漢在西部邊疆「恢復」《禹貢》地名時的不拘細節，給後人留下了修正空間。以三危與黑水為例，鄭玄言：「《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他進一步指出：「按，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脅。」鄭玄或出於尊重《禹貢》「導黑水」之義，才不顧漢制而認為三危山應在今川甘青交界之地，如此黑水便可以「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黑水」也可以成為雍、梁二州的西界。當然，川甘青三省交界區域根本沒有自北而南流入「南海」的河流，鄭玄不過將「三危」南移以連「黑水祠」而遷就經義耳。
與鄭玄的苦心孤詣類似，班固在作《地理志》時就在中國西北提到了一條真假參半、類似《禹貢》「黑水」的河流，即「桓水」。「桓水」之名出自《禹貢》「梁州」之「西傾因桓是來」。《地理志》於「蜀郡」下言：「《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下面淺析《地理志》之「桓水」。首先，據筆者統計，《地理志》言河流入海多用「至某地入海」或簡言自某方向「入海」。言河流入「東南西北」某海者僅有兩例，除「桓水」條外，另一條是益州郡勞水：「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此條明言入海地點、方向，勞水入「南海」不為虛言。相比之下，《地理志》言「桓水」入南海，過於簡略，頗為可疑。其次，桓水所行「羌中」可與「三危」暗合。《堯典》有「竄三苗於三危」，《禹貢》雍州條有「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古人據此認為三危乃三苗之類夷族遷居之地。漢人多將河湟羌族視作三苗之後，如《後漢書》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此處「三危」地理位置與鄭玄所言「三危」頗合，更為重要的是，此條表明在漢晉人眼中「三危」已是「羌地」「羌中」的代名詞。最後，按常理而論《地理志》所記應皆反映客觀地理信息，蜀郡為秦舊郡，漢人應熟悉該地山川形勝，他們據《禹貢》命名「桓水」本無可厚非，但卻認為此水能入玄遠之「南海」，則非常理。更有甚者，若「桓水」真為流入南海之大河，可它自《地理志》後罕見於正史，故楊守敬說：「此水今亦不能實指。」綜上，可推測《地理志》所記「桓水」其實就是漢人附會《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的產物，或如清人徐養源所言：
《禹貢》言黑水入南海，班氏言《禹貢》桓水入南海。雍梁之間，未必有二水俱入南海。蓋黑水既湮，先師知桓水所行即黑水故道，班氏採獲舊聞，故不志黑水所岀，而特志桓水所入以見之。
與「黑水」問題類似，《禹貢》導河自「積石」始，漢人將積石山定在今青藏高原中部的阿尼瑪卿山，之後隋代還曾於此地設河源郡。但可能也是自漢朝開始，有人認為「積石山」乃大禹導河起點，自積石以東為華夏文化區域，將「積石」定在羌中，與華夏政權相隔過遠，故相對於偏西的積石而發明了「小積石」之說。據《括地誌》，小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今甘肅臨夏市）西，《元和郡縣誌》承之，以枹罕縣西北的「唐述山」為小積石山，以漢代羌中積石山為「大積石」。鄭玄即認同「小積石」說，如上文提及他認為三危山「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這裡的「積石」即小積石。唐人張守節引《括地誌》等注「雍州」之「積石」：「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北而南行，至於龍門，皆雍州地也。」此即考慮到「雍州」之域不能過大而認為《禹貢》之「積石」應為偏東的小積石山。杜佑作《通典》亦認可小積石山。
雖然漢朝在命名邊疆山川時不盡合《禹貢》經義，但總的來說，它將《禹貢》「雍州」「梁州」相關地名定在西部特別是西北新拓邊疆之上，這些行為讓經學與政治產生了交互影響。對於《禹貢》來說，漢朝將其地名坐實，該篇不少失傳的地名得以確認，其蘊含的地理知識得到了充實。但自漢武獨尊儒術以來，《禹貢》已不是一部單純的地理文獻，它記錄的上古地理知識及勾勒的天下觀既具有知識性（可探討的、可改變的），又具有意識形態般的真理性（自古皆然的、不可置疑的）。對於漢帝國來說，以《禹貢》地名命名新拓邊疆，三危、弱水這些新山川便分享了經學知識體系的合法性，即當人們談論起它們時，它們不會被視作新開闢領土，而是被視作自三代以來就屬於華夏政權的上古山川。司馬相如在《大人賦》中寫道：「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相比前輩屈原對三危等傳說山川的茫然，司馬相如心中或許已有一幅由弱水、流沙、三危等構成的西北地圖。
三、漢代雍州、梁州地望的擴大
古人的地理知識固然可以超越其所處之政治實體的邊疆，但就《禹貢》這篇旨在記錄先秦某個時期華夏政權與周邊部族朝貢關係的政書來說，其所述「九州」界限大概就是當時華夏文化圈的邊界。當然，傳統學術也一直將《禹貢》九州山川視作辨別華夷之界限。在漢朝，隨著三危、黑水這些《禹貢》山川地名的確定，人們對「雍州」「梁州」的認識也發生了相應變化。
（一）兩漢雍州地望之擴大
首先來看「雍州」。春秋時期秦國舊都雍城在今陝西寶雞鳳翔縣，雍州之名或與此有關。就字義而言，先秦秦漢時，「雍」（雝）字主要有二種用法。一種是「雍和」之義。如《堯典》有：「黎民於變時雍」，《禮記》有：「肅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此即段玉裁所言：「經典多用為雝和。」另一種是壅塞之義，同「壅」，此種用法最廣。《荀子》引《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淮南子》有：「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溪谷。」《周禮》「雍氏」之職是：「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此處「雍氏」並非簡單地堵塞水道，而多為因勢利導，故《說文》言「雝，渠也」，此可視為「雍」（雝）的引申義。如《白虎通》釋「辟雍」：「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 此外，《漢書》有多處以「雍」為壅、塞之例，如漢元帝詔書有「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言匈奴與漢朝：「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戰國人多言秦為「四塞之國」，高誘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東漢《釋名》曰：「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此知雍州之「雍」乃取壅、塞之義。
《呂氏春秋》言「九州」有「西方為雍州，秦也。」秦始皇曾「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汧水在今寶雞，出自西北隴山，故知戰國時秦、雍多指關中之地，東以黃河為限，西以隴山為界。《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岳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學者對「岳山」方位多有歧義，但其西不逾隴山，此為共識；《地理志》又指弦蒲在右扶風汧縣，再聯繫涇渭諸水，可知「雍州即關中」這一認識在戰國秦漢時確實廣為流傳。東漢杜篤《論都賦》言：「夫廱州本帝皇所以育業……既有蓄積，阸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岩。」谷口在今西安北一百餘里的嵯峨山，嶔岩指豫西之崤山，此知杜篤所言雍州仍是關中渭河流域。《三輔決錄》亦言：「三輔者，本雍州之地。」《禹貢》記「雍州」之田為「上上」等，中國西北也只有「關中」能當之。
有趣的是，自秦漢開始，隨著帝國政治發展及西北疆域之擴大，人們心中的「雍州」逐漸不再局限於「關中」。西漢流行的緯書《春秋元命苞》言：「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秦國。東距殽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嵩）山，北阻居庸。」這裡僅就東西而言，漢中隔秦嶺在關中西南，或因秦漢之際劉邦曾在此被封漢王，漢中政治地位較高，故漢人以其屬廣義的秦、雍區域。與此相對，漢人還將包括河套在內的關中以北廣大區域視為古雍州的一部分，如揚雄曾言「雍別朔方」，胡廣記漢朝制度是「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此外，隴西乃秦人早期活動地域，其地有秦國得名之「秦谷」，自可被視為故秦之地。
然而無論如何，在漢武帝征服匈奴、拓邊西北之前，人們是無法（事實上也未能）將陌生的河西地區視作「雍州」之域的，彼時的「雍州」西不過金城黃河。漢武帝征服河西，漢朝以《禹貢》雍州相關地名命名當地山川，這為「雍州」的擴大提供了契機。眾所周知，元封五年（公元前106）漢武帝設十三部刺史，劃隴西及河西諸郡為一區設涼州刺史。《釋名》言「涼州，西方所在寒涼也」，以此與在「四山之內」的雍州相對。雍、涼並稱，這本符合常識及西漢現實政治。但班固修《漢書》時卻說漢朝設置涼州是「改雍曰涼」，即涼州本是古之雍州，隴西及河西數郡皆在古雍州範圍內。從歷史角度看，此種撇開關中談「雍州」的做法可以說是捨本逐末。但此類認識並非孤見。隨著西漢朝廷參用《禹貢》「雍州」的「三危」「弱水」「崑崙」等命名西北山川，人們越來越相信河西之地自古便屬「雍州」。如前述王莽就曾使驛車載甄尋之屍傳至敦煌之三危。王莽還循經復古復用「雍州」之名，改涼州為雍州，揚雄《雍州箴》即為此而作，其述雍州之域有「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這裡的「崑崙」應指河西之祁連山，「閶闔」即帝都所在之關中，「邪指」即河西走廊自西北向東南指向關中，此是揚雄認為河西屬於雍州。這裡需要指出，揚雄所言「雍州」與當時行政區劃不盡切合，因為無論西漢還是新莽時期，關中一直屬司隸校尉。史載新莽地皇四年（23），成紀隗囂起兵，「攻殺雍州牧陳慶」，其後攻下隴右、河西數郡，時人稱其「割有雍州」。這裡的「雍州」僅對應漢代由河西、隴右構成的「涼州」。或許漢武帝初設「涼州」之義本與「雍州」無關，但儒生出於附會而視漢家新拓河西諸地屬古「雍州」，故王莽改制時也自認為是「恢復」了囊括「三危」「崑崙」「積石」諸山川的古「雍州」，班固沿用師說便言漢武是改雍為涼。東漢後期，傅燮駁斥棄涼州之論時言道：「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顯然傅燮是視涼州為古之雍州的。此種認識波及後世，《魏略》記「貲虜」：
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
貲虜活動在金城及河西諸郡北部，故能為寇涼州，曹魏魚豢卻用形容雍州的「黑水、西河」來指涉其活動區域，此知其亦視涼州為古雍州。至此可以判斷，自西漢以《禹貢》地名命名河西山川開始，隨著時間的流逝及儒學的傳承，越來越多的士人相信涼州自古以來便是《禹貢》「雍州」之域。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漢人看來，「雍州」不僅涵蓋了河西，它幾乎囊括了秦漢在西北、西南擴張所得的所有領土。如應劭言：「《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此是將河湟地區歸入雍州。戰國天文家以二十八宿配天下諸國，謂之「分野」，其法大約以二、三星宿配一國。西漢時流傳：「東井、輿鬼秦」，「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地理志》由此衍生出：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
其言秦雍分野西至天水、隴西尚可，可又將河西諸郡收入；向南不惟奄有秦國所開之巴蜀，更將漢武所辟之益州諸郡納入。這讓原本只是對應戰國時期關中秦地的井、鬼二宿之分野變得極為廣大、臃腫。
（二）兩漢梁州地望之擴大
與「雍州」不同，除《禹貢》外，先秦、秦漢人很少言及「梁州」地望。學者一般認為《禹貢》「梁州」對應巴蜀之地，秦國於公元前316年滅蜀才據有「梁州」，這是古史辨派判斷《禹貢》成書較晚的主要證據之一。但正如王成組先生所說，周人與關中之南、漢江上游秦巴山區的部族早有聯繫，春秋時期巴、庸諸國與秦楚交流頻繁。筆者進一步判斷，秦滅蜀之前，東周諸國對巴國的了解要遠遠多於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蜀國，《禹貢》「梁州」區域主要指今川陝鄂交界之秦巴山區，不包括偏南的蜀地。事實上，《禹貢》對「梁州」偏北方位也有暗示。其一，「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東界以華山為標誌，與關中平原隔山相望，此知雍梁二州之緊湊。其二，《禹貢》記「梁州」「荊州」簡況皆有「沱潛既導」、導水文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漢書·地理志》分言荊州、益州之「沱」，鄭玄言「水出江為沱，漢為涔（潛）」，即沱、潛分別是江、漢別出小水之通名，後世多承此說。筆者認為除「沱潛」外，漢儒解《禹貢》地名未有言「通名」者，鄭說值得反思，荊梁二州「沱」「潛」各同指一水亦有可能，正如雍梁二州同以一「黑水」為界類似。又據導水文，江水（即岷江）出自梁州岷山，該句言「導江」後徑至東方之「沱」進而流經今兩湖、江西，此既反映了《禹貢》作者不明岷江所過蜀國地勢，更能輔證荊、梁二州東西之聯繫。當然，考古學上的發現亦可輔證以上推測。如自上世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問世，學界日益認同以川西平原為中心的古蜀國乃是與商周並行發展的另一種文化區域。 與此相對，秦巴山區內漢江上游城固、洋縣發現的青銅器群（又稱城洋青銅器），被認為與商文化有密切聯繫，較三星堆與中原商文化的聯繫更多。或許，秦國滅蜀國後，巴蜀之地才被籠統視為「梁州」（即揚雄所言「蜀都之地，古曰梁州」），這可視作是梁州地望的第一次擴大。
相對於上述缺少文獻支撐的推論而言，「梁州」在西漢時期的擴張則有據可尋。這要從漢武帝元封二年立益州郡事說起。據《漢書》，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地理志》載：「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並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論者多結合此兩條認為自元封五年西漢才設各州刺史。但如此一來，「益州郡」竟先於「益州」刺史設立，這不合常理。《漢舊儀》記漢初丞相府：「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史」，此知西漢初年已有以州為單位的監察區，陳長琦先生據此認為武帝的十三部刺史不過是對此前九大部州刺史制度的改革、加強而已，辛德勇先生結合《通典》《漢書·武帝紀》等史料進一步推論：「至遲從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間，漢朝應是將《禹貢》的九州區劃，付諸朝廷的實際政治管理。」結合前賢研究，筆者認為就「益州」而言，元封二年設「益州郡」之前應已有「益州」相關刺史，不必待武帝增至十三部刺史後才有「益州」之稱。
關於益州之名，傳世文獻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它是取「益」字增加、有餘之義。《說文》言：「益，饒也。」段註：「食部曰：饒，飽也。凡有餘曰饒。」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元封）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啟犍為、牂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雲。」第二種解釋出自緯書《春秋元命苞》：「益之為言，隘也，謂物類並決，其氣急切決列矣。」此說影響到《釋名》，其言：「益州：益，厄也，所在之地險厄也。」但元封二年武帝將西南新辟領土命名為「益州」；新莽改益州郡為「就新」，這些暗示益州之「益」僅是指疆域得到拓展，《元命苞》所言當是後來衍生之歧義。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武帝在西南新開犍為郡，其後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大平西南諸族，設牂柯、越巂、益州等郡。上文提及《地理志》所言「改梁曰益」應是在此期間。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西漢初年已有監督西南巴、蜀等郡之刺史，其監察區域之名或為「梁州」；漢武帝在巴蜀以南擴張陸續設立新郡，既為彰顯武功又覺新辟領土已非「梁州」所限，故而改「梁州」為「益州」，至元封二年得滇國土地，更以「益州」為郡名。
雖然武帝改梁為益表明傳統的「梁州」觀念已不適合概括西南廣大領土，此後漢代也未再用「梁州」作為行政區劃之名，但「改梁曰益」卻產生了益州本是古梁州的效果，人們反而更加相信漢武拓地後的益州就是古之梁州。如新莽初年，益州南部句町蠻叛，王莽連年伐之，勞民傷財，時人稱「空破梁州，功終不遂。」新莽末年，公孫述據益州在成都稱帝，時人稱其「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
相對於照搬「雍州」地名命名西北新拓領土來說，漢人依託《禹貢》對西南益州的詮釋則較少，史籍中較為明顯的也只有益州郡「黑水祠」與「改梁曰益」兩條。這裡再補充一則漢人雜糅《禹貢》《星經》以將「益州」納入傳統天下觀的案例。上文已提及戰國秦漢時代人們習慣以二十八宿對應天下州國。對於西南廣大地區，《漢書·地理志》傾向將西南巴、蜀、牂柯、益州等郡納入井、鬼二星即傳統的「雍州」分野，但這只是漢代天文分野說的一種。《史記·天官書》言二十八宿分野有：「觜觿，參、益州。」此是以漢代益州對應觜、參二星，《漢書·天文志》沿襲此說。《春秋元命苞》亦言：「觜、參流為益州。」可《漢書·地理志》又言：「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此知《漢書》兩志在觜、參對應分野上抵牾。關於此問題，唐人張守節據所謂《星經》「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條，注《天官書》益州分野：
《括地誌》云：「漢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為益州廣漢。廣漢，今益州咎（雒）縣是也。分今河內、上黨、雲中。」然按《星經》，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今河內、上黨，雲中是。未詳也。
受《天官書》影響，漢代以降諸天文家皆以觜、參對應益州，但又多並稱「魏」與「益州」。如張守節「未詳」一樣，清人亦發出疑問：「夫魏地何以為益州？既曰益州，復何以當冀州晉國之分野？此亦千古不可解之疑也。」現對此問題做簡析。首先，唐人所據《星經》已非戰國《星經》原貌，由文中「益州」可知其曾為漢人改動。其次，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接近戰國二十八宿分野的描述來自《淮南子·天文訓》，其言：「胃、昴、畢魏，觜嶲、參趙，東井、輿鬼秦。」在這一諸國分野體系內，西南巴蜀之地未被視作單獨一國，故後來某些保守的天文家只得將其歸入井、鬼秦之分野（如《漢書·地理志》所載）。《地理志》言：「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趙地，昴、畢之分壄。」此說將《天文訓》趙、魏兩國分野對調，或是趙、魏兩國相鄰易於混淆所致，亦可視為戰國分野說之衍生品。最後，回到《漢書·地理志》所言觜、參為魏分野與《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觜、參為益州分野的矛盾上。筆者認為，益州與魏地相隔數千里卻同屬一個分野，這無任何天文學依據，亦非知識流傳中的訛誤所致，而是漢人有意為之，它看似矛盾卻有其特殊邏輯。面對西南益州之廣大領土，漢代部分天文家不滿足於將它納入傳統井、鬼秦雍之分，而試圖為益州配上獨立分野。戰國以來的諸國分野流傳至西漢，觜、參二宿逐漸被用以對應魏國，魏國因遷都大梁，多被稱為「梁國」；漢人既認為益州原為「梁州」，故因一「梁」字而移花接木，以觜、參二宿對應益州，於是他們增改《星經》曰：「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班固亦據《三統曆》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實沈」是就歲星十二次而言，天文方位對應觜、參二宿。漢人此舉雖近乎肆意，但其改造後的觜、參益州分野卻廣為接受。據《晉書·天文志》，兩漢以降諸天文著作皆認同觜、參為魏、益州分野之說，魏晉陳卓更據此詳言益州諸郡之分野：
廣漢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為入參三度，牂柯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
從《淮南子·天文訓》歷經《星經》及班固分野說到陳卓列益州諸郡入觜、參度數，原來在戰國二十八宿分野之外的益州有了對應的星宿並融入了華夏星野。
綜上所述，與漢武時期「改梁曰益」口號下《禹貢》「梁州」之境實際已得到擴張相對，漢人還煞費苦心地為益州（梁州）在傳統天文分野上謀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說「改梁曰益」容易使人認為漢武擴張後的西南領土即《禹貢》所言上古「梁州」之範圍，那麼觜、參益州分野說這種漢人改造出的「新知識」則更像是對「改梁曰益」的補充說明，更有助於增添益州本屬「中國」的歷史合法性。
應劭在《漢官儀》中寫道：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戎狄，置交阯朔方之州，復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涼），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獨不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襲，始開地方，遂交南方，為子孫基阯也。
在應劭看來，西漢十三州部中只有交阯、朔方二部才是上古三代王化未及之處。隨著三危、黑水等《禹貢》地名出現在西北、西南邊疆，如班固、應劭一樣篤信《禹貢》「九州」的漢儒多傾向認為漢武所拓涼州、益州自古便是天下九州之一部，他們更樂於接受「改雍為涼」「改梁為益」之說。
四、余 論
從戰國後期開始，古代中國在步入周秦之變的同時，其疆域也得到了空前擴張，這一歷程至漢武帝時達到極致。面對四方新拓的廣大領土，漢帝國除在政治上推廣郡縣、屬國等制度外，還試圖利用傳統的地理知識去認識邊疆、塑造自身的天下觀。此時在被尊為意識形態的儒學中，各種關於華夏邊緣的知識被充分調動、運用起來，如朝廷據《詩經》《尚書》《禮記》等文獻北設朔方郡，南設交趾郡。具體到西部邊疆地名上，《尚書》的地理專篇《禹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到弱水、黑水、積石、崑崙，小到三危、豬野、桓水，這些與《禹貢》「雍州」「梁州」相關地名成批出現在了西漢新拓涼州、益州區域。 朝廷的政治需求固然是促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動因，但我們還能發現西漢經學家特別是古文經學家也在積極嘗試用《禹貢》地名去詮釋新拓領土，這些嘗試充分體現在《漢書·地理志》所收「古文以為」條目上。
對於以「九州」為內核的《禹貢》知識體系來說，漢朝在各地落實九州地名使它得到了補充與升華，自此《禹貢》在指導古人的地理認知與塑造古人的天下觀上更具有動力。在漢代，起初被「古為今用」用來認知新拓邊疆的「三危」諸地名，隨著儒學發展及儒經地位的提高逐漸被當作《禹貢》本義所指。人們越來越相信邊疆上那些以《禹貢》地名命名的新山川就是上古山川，而承載這些山川的新拓領土也被視為自古從屬於華夏九州；對於漢武帝在西北、西南之武功，人們認為那不過是「改雍曰涼」「改梁為益」而已。當然，這一效果可能是漢朝統治者在與經學家共謀時所始料未及的，可它卻隨著《禹貢》知識體系的不斷被「陳述」而深入人心。
清人胡渭曾言其《禹貢錐指》體例是模仿杜佑《通典》之《州郡典》，原因是：「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胡氏之說並不周嚴，以《禹貢》九州為綱、系以諸朝現實地理區劃的做法古已有之。如西晉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即是：「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不久，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述「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亦應祖述九州。《晉書·地理志》記晉朝諸州皆從《禹貢》始，如其記道：「涼州。案《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為狄……」「益州。案《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為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為雍州之地……」與《晉書》相映，《隋書·地理志》（出自《五代史志》）據《禹貢》九州分隋朝全盛時期郡縣為九部，每部以九州為名概括總結本區域之地理信息。總而言之，自漢代獨尊儒術，《禹貢》這一經學地理專篇被奉為圭臬，歷朝地理學者逐漸養成了為學著書必祖述「九州」的習慣（此習慣可上溯至揚雄《州箴》，並非始自《通典》），於是《禹貢》這套關於上古地理的經學知識便與歷朝的政治地理牽連在一起，不少原本旨在關注現實的地理著作自誕生起就染上了濃厚的歷史主義色彩（這或許是中國古代沿革地理學發達的根源所在）。從《晉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通典·州郡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漢人利用《禹貢》構建出的涼州即古雍州、益州即古梁州的地理印象被承襲下來，後世學者仍會籠統地認為漢武所拓西北、西南諸地本是上古虞夏時代華夏政權之勢力範圍。基於此種虛構的歷史認知，史家才會言涼州「周衰，其地為狄。」在經學內部，受漢代地理影響，學者結合《禹貢》有「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大多認為上古虞夏時代的版圖極其廣大。如唐孔穎達說：「《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直至清代，將《禹貢》之學發展到極致的胡渭仍誤把西漢河西諸郡視作「禹跡」、古「雍州」，他以此對比周代西北疆域，指出：「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於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當然，並不是所有古人都迷信廣大的「禹跡」，因為稍加比較便知秦皇漢武開拓之功，如唐人李德裕就說：「漢武翦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禹貢》之所以成為沿革地理學之源頭、總綱，不僅在於它為後世提供了一套關於上古的地名知識，還在於它塑造了一個以「九州」為框架、具有一定彈性的天下觀。以宋代為例，地理學家們在記錄現實邊疆時不得不把眾多漢唐舊地歸入「化外」，但這並不妨礙士大夫們把本朝版圖鼓吹為與漢唐等齊，至太祖太宗時「大禹之跡復混而為一。」長久以來，學者們已習慣了從正史地誌中掘取客觀的地理信息，而相對忽視了受《禹貢》等經典影響，縈繞在那些地理知識生產者頭腦中的天下格局。以《華陽國志》為例，對於秦漢之前本為化外之地的蜀地、南中，該書較為客觀地保存了它們各自的歷史、傳說，研究者亦多據此探討西南歷史地理；但《蜀志》《南中志》開篇極力描述兩地與華夏文化之聯繫，全書又以「華陽」為名，這暗示著晉人常璩依然如漢人一樣，把經秦漢擴張後的西南廣大地區視作《禹貢》之「梁州」。一言以蔽之，受《禹貢》《職方氏》等經學篇章影響，傳統正史地誌往往是虛實結合的產物，虛即因經學而生的「四海」「五服」「九州」「十二州」等天下觀，實即歷朝客觀的地理信息（也是志書主要內容），學者在用其「實」時亦應對其「虛」處有足夠認識。
【牛敬飛：《論漢代西部邊疆上的《禹貢》地名》，《學術月刊》2018年第3期。為了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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